▲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19日，印度多地农民在街头庆祝抗议取得胜利。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向全国发表讲话称，决定取消激起农民强烈抗议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人民视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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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政府仅仅在农产品价格和流转机制上动刀，只是寄希望于农业资本化、市场化来增加农民收入，反而会加剧土地兼并等现象。”

自上世纪60年代实行的由政府干预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利益，但阻碍了印度农业市场化和规模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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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唐迎露

责任编辑｜于冬

“我敦促参与抗议的农民们尽快返乡，开启全新的生活。”2021年11月19日，印度总理莫迪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撤回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并向农民道歉。

自七年前出任总理以来，莫迪一直以“政治强人”的面目示人，他在废钞运动、推行国民身份法案、修改克什米尔自治地位等内政实施中都不顾大规模抗议示威，这一次，莫迪政府却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面前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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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缺乏沟通和动员的改革

从收音机里听到莫迪撤回三大农业改革法案的消息，来自旁遮普、北方邦等地的抗议农民欢欣鼓舞，他们在首都新德里城郊安营扎寨已有一年之久。

“土地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穷得就只剩下一点土地……莫迪（政府）想要夺走它，送给他那些有钱有势的大资本、大商人朋友，休想！”接通电话时，来自旁遮普省的农民巴比尔·辛格(Balbir Singh)怒气未消地告诉南方周末。

莫迪政府最终做出了让步。他宣布撤回三大农业改革法案的时间，正逢印度传统节日“祖师节”。

“或许，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种种不足，无法向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充分解释我们的良好初衷。今天是祖师节，不是指责任何人的时候。”莫迪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

一年前，莫迪政府踌躇满志地推出了三大农业改革法案：《2020年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2020年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和《2020年基本商品（修正）法案》。

“三合一”农业改革法案是莫迪政府2014年上任后一系列经济改革的重要部分。根据这三部法案，农民可以对农产品自由定价，并将农产品出售给政府授权经销商之外的买家，并免除手续费和交易税。

印度农产品采购监管制度可追溯到英国殖民时代，并在上世纪中叶进一步得到加强，不少农民和商贩已习惯了这种“统购统销”的采购监管制度。

“这种监管制度可以避免农民被中间商欺骗，派驻市场的农产品市场委员会工作人员还会记录每一笔交易，即使买方拖欠货款也可以维权。”梅瓦·甘地（Mewa Gandhi）是北德里阿扎德布尔（Azadpur）农贸市场的一名农产品授权中间商（Mandis）。

他每天的工作是，按照政府发布的指导价格为基准议价，收购农民运到农贸市场的蔬菜和副食品。但梅瓦·甘地也承认，由政府统一采购并指导价格存在很多漏洞。例如，不少中间商时常亲自跑到田间地头以低于政府指导价收购蔬菜，一些农民也愿意到“黑市”上出售农产品。

莫迪政府农业改革的初衷是提高农民的自主性，进一步推动农业市场化，莫迪改革也得到大多数印度经济学家的认可。但他们也批评执政者，其在制定政策前没有充分征询农民的意见。

2020年11月，莫迪政府依仗执政的人民党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既没有跟农民、农会等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也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就在议会强行通过了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印度农民群体受教育程度更低，往往信息闭塞更易传播和接受谣言。当莫迪政府的农业改革法案传到农民耳中时，已经变成了“政府将要废除授权中间商制度”“所衍生的最低采购价格（MSP）制将不复存在”“未来若有纠纷，农民个体在法院无法战胜大公司”。

这是一场缺乏沟通和动员的改革，凸显出印度政府存在着信任赤字。尽管莫迪政府多次做出承诺“不会废除授权中间商制度”，并且改革只会让农民有更多选择。但印度农民依旧称改革法案为“黑法”，怒火也促使其从四面八方涌向首都新德里。

2

“市场机制对我们没有用”

2020年12月初，旁遮普省农民巴比尔·辛格驾驶着拖拉机，搭载着二十多名同乡进入新德里，他们一度占领了莫卧儿王朝的王宫——红堡。

印度政府派来警察。在水炮和催泪瓦斯的攻击下，抗议的农民被驱逐到新德里郊外的公路上。在此，抗议农民开始安营扎寨。

“即使死在这里，我们也不会让步！”2021年1月，巴比尔·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誓言坚守。他的拖拉机后拖斗里满是泥巴，却装载着干粮、炊具、被褥以及用来搭建帐篷的塑料布。

一个大纸箱子里还有大米、土豆、扁豆、大蒜以及各种调料，巴比尔·辛格说，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抗争的准备。寒冷的深夜，他们就蜷缩在搭建的帐篷中。

抗议运动爆发初期，莫迪政府还认为农忙时节来临或者农民“弹尽粮绝”后就会自行散去。这一次，莫迪政府又失算了。

抗议农民不仅轮流返乡种植、照料和收割庄稼，返乡者还带回了新的粮食和蔬菜。其中，以旁遮普锡克教徒为主力的抗议队伍，还发挥了其社群中施舍互助的传统，他们开设了不少被称为“兰加尔”（Langar）的大食堂，为抗议农民提供免费的食宿。

在现代印度社会，种姓和宗教依旧保留着不可忽视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同时，全印农民协会（AIKS）、印度农民联盟（BKU）等现代民间组织也呼吁各地农民和农业工人向抗议农民伸出援手。

一年来，印度多地公共交通、批发市场、商业街区、铁路等部门多次声援农民，高峰时有2.5亿人参与大罢工。

来自锡克教徒中的贾特人（Jat）是这场抗议的中坚力量。贾特人一般身材高大粗壮、勤劳勇敢、能耕善战，素有“哪里有贾特人，哪里就有威风”之说。

在古代，贾特人一度打得莫卧儿王朝元气大伤。时至今日，贾特人群体依旧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军事化组织，主导最新的农民运动的不是最穷的农民，而是以贾特人为主的中农和富农，多数来自旁遮普。

旁遮普是印度土地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区域之一。据《印度时报》透露，占当地人口32%的“不可接触者”（贱民）仅仅拥有3.5%的耕地，其余大部分土地由锡克教徒中的贾特人等族群所有。

因此，这场农民运动更像是一群“既得利益者”的反改革运动。但是，“不可接触者”的贫农阶层也被广泛动员了起来。

不论贫农还是中农、富农都担心，按照莫迪政府的农业改革方案，他们的土地很快就会被印度大型农业企业吞噬。

“安巴尼（Ambani）家族、阿达尼（Adani）家族一直在兼并破产农民的土地。”巴比尔·辛格不无嘲讽地说，“莫迪政府和这些大资本家是亲兄弟。”

抗议的农民普遍担忧“议价权”的丧失。多年来，农民已经同经销商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如果推行农业购销机制改革，个体的农民将要直面具有垄断能力的大企业和财团。

“如果让大企业直接采购农产品，那么，它们将获得定价权，我们将会失去土地和收入。”印度农民抗议运动主要领导人古尔南·辛格·查鲁尼（Gurnam Singh Charuni）公开表示，“我们不信任那些大企业，也不相信莫迪政府。所谓市场机制，也只能在那些贪腐现象少、监管力度大的国家有效地运行。在印度，市场机制对我们没有用。”

3

“断臂求生”？

在使用了警察驱逐、网络封禁等多种强硬手段后，莫迪政府也意识到，“加强对话和磋商是打破对峙双方信任赤字的另一条出路”。

过去一年里，莫迪政府与抗议农民的代表至少进行了11轮谈判，并作出了暂停农业改革法实施、修改某些争议性条款等让步。

但农民抗议运动仍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直到2021年11月19日，莫迪公开宣布撤回三项农业改革法案，抗议的农民才开始逐渐散去。

不过，这一胜利却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过去一年里，至少有700名印度农民在与警察的冲突中被打死或踩踏挤死，还有十多人在抗议点附近因交通事故丧生，更有三十多人死于饥寒交迫。

莫迪政府撤回三项农业改革法案，也被国大党等印度反对党讽刺为“断臂求生”。

2022年，印度将迎来大选年，农民则是最大的投票群体。北方邦、旁遮普邦等地市是抗议农民主要来源地，更是印度传统人口和农业大邦。

在2019年大选中，北方邦占据了印度下议院543席位中的80席，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夺得其中的62席。因此，在北方邦等地的选举政治中，农民是各党“必争”的群体。

“莫迪一直凭借不惧批评的强人形象吸粉。但是，他在农业改革问题上服软，可能会削弱他在支持者心目中的形象。”印度阿育王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吉尔斯·维尼尔（Gilles Verniers）分析说。

“铁腕”形象受损之余，莫迪政府还可能失去相当一部分大企业、大财团的支持。2014年上台后，莫迪政府奉行更为激进的亲商、亲资本政策，倾力打造向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倾斜的“商业友好型经济”。

这项政策并不是莫迪政府的独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就开始推行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2003年至2012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了8.2%的高增长率。

不过，这一轮改革的红利正在消退。2011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从上一年的8.5%已骤降至5.2%。新冠肺炎暴发后，印度的财政整固计划也受到冲击，仅2020—2021财年，该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飙升至9.5%。

此前，莫迪政府预设的财政赤字控制目标为3.5%。其中，印度推行多年的基本农作物最低收购价制度，已对其入不敷出的财政雪上加霜。因此，莫迪政府试图通过三大农业改革法案，为撤销农业补贴埋下伏笔。

“柴油、电价和水价都在升高，化肥更是高价也买不到，所有的种植成本都在上升。”旁遮普省农民巴比尔·辛格抱怨，最近，尽管莫迪政府将小麦基本收购价格上调了2%，这仍然不敷成本。

尽管印度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农业对印度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依旧逐年下滑。2004-2005年，农业产值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9%。2010-2011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14.6%。

印度农民的人均收入也迅速下滑。2010-2011年，印度农民的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96%，已经远低于同期7.29%的国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当前，在印度13亿总人口中至少有六成以农业为生，多数农民被捆绑在低效的农业上，不少人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贫穷的土地上寄宿着大量贫穷的人口，也阻碍了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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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标榜利农的新政策，往往会成为杀死我们的新坑”

“新冠病毒更是让我们清醒，只有土地才是我们的命根子。”撒查·梅赫拉（Sacha Mehra）是旁遮普邦一个名为莫里（Mawly）村的村长。

他说，村中的不少年轻人多年来都喜欢到大城市务工，但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封城措施和企业破产，又让年轻人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

土地产出仅能勉强养家糊口。印度政府2018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37公顷，而彻底解决一名农民的温饱问题至少需要0.63公顷的耕地。

1947年8月独立后，印度进行了一场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导致很多地区如今仍保留着封建式土地生产关系，土地分配高度不均。2015年至2016年，印度有高达68.5%的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不足1公顷。不到人口1%的富农和地主，却掌握着人均10公顷以上的阔野肥田。

一些“超级地主”不仅拥有私人武装，甚至还保留行使初夜权的历史陋习。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占农业人口的多数，却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成为贫穷的雇农。

莫迪的农业改革并没有触及土地所有制政策。印度农民联盟运动领导人达山·帕尔（Darshan Pal）认为，“莫迪政府仅仅在农产品价格和流转机制上动刀，只是寄希望于农业资本化、市场化来增加农民收入，反而会加剧土地兼并现象。”

多年来，高利贷盛行、化肥等农资价格飙升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问题，已经让不少农民破产进而失去赖以栖身的土地。据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统计，半数以上的农民负债累累。《印度时报》则报道，仅2020年，就至少有10677名农民自杀身亡，而负债是印度农民自杀的主要原因。

八年来，现年53岁的莱娜（Lena）一直在笔者工作的大楼从事保洁工作。她时常打开手机翻阅丈夫的遗照。

“每一项标榜利农的新政策，往往会成为杀死我们的新坑。”莱娜说，他们一家的不幸始于1991年印度政府推行的农业市场化改革。

当时，莱娜一家所在的北方邦大力推广一款转基因棉花，当地政府官员信誓旦旦地说，新棉花不仅产量高，还能抗干旱、抗病虫害。于是，她的丈夫以24%的高利息借款6万卢比（约合人民币5000元）。

种子昂贵的转基因棉花不仅没有带来财富，还在市场上无人问津。两年后，这笔高利贷也“利滚利”变成了二十多万卢比，债主还派出打手频繁登门逼债。

莱娜的丈夫整天愁眉不展，两度割腕自杀，但都被及时发现并抢救了过来。直到1994年10月的一天，她的丈夫在山坡一棵树上系上绳索上吊自杀。

他的死亡并没有解决债务危机，债务还是转移给了妻子和孩子。在简单的丧礼现场，高利贷债主还威胁不还钱不得火化尸体……

不久，莱娜一家赖以为生的1.2公顷水田也被债主强占，仅有的一头水牛也被牵走。她向当地官员和警察求助，却被告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很多年后，莱娜才从报纸上了解到，一些腐败的官员和警察往往是高利贷幕后真正的“金主”。

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稍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991年之后的13年内，至少有20万农民因转基因棉花推广项目而自杀。自此，每一项农业新政都会引起印度农民群体的不安、警惕和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