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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富足的年代，一个家庭养育多少儿女是最为理想的呢？中国古代民间有“五子登科”的追求，五个儿子大约是极限。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宋代古人催生有多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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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photo / 图）

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婴儿的夭折率很高。在史书上，可以看到很多“生数男女皆不育”或“早夭”的记载。婴儿出生存活三天，算是闯过人生中的第一关，父母会为婴儿庆祝，也就是举行所谓的“三朝礼”，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是为婴儿洗浴，叫做“洗三”，也叫“洗儿”。苏东坡有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是为他和王朝云生的孩子而写，然而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夭折了。

瘟疫、自然灾害以及战乱等各类因素都会导致人口急剧减少，而中国地域辽阔，农业社会时代急需大量的人口作劳动力。

一边是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另一边是同样旺盛的人口需求，人们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多生。西方汉学家研究宋代妇女生育情况，发现已婚女子一生平均怀孕近10次，生育6.1个子女。

为了鼓励生育，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全方位的催生文化。

生殖崇拜，脑洞大开

上古时代，人们无法解释女子的生育能力，不知道只能通过性交才能生育，便将其归结于神秘力量。其中很重要的一类就是感生神话，即女子不通过性交，而通过其他方式的感应怀孕生子。比如《诗经·生民》中讲述了一名叫姜源的女子，因为踩了上帝的脚印，受到了感应而怀孕，最终生下了周朝始祖后稷。《诗经·玄鸟》则讲述了一名叫简狄的女子，因吞下一枚燕卵而怀孕，生下了商代始祖契，这也体现了先秦人民对“卵生”能力的崇拜。

动物界中的禽鸟、鱼虾以及爬行动物很多都是通过卵生，先民崇拜卵生能力是很自然的，他们甚至形容“天地混沌如鸡子”，将天地比作一个鸡蛋，而生命孕育其中。此外，婴儿在母亲体内有一层胞衣，也和鸡蛋外壳相似，所以神话中会有女人生出“肉球”或“卵”的想象。

蛇也是卵生动物，生殖能力强，人们也崇拜蛇。女娲是一位创造（或者说繁衍）生命的女神，她就是人首蛇身。女娲常常和同样是人首蛇身的伏羲一起出现，两人尾部或分开，或交缠在一起，或许是象征阴阳交合、雌雄交配。据学者研究，云南地区的女娲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阴户宏大，这是生殖力旺盛的象征，体现了先民对女子阴户的崇拜。“女娲造人”或许就是一则以大量繁殖人口的方式拯救族群灭亡的寓言。

除了神秘力量，人们还会通过“相似律”将某事物和生殖联系起来，比如鱼、昆虫、葫芦、各类瓜果等。《诗经·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既是以桃花形容女子容颜，也是以桃树结子繁多来形容女子生育能力旺盛。《诗经·绵》用连绵不断的藤上结出的大瓜小瓜，来祝颂子孙昌盛。《诗经·螽斯》是一首祈盼多子多福的诗，诗中用蝗类昆虫——蝈蝈的强大繁衍能力，来祝愿后妃子孙众多。后世中医还认为，螳螂逢木便产子，一次产下数百个，繁殖力非常旺盛，再加上螳螂两臂如斧，充满了阳刚之气，因此男人通过服食螳螂之卵，可以提高生育能力。通过“相似律”而产生的风俗更是数不胜数，比如用红枣桂圆祝福新婚夫妇早生贵子，既是谐音，也是“相似”——结子多。

除了自然界的事物，民间还发展出了各类生育之神，包括：高禖、九子母、诃利帝母、送子观音、碧霞元君、张仙、顺天圣母、妈祖等等。

这些千奇百怪的生育信仰，都体现了中国古人对生育的崇拜。直到现代，随着医学的进步，生育的神秘性逐渐消散，各种原始的生殖崇拜失去了信仰基础。

（视觉中国 / 图）

多子多福，生育惯性

自古以来，重视生育是大多数人的观点。

孔子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孟子也主张“广土众民”，孔孟保护小农经济，将生育上升到“人道之大伦”上。墨子认为国家要富强，在于人民众多，如果人口不足，那么“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他认为男女早婚十年，就可以至少多生三个孩子，因此男子二十必娶妻，女子十五必嫁人。《管子》也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这些思想均成为历代王朝的主要人口思想，并从政策层面逐渐转移到了潜意识层面，形成了一种生育惯性，以至于在不需要过度繁衍人口的时代，人们也还是希望多生。

那么，在和平富足的年代，一个家庭养育多少儿女是最为理想的呢？中国古代民间有“五子登科”的追求，五个儿子大约是极限。当然，光有儿子也是不够的，“儿女双全”才能算全福人。和平富足的年代，儿女数量和比例最理想的大约是“五男二女”——宋代男女成亲，聘礼、催妆礼、催生礼中，可见到各式各样的“五男二女”图样，就代表着这一理想（贫困家庭另说）。

因此，中国古代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很快的。

按照古代的分家制度，每一名儿子都能获得家产，儿子分家之后又重新组成一个独立家庭，新的家庭无法雇佣到劳力去干农活，就必须生出足够多的新劳动力（即儿子），才能让家庭维持下去。按照韩非子的说法，一家生五个儿子，儿子分出去后，每人又生五个儿子，这样下去，一名祖父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也就是说，人口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明代徐光启认为，人口大约会在30年增加一倍。

据估算，战国中期总人口大约在2500万-3000万，末期有所增长。但因诸侯争霸，战乱频繁，各国将领大规模坑杀士兵，导致人口增长缓慢。在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一夜之间坑杀40多万赵国士兵。秦末再次大乱，项羽攻打秦国时，也坑杀了秦将章邯的20万降兵。到西汉初年，大约只剩下1500万-1800万人口，这让政府非常忧虑，好在汉代一统后，社会趋于稳定，政府进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生育，到文景之治时人口达到了2500万，到汉武帝前期已达3600万，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已有了5900多万人口。东汉末年发生大规模战乱，三国割据，西晋末年八王之乱，都不利于民众繁衍。后又经历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北方汉族人口受到了严重摧残，甚至有“十室九空”“十不存一”的记载，汉赵刘聪时，估计华北地区人口约700万，南渡的东晋人口约540万，合计1200余万。隋唐统一，社会重归稳定，生育率得以提高，到唐天宝十四年，记录在籍的人口有5292万。到宋代，全国人口开始破亿。

其实从宋代开始，生育问题已不再是急需解决的国家问题，而在民间，“多子多福”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加上商品经济发展，民间甚至有“典妻”“租妻”“借妻生子”的现象，而且这种典妻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元代政府曾禁止典妻，但到清代，典妻现象仍然不少，据记载，清代安东县有一名叫赵喜堂的男子，因生活贫困而将妻子典给他人，并立下了契约，期限为八年。清代乾隆二十七年，人口已达到2亿，等人口突破3亿时，乾隆皇帝还曾一度对人口过剩造成的潜在危机感到忧虑，人口在道光二十年达到了4.13亿。

当然，中国古代不止“多子多福”这一种生育思想，也有的思想家和宗教主张节育，但这些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农业社会需要大量大劳动力，“多子多福”就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有节育思想的佛教、道教，在后世也会被世俗同化，佛教有送子观音，道教就有送子娘娘碧霞元君。

如今，农业社会正逐步解体，家庭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无论儿子还是女儿，都会增加家庭成本，人们开始重视自身的生活质量，“多子多福”的惯性思维注定会逐渐淡化甚至消失。

（IC photo / 图）

政策催生，奖励多胎

在中国古代，当民间生育情况不理想，百姓无力多生时，国家会制定生育政策，进行具有强制色彩的催生。

大众最熟悉的，恐怕就是“勾践灭吴”故事中的鼓励生育政策了。东周后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互相兼并，尤其到了战国后期，因为动不动就大量坑杀战俘，战争带来的人口锐减问题非常严重。“小国寡民”必然争不过人众兵强，因此当时国家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存亡。吴越争霸，越国大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实力，最终灭掉吴国，靠的就是强有力的鼓励生育政策。

“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生下一个男孩，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下一个女孩，奖励两壶酒一头猪；生三胞胎直接配免费奶妈；生双胞胎，国家发给食物。这些条例都是鼓励为主。与此并行的就是惩罚措施：“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禁绝老少恋、黄昏恋，强制早婚，男女到年龄不嫁娶，父母要被罚。

到了汉代，人口依然不多，依旧实行鼓励婚育政策。汉高祖七年，对于生育子女的家庭，免除两年的徭役。汉惠帝时规定：女子十五岁以上到三十岁，不出嫁就要被罚“五算”。所谓“算”，指的是当时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百姓缴纳的人头税，每人缴纳120钱，就是“一算”。被罚款“五算”，即被罚五倍的人头税——600钱。当时的粮食均价大约是每石100钱左右，“五算”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为了更多繁衍人口，东汉章帝时国家正式颁布“胎养令”，即对怀孕妇女给予物质奖励，同时继续汉高祖的政策，对生子的家庭免除相应的徭役和人头税。汉献帝时也有官员对产子的妇女“厚致米肉”，这种“胎养令”在后世一直被沿袭。

汉景帝时，下令对怀孕的女囚犯采取减轻刑罚的政策，如果犯的是死刑，也会缓期执行。这种政策也被后世政府沿袭，并写入法律之中。同时，为了保证男性囚犯的生育权，东汉时期出现了“听妻入狱”的制度，即：允许已婚且无子的死刑囚犯的妻子进入监狱，和犯人一起居住，以便传承后代。这一制度到魏晋时成为成例，西晋时，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听妻入狱”的制度也被他们采纳。这种制度在明清时期仍被写入律令，直到清朝末年，受到西方法律思想的冲击，“听妻入狱”才被彻底废去。

在唐代，政府除了给生子家庭免除徭役、进行物质奖励外，同时还提倡寡妇二婚，这一方面是唐朝风气开放，一方面也是为了繁衍人口，这和后世人口暴增时，社会要求寡妇守节是不一样的。此外，唐太宗还曾下令，将官员管辖范围内户数多寡和婚配情况，作为官员的政绩指标。唐代实行的是严密的户籍管理法，县令每年必须亲自审查户口，核实年龄和人口的身体情况，全国每三年就要更新一次户籍，州、县、中央一式三份存档。后来各王朝均沿袭了这种规定。

明代也会给多胎家庭予以补助，《明太祖实录》多处记载，有几名女子都是一胎生下三个男孩，政府或是赐钱六千，或是赐钞十锭，或是赐予钱米，并帮忙配备乳母。后来这种奖励成为惯例，只要有人生下三胞胎，就按照旧例奖励钱米等。清代沿袭这种政策，但对少数民族的奖励进行变通，蒙古族以牲畜为生，按照旧例给米和布不合适，就按照价格折算成马牛羊等牲畜进行奖励。

如果把中国古代催生文化比喻成一辆大车，那么生殖崇拜、多生观念和国家政策，就是这辆大车的三个轮子，共同控制着车的方向和进退。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农业社会解体，医疗条件迅速提升，生育既不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也不再是每个家庭必须的事情，“生殖崇拜”和“多生观念”这两个轮子逐渐失灵，走上了生育政策单轮驱动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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