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悦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谣言！

小红书博主与外公的祖孙照，被营销号“飞哥在东莞”造谣成“老夫少妻”，事发后删帖改名了之，而涉事女生将面临或高达数十万元的维权费用，折射出网络谣言维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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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舆论困境。系列组图多处标明二人系祖孙关系情况下，营销号恶意造谣。围观者不指责造谣者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反倒追问受害者为什么要和外公拍像婚纱照一样的照片，苛责完美受害者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隐形施害者，使受害者遭受舆论的二次伤害。

其二是法律困境。想要平台减少扩散，需要出具法律文件，甚至“证明我与外公的关系”。因而有网友建议连带平台一起起诉，让平台提供造谣者删除的帖子。这种“迂回策略”何尝不是应对网络谣言取证难、截图证据效力不确定的无奈之举。

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选中的人”，极大损害网络时代人们的安全感。

针对受害者维权困境，“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由“自诉”转为“公诉”，释放了治理网络谣言的强烈信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曾对此表态，降低不该有的维权成本，提高必须有的违法代价，指向的正是互联网时代公民的行为边界问题。

平台对营销号乱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像“飞哥在东莞”这样的惯犯，平台应该加强内容审核，封禁账号后防止其改头换面继续兴风作浪，把好造谣者源头关。

北京师范大学梁迎修教授梳理发现，2020年网络谣言民事侵权案件166件，最后确定的赔偿数额仅为索赔数额的12%，维权成本高，传谣收益大，降低了法律威慑力。另有研究者撰文指出，上位法未对“网络谣言”有精准定义，无充足法院判例做参考的情况下，打击网络谣言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可能带来执法合法性不足或者执法随意等问题。

在以《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为“谣言”治理依据基础上，对“网络谣言”精确界定，方能降低网络谣言治理的执法“风险”，实现精准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