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来推进。其中，夯实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随着广东省内乡村振兴各项政策不断深入实施，乡村治理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作用愈发凸显。

“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评估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杨正喜教授在接受南方农村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杨正喜长期深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研究方向，连续几年参加广东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第三方评估和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检查验收等工作，对乡村振兴相关议题掌握了鲜活的一手调研资料，并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提炼。

结合长期以来的研究与实践，杨正喜分享了有关乡村治理的观察与思考，对乡村善治推动乡村振兴新路径提出见解。他认为，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关键在于农村各组织体系的共同参与、自我管理、民主议事，只有让农民自觉、自发地成为家乡建设者，乡村振兴才有内生动力。

调研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凤池社区乡村治理体系（受访者供图）

有效治理是基石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优势

南方农村报：怎样理解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间的内在逻辑？

杨正喜：乡村振兴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治理有效既是乡村振兴制度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然结果。当前乡村振兴最大的问题在于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

在调研中我发现，“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现象普遍存在，制约了乡村振兴效果。有效乡村治理是党的领导下，尊重广大农民意愿，通过议事协商、清单制、积分制等制度安排，让农民真正参与到乡村振兴规划、产业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决策和实施中来。乡村振兴不是干部振兴，只有当全体农民主体意识增强，激发乡村治理的参与活力,意识到自己在乡村振兴中的责任并且自发承担自己的责任，乡村振兴战略才能真正激发出全体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评估中心在承担农业农村部乡村治理体系试点评估工作，在广东各地发现党建引领、群众参与鲜活案例。如在惠州霞角村在党组织带领下，通过党的惠民政策宣传实施、网格化管理、三工联动等，调动了群众参与积极性，推动了产业振兴、美丽宜居村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霞角村乡村治理方案宣传栏（受访者供图）

评估中心在承担农业农村部乡村治理体系试点评估工作，调研到福建永和镇玉溪村，《村民细则》《外来租住人员积分细则》规定了村民和外来租户主动打扫环境卫生、维护集体利益等都可获得相应积分，并用于兑换奖品，倡导大家积极参与村庄治理。积分制的施行让村民充分感受到“存在感”，自2020年试运行积分制管理办法后，玉溪村从村务治理到村庄人居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正是这样的“存在感”，使农民有了主人翁意识，进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务决策、村庄人居环境建设。

玉溪村积分兑换方案宣传栏（受访者供图）

南方农村报：党建引领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应该从哪些关键环节入手？

杨正喜：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人先锋队性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担当等构成了党建引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党建引领制度优势包括了保证乡村治理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优势、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功能性优势和保障乡村治理中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性优势。

在效能提升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党组织、村民代表大会和乡贤理事会等议事体系建设。发挥积分制、村民议事厅等制度机制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二是加强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通过基层党组织与上级组织和群众连接，党的先进性与领导地位得以实现，党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得到增强。三是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服务群众能力高低、服务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组织领导作用能否发挥出来，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乡村治理新阶段 开创“广东模式”全国推广

南方农村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请您谈谈乡村治理的重点任务有何新变化。

杨正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历史交汇点，我们需要在两个大局中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定位，以及这一定位对乡村治理的新要求，即乡村治理围绕和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来进行，重点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重点包括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即通过组织建设，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力、执行力和战斗力；创新议事协商等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确保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落地生根，在全面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发挥清单制、积分制等在产业振兴、乡村建设中积极作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广东省出现许多生动实践，如通过村民议事厅协商决定乡村建设奖补政策落实，通过红黑榜、文明家庭评比创建美丽乡村等。

南方农村报：近年来，我国加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和典型案例推介，引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结合您的多次调研，您认为乡村治理“广东模式”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何意义？

杨正喜：近年来广东不断探索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形成了佛山三水区探索“清单制”、佛山南海织密党建网络、惠州市首创“一村一法律顾问”、汕头市推行村级“五小清单”制度等一系列好的做法和经验，并在全国许多地区运用推广，形成乡村治理广东样本和广东模式。

以“一村一法律顾问”为例。随着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群众的法治观念和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但运用法治方式解决处理问题依然有较大欠缺。当有问题产生、个人利益得不到维护时，很大一部分群众认为法律服务门槛高成本大，不愿求助于法律。同时受传统熟人社会的影响，“遇事找法”不如“遇事找人”的思想普遍存在。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律顾问深入村社，一方面通过为村“两委”干部和调解员开展培训，提高他们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乡村法律对村民们而言，不再是生硬难懂的条文，而是化解纠纷、维护权益的利器。无论大事小事，村民们习惯听一听法律顾问的意见。

法律顾问下乡开展民法典法制讲座（来源：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乡村治理“广东模式”推动党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领导，“三治”结合治理体系良性运转有效提升治理效能，调动和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主体。

驻镇帮扶在行动 区域协调走向共同富裕

南方农村报：广东是全国经济第一大省，但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短板。结合您的研究，您认为广东各地市之间应该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

杨正喜：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短板，突出地表现在区域产业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群众收入差距等，最明显的就是GDP巨大差距，如深圳超过2.7万亿，而最低的云浮才刚刚过1000亿。以下三个方面，对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或有一定意义。一是按照“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以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为新引擎，带动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地区发展；二是引导资源向粤东西北地区流动。进一步提升欠发达地区县域功能，通过财政、投资、产业、人才等政策引导资源向这些地区流动，构建地区发展新动能；三是进一步完善帮扶和支持机制。如通过“万企兴万村”、“驻镇帮镇扶村”等帮扶和支持机制，将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注入这些地区，提升地区发展能力。

南方农村报：怎样理解“驻镇帮镇扶村”这一乡村振兴重要新策？

杨正喜：驻镇帮镇扶村是广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帮扶行动，从过去“驻村帮扶”向“驻镇帮镇扶村”转变，意味着将帮扶对象由行政村上提到乡镇。在我国，镇既是行政结构的最基层，也是联通县和村的关键节点，只有镇域振兴，才能进一步扩展到乡村的全面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强调发挥乡镇上连县、下连村的纽带作用，增强乡镇的聚集辐射能力，提升县、镇、村协调发展的协同水平。

具体来看，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实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科技特派员+‘三支一扶’人员+志愿者+金融助理”组团式帮扶，能够从产业、文化、组织、人才等多方面帮助村镇确立自身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工作队势必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摸索出适用于各个村镇的帮扶方案，因地制宜开展帮扶工作。为尽可能缩短这段磨合期，我认为也应当对工作队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帮助，以及资源链接渠道。

南方农村报：您认为广东农村实现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顺利过渡与有效衔接，关键点在哪里？

杨正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顺利过渡与衔接，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建设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各地要做好全面乡村振兴的规划，做实产业振兴，做好“三村两线”工作，提高农村人居环境品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之，通过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和提升群众收入水平，成为其中最主要的几个关键点。

【策划】严亮 洪继宇

【统筹】王伟正 苏晓璇

【见习记者】池奕霏

【记者】戴弯弯

【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