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十年代以来，因受后现代哲学影响，以及文学史自身调整原因，中国现当代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渐成热潮。

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主要作家的权威性被重新讨论；二是这些作家思想和作品的主要方面被忽视，次要方面成关注点，比如鲁迅的“国民性”被转换成“个人”，《野草》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重要性，俨然超过了他的小说和杂感。有一段时间，“症候式分析”也热络起来，状态、暗示和隐密心理被曝光，作品成为作家隐私的承载。例如茅盾1928年流亡日本期间的私生活，曹禺的婚姻，巴金致萧珊的书信，老舍访谈录，等等。这些次要材料信息，能丰富原有材料库存，增加作家形象的立体感，然而，损毁、暗伤的负面效应也未幸免，不能不令人担忧。

对于讲究道义形象的国人，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还不习惯这些主要作家的“私人形象”出现在公共空间，大家会为之惶恐。但是，历史转变从来不会止于意识层面，它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这对几十年习惯于正襟危坐的人们来说，心灵所感受的冲击确实不算小。

如果依文学史自身的调整看，积极方面说，在“新文化论”“启蒙论”之后，人们愿意“回到鲁迅那里去”，强调文学的自主性，作家研究不被其他东西牵累，这当然明显加大了对作品文本内涵的研究，丰富了文学史课堂，加强了学生的审美教育。不足也存在，当历史的连续性被断裂、问疑，或是这种历史覆盖了另一种历史之后，学生会出现历史失重感。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历史失重感，一般都出现在历史转折之际，比如1949年、1979年、1985年、1993年等，真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1978年春，大学的现代文学史课堂上，贯穿始终的是“鲁郭茅巴老曹”“左联”，革命文学，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之争，“第三种人”，最后再挂着赵树理、丁玲和周立波的土改小说。文学思潮是文学史主要讲授内容，与之搭配的当然是主要作家和主要论争等。自然，不曾出现过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名字，学生甚至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些作家。我是在毕业很久之后，才读到他们的作品，知道其人在文学史上的存在。他们后来，都是以“出土文物”的形象，先后重返文学史叙述之中。所以我担心，当历史出现再次断裂，在读学生是不是会感觉“鲁郭茅巴老曹”，也不那么重要了？他们会看轻鲁迅，还有他那些异常沉重的作品吗？这种担心在樊骏先生的精确统计中已经显现：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10年间，在出版的40期《丛刊》中，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文章近500篇，接近全部论文的一半。它们是：鲁迅46篇，老舍28篇，茅盾、张爱玲各17篇，郭沫若16篇，巴金、郁达夫各15篇，沈从文14篇，周作人、萧红各13篇……鲁迅保住了头牌地位，老舍基本正常，茅盾被迫与张爱玲并列，沈从文、周作人对郭沫若、巴金急起直追，已现“逼宫”的气息。研究尚且如此，文学史课堂教学还不很快跟着走，将信息传布到学生那里去？

……

四

文学史研究也对上述热潮做出了响应。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了“鲁郭茅巴老曹”的主要作家地位，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以主要作家为重，到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沈从文被列入专章分析作家，在第二编中，与茅盾、老舍、巴金和曹禺并立，与他们的页码也大致相当。沈从文一章，明显采用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某些观点，比如，肯定了作家将“残酷”“愚昧”描写转化为人性美的观照，相信他对农民、士兵、水手、下等娼妓、童养媳、小店伙计的正面叙述，确实展现了人类生命的自在状态等等。王瑶在为其所做的“序”中，主要作家意识也有软化，认为作者吸收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除尽可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写出历史的全貌。”

这等于承认了随着历史转折引起的巨变，主要作家范围、阵容和对象日益扩大的事实，也默认了该书对主要作家某些边缘研究的现状。当然，与我列举的主要作家边缘研究的典型例子相比，这部著作的边缘研究走得不远，而试图显示出稳重、适度的叙述风格。

可见，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并非上述几个典型例子，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曾经大范围发生的现象。这一现象，从文学史研究方法、对具体作家的评价，到文学批评的勃兴，无不涉及。它从八十年代初持续至今，少说疑有近四十年的历程。它对这个学科的深刻影响，已非一篇文章所能涵括、评估。这次提出，无非是说一个持续多年、习焉不察的文学研究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边缘研究”尽管并非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发展的全部面貌，但边缘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习惯的影响却很长远，不能不引起不安。比如，翻开现代文学研究杂志，对传统的几个主要作家的研究兴趣不再，即使鲁迅仍受关注，但大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反倒是他思想和作品的边缘成果相对时兴，如鲁迅与版画、某种作品版本的源流及考证、作品人物索隐等。鲁迅研究的高度和深广度，已不复存在，像丸山昇这种发人深省的研究，几乎无人延续。

当边缘变成一种知识结构，变成一种思想视野，那么就会妨碍对主要作家的主要方面的研究提升。我这几天无事，翻阅了茅盾八十万言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再次读到他与大革命、抗战和以后历史的广泛复杂的联系，也可以说是深度介入，感慨良多。比如从武汉革命风潮中脱离，比如新疆出逃，再比如三下香港避难等，真是惊心动魄，不可复制。他们那一代作家，因为历史关系，都无法脱离与历史这种长期、复杂和深度的纠缠。他们的作品在见识上，也因此高于前一代和后一代的作家。过去的茅盾研究，确实存在与历史的政治结论过于重叠的问题，没有超脱出来，因此不妨说，现在也不是没有茅盾研究再出发的可能。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是少有成果之一，可惜此类著作太少。

在这一看似漫不经心的过程中，边缘还会使主要作家的原有东西被慢慢磨损、萎缩、变质，不再影响研究者的思想境界，不再显出研究的高度。它进入了历史遗忘的程序，在下一代人身上，在接连不断的文学史课堂讲授中，在人们的记忆里。我对此就有一个经验。我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或让学生做七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时，发现他们在处理历史问题的过程中，难以避免“抓小”“放大”，这固然与其历史经验有关，其中也不乏如上面所说，主要作家原有东西被磨损、变质之后，就会不自觉传输到学生这里，影响甚至放低他们的思想境界。由此写出的文章，也许会显得小气，局促，浅显，叫人不安。

由此可见，对“边缘研究”的已有成果不能小看，对它的影响、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也不能视而不见。目前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没有新时期以来的“边缘研究”的历史评价这个题目，如果设立，真可以坐下来做上几年，想必会给人们一点新的启示。

从九十年代孵化出的“边缘研究”，有它正面的价值，如对以前宏大、单调研究的润滑和调整。消极的方面也不能视而不见，如本文所说的那些现象。九十年代在某种程度上给人自由的感觉，然而也不能说没有代价。它的进展伴随着某种混乱，它的反思孕育着短小、局促，它的推进中也有欣喜、惊奇，比如多年不见的书籍因此问世，之后这类书籍再没有见到，也是不能不说的一件事情。

（本文系节选，注释从略，完整版请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近年来，专事于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主持“重返八十年代”讨论专栏，并承担北京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代表著作有《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艾青传》等。主编有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