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精通法律的辩方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然而，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这是1946年5月1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义正词严的开场白。

向哲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起诉书

1946年5月3日，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审判历时924天，庭审记录文字达2000万字，判决书长达1446页，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

当年，以检察官向哲濬、法官梅汝璈和首席顾问倪征燠等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远赴日本参与东京审判，排除万难、辗转取证，最终将7名日本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其中，向哲濬以中国检察官身份参加全部庭审，共有20次法庭发言。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75周年，本报记者日前独家专访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

谈父亲：

心里始终怀揣“以身报国”宏愿

南方日报：二战胜利后，盟国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怎么组建的？

向隆万：1945年10月，当时的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电函国内，转达盟军总司令“请求各国推荐适当人员以便由其选派。因此美政府特请中英苏各推五人，澳坎(即加拿大)法荷纽（即新西兰）各三人”。当时二战刚结束，各国百废待兴、人手紧张，最后决定每国先派1名法官、1名检察官组成法庭，尽早开庭审判。我父亲和梅汝璈都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都曾到美国名校攻读法学。他们既熟悉英美法系，也能用英文进行无障碍沟通，于是被分别委任为国际法庭代表中国的检察官和法官。

中国检察官团队合影（高文彬 摄）

南方日报：您父亲被委任为中国检察官后，在工作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向隆万：我父亲是1946年2月7日到东京的。他到了之后发现，由于准备时间比较仓促，加上日军侵略期间及战败后有意销毁证据，要起诉日本战犯缺少“弹药”。所以，他一方面发电报要国内各部门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提供相关资料，另一方面自己回国积极收集。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审判按英美法系审理。英美法是两个体系，一个是检察官体系，一个法官体系。检察官的作用是寻找证据和证人，在此基础上对被告起诉；被告及其辩护律师则同样有权寻找书证和人证进行辩护；法官是中立的，相当于裁判员，其作用是采纳检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量刑和判决。东京审判第一个阶段是起诉检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法官量刑阶段。在起诉检察阶段，各国检察官如果不能把战犯罪行材料搞充分，后面量刑阶段可能就会导致轻判甚至无罪释放。所以，光起诉检察阶段就用了近2年时间。

南方日报：您对父亲参与东京审判有什么直观印象吗？

向隆万：东京审判开庭时我只有5岁，闭庭时也只有7岁。当时只知道父亲来去匆匆，并不懂他在干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是，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父亲却在熬夜，用一台“雷明顿”牌机械式英文打字机“嗒嗒嗒”打字。现在我知道，当时中国检察组人手紧张，他必须将收集到的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并打印成文，准备法庭发言等。

向哲濬用过的打字机

南方日报：您怎样评价父亲？

向隆万：他们那代人，包括我父亲、梅汝璈先生、倪征燠先生等，是在中国积贫积弱，仁人志士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低谷期”诞生的一代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个人荣辱看得很轻，心里始终怀揣“以身报国”的宏愿。无论选择实业救国、科学救国，还是法律救国、教育救国等，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是希望能救国救民。

谈东京审判：

中国检察官团队有7方面贡献

南方日报：根据您的调查研究，以您父亲为首的中国检察官团队，为东京审判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向隆万：我父亲曾经在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过：“职自奉命来此办理检察事务，事繁人少，与再事各员昕夕从公，未敢懈怠。”他们确实丝毫不敢懈怠，夜以继日工作。在我看来，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贡献包括：提出日本战犯罪行自1928年“皇姑屯事件”算起、确定被告名单、起草起诉书、邀集大量人证、提供大量物证、法庭辩论与反诘有理有力，以及及时传递信息并整理收集文档等7个方面。

如针对确定“日本战犯的罪行从何时开始算？”问题，英美代表最初提出起始日期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开始算，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战争才扩大到亚洲太平洋地区，英美等国才正式对日宣战。但中方认为，应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算起，因为“皇姑屯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都是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少壮派狂热军国主义分子策划实施的。另外，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军便在中国实施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暴行。如果罪行从1941年算起，那南京大屠杀岂不是不能算在内了？中国检察官据理力争，最终得到盟军国际检察局一致同意。

又如，针对“哪些人应该被列为战犯？”这一问题，当时中国共提出两批战犯名单，共44名。东京审判28名被告中，由中国直接提名者达15名，占53.6%。又如在“起草起诉书”方面，我父亲此前曾回忆：“起诉书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列举了五十五项罪状，其中与侵略中国有关的就有四十四项之多。”为了提出和证明这些罪状，父亲等人费尽千辛万苦找来大量人证、物证。

审判东条英机现场，向哲濬（左2）和倪征燠（右1）在检察官席

南方日报：您如何评价东京审判的重要意义？

向隆万：这里我借用我父亲曾经说过的一个观点：“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得以扬眉吐气。”

另外从国际法视角看，专家们公认，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开创的3条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刑法的源头。第一条，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二条，不论是否宣战，不论对国外民众还是对国内民众，反人道罪行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三条，策划或实施侵略和反人道罪的个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

南方日报：有日本右翼分子质疑东京审判是“胜者的裁判”。您怎么看？

向隆万：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体现的是“正义者的胜利”。我们看东京审判庭审记录，无论是检察官、法官，乃至盟国为日本战犯安排的辩护律师，都非常严谨，都有充分表达的机会。比如梅汝璈先生，作为中国人，他对日军在华侵略恶行深恶痛绝，但作为法官，他必须严守中立。所以，虽然他也曾感到痛苦、矛盾，却始终恪守职业道德。另外你去看，检察官们在发言中也很少带有情绪化的批判，都是用事实和证据说话。这些都使得东京审判的判决更加有说服力，经得起历史检验。

1946年向哲濬夫妇携三个孩子拍摄的全家福

谈未来：

子孙后代绝不能重演历史悲剧

南方日报：您是数学系教授，为何想到要去深入挖掘这段历史？

向隆万：我跟父亲年龄差49岁，关于东京审判的事，他生前很少跟我说，我是父亲逝世后看到母亲写的回忆录才知道一点。后来，陆续有很多国内外媒体来采访我，我越发感觉自己对父亲当年的经历知之甚少，同时也发现国内那时对东京审判的研究远远不够，于是觉得自己有必要去了解和挖掘这段历史。2006年，那时我已经退休，就开始自费去国内外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

2010年3月，我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编著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这本书出版后我觉得已经完成“任务”了。一来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感觉也不可能再深入研究下去了，二来自身也没那么多精力和财力了。巧的是，这本书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度肯定，并指示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做东京审判方面的研究。2011年，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上海交大专门成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这10年来，我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上了很大台阶。

向隆万和夫人蒋馥在美国查找东京审判相关史料

南方日报：近年来，日本国内有不少右翼分子企图否定或美化侵略历史，一些日本政客公然参拜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您怎么看？

向隆万：日本的宣传手段是非常厉害的。靖国神社中有个“游就馆”，相当于战争纪念馆，展示和宣传明治天皇以来日本的军事“功绩”，对历史的歪曲非常严重。通过大量图片、实物、文字、纪录片等，对日本的侵略罪行颠倒黑白，甚至倒打一耙。对于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竟然只字未提。“游就馆”内有很多日本学生进去参观，虽然没有讲解员，但这些精心设计和布置的展陈，悄无声息把人给“洗脑”了。

这反过来给我的启示是，我们作为战胜国更要立足于真实历史，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国人了解这段历史。一定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物，特别是不能有内容“硬伤”，不能像“愤青”那样逞一时口舌之快。10年来，我参与主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英文版和中文全译本，编写了3本关于东京审判的书，并和年轻同事一起，在上海交大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东京审判》等，就是希望为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了解这段不应忘却的历史而略尽绵力。

南方日报：对于当代年轻人，您有什么寄语？

向隆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想借用梅汝璈在日记中曾写过的一句话：“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致更大的灾难。”2016年，亲历东京审判的高文彬先生曾呼吁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我和梅汝璈法官、倪征燠首席顾问的后人和他一起发出倡议。建立纪念馆绝不是鼓动去仇恨日本人，而是希望教育子孙后代认清真相，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牢记历史教训，绝不能重演历史悲剧。

【记者】祁雷

【实习生】张毓敏

本文图片由向隆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