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10点，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在拉萨举行。几天前，战友就告诉了杨运蓉，她一直等着，准点在成都家里看电视直播。

到了这个年岁，很多事都忘了，不过进藏的经历她一直记得清楚。在电话那头，杨运蓉语气很轻，缓缓细数起70年前的经历。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接到进军西藏的任务，3万名将士从四川出发，挺进雪域高原。其中，首批进藏部队的行列中，有1100名女兵，杨运蓉就是其中一个。

女兵中，年龄最小的才十二三岁。气候异常恶劣的高原，没有路的横断山脉，在缺氧、断粮、沼泽地等各种恶劣的环境下，她们跟着大部队，走过漫长生死路。

转眼已是暮年，杨运蓉和大多战友一样，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而那些茫茫雪原、冰河行军的记忆，总会不时萦绕心头。

进藏女兵。

 参军进藏 

老伴去世后，杨运蓉搬去和小女儿生活。这些年里，杨运蓉过着平静的生活，有时在家里坐着，不免就会想起和西藏相关的事。

1951年，杨运蓉19岁。在成都正则会计学校上学的她，和同学一块报名参了军。那时的她，看到别人工作了十分羡慕，一心想着独立自主，也想减轻家庭负担。

和她一块报名的，还有20来个同学，一个多月后，她们通过了选拔，在一个采购站集中报到后，领到了新军装。

1950年开始，第十八军执行进军西藏任务。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部队开始向拉萨及西藏全境进军。杨运蓉离家时，就带了被子和脸盆，到部队后，很快就收到了进藏的通知，那时的她没有想过，这一去就是14年。

在进藏部队的几万人中，有1100多名女兵，她们都是以文艺兵、医院卫生员、机关机要兵、通信兵等身份入伍。

林慕兰。

一开始找到部队时，因为年龄太小，林慕兰的参军请求被拒绝了。

6岁时，她的父母被日本人打死，后来在湖南的一所孤儿院长大。15岁那年，林慕兰与6个孤儿院的同伴在报纸上看到第十八军的征兵消息，相约同去长沙报名参军。

一行人在路上商量，一旦被问起，都说自己今年18岁，不料应征时一下就被识破。遭到拒绝后，几人就坐在门口过了一夜。第二天被出门扫地的同志发现，得知她们都是孤儿后，让她们有了一次考试机会。

林慕兰记得考的作文题叫《我的小史》，要写自己的经历。七人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写的内容基本都一样，后来还考了地理，要求画地图，是小学就学过的内容，大家也都答得上来。

考试完，几人成绩基本在90多分，征兵的人找不到理由再拒绝她们。通过考试的林慕兰，被编入了第十八军，进入直属部队的随校，在进藏路上行军的同时学习知识。

1951这年，在北京、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南京……这批女兵满怀一腔热情报名入伍，踏上进藏路。

 行军生死线 

2005年，因为工作需要，纪晓松着手写一篇关于首批进藏女兵的报告文学。在北京采访的老兵给了他一本旧通讯录，上面记录着不少当年进藏女兵的姓名，但只有小部分留下了联系方式，纪晓松决定亲自前往外地寻访。

在两年时间里，他跑了十几个城市，找到了近200名当年的进藏女兵。也正是在寻访中，他了解到了更多女兵们的故事。

让林慕兰忘不了的，是过金沙江的经历。要过江只能穿过铁索桥，湍急的江水上横着铁索，一点稀稀拉拉的木板铺在桥面，每隔三米过一个人，一些战友稍不留神掉下桥去，立马就被江水冲走。

高原空气稀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高原反应，只觉得很累喘不上气。高原反应严重时，常常吃不下任何东西，等到下山了才好受些。

到了拉萨，很多战士吃不惯酥油和糌粑，林慕兰更是闻见气味就会恶心，往往是捏住鼻子吃，刚咽下去就又控制不住吐了出来，时间久了，林慕兰因为饮食问题患上胃溃疡，时常呕血。

2008年10月，刚采访完回北京的纪晓松收到了老兵汪琦寄来的一封信，17页老式方格信纸上，写满老人对当年行军进藏的经历——1930年生的汪琦在19岁时入伍，并在第十八军进藏队伍中担任机要兵，随总部机关行军。那时候，汪琦“视文件如命”，过河时，将皮包紧抱在胸前或顶在头上，还常常在天寒地冻中，半跪着完成译电任务……

收到信的那一周，每晚睡前，纪晓松都会拿起这叠信，一遍又一遍地重读。

纪晓松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关于进军西藏的这段历史，除了那些有亲身经历的第十八军老战士们，很多人都对这段历史不知情。“我希望能用文字来表达敬意，也希望她们的故事不会被时间淹没。”纪晓松记录下来女兵的故事，随后出版了《天路行军1950》一书。

“千余名女兵在雪域高原4000多里的横断山脉中负重徒步进藏，创造了全人类惊世骇俗、绝无仅有的行军奇迹。”在书中，纪晓松写道。

天路行军1950书中插图：抢修机场的女兵。

进藏女兵唐崇敏与战友合影，前排右边为唐崇敏。图片由纪晓松提供

 遥远的记忆 

纪晓松还记录了很多她们的故事。这千余名女兵，分散在进军西藏的队伍中，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半年、一年甚至四年（修建川藏铁路）的行军，走过雪域高原，也徒步走进了拉萨及其他的边防重地。

他发现，几乎每一个进藏女兵都经历了和亲人的分别。

吴俊澄的父母是首批第十八军进藏队伍中的成员，母亲凌丰彩在16岁初中毕业后进入第十八军野战医院做护士，父亲吴凤喜则曾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在之后到了成都，成为第十八军的一员。

1950年，母亲凌丰彩作为医护员，父亲吴凤喜作为进藏行军牵头部队中的一个连长，一同行军进藏。他们和大部分进藏队伍一样，在缺氧、断粮、沼泽地等各种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到完成任务，沿途还参加了修建青藏公路。

王倩的父母同为军人，在西藏相识。1957年，母亲回到内地生下王倩的大姐，由身在内地的外公外婆照顾；她的二姐则于1962年在西藏出生。彼时西藏的医院条件仍然很差，二姐出生的时间是寒冷的一月，但产房连暖气也没有，因此二姐出生时状况十分危急，是母亲用八个热水袋将她的全身捂热，才保住了生命。

王倩说，由于身体状况不好，母亲当时连夜带着氧气瓶送二姐回内地。王倩说，她那时在保育院，平时都见不到爸妈。有时爸妈遇到关系好的朋友回内地，就托他们帮忙看两眼孩子。

杨运蓉在西藏生了两个小孩都因缺氧离世，后来，她也因为身体原因在1965年回到成都。

“不后悔，但是后怕。”杨运蓉记得那些苦日子，进藏高反最严重时，她全身发肿吃不下任何东西，只能用筷子沾水在嘴巴上沾沾，她说，她也记不得爬了多少山，过了多少冰河，尤其爬悬崖时，稍不留神就掉下去。从西藏回来后，再没爬过山。89岁的老人笑说，“现在要谁走路进藏，我给她发工资。”

不过，她从不后悔有过这段进藏经历。有时候，她还会想起那段在西藏的日子，这那片纯净的蓝天，高高的雪山，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让她至今记挂。

【记者】 曹嫒嫒 见习记者 杨琼

【实习生】 马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