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近本源的诗学话语中，空间总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环绕并充实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允诺。只要响应它所传达的呼唤，我们就可以参与存在的游戏。真正的响应不是纯粹的倾听，而是实现呼唤者所允诺的可能性。唯有通过自我确立的行动，人才会升格为作者。自我确立者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她或他以有世界的方式存在。世界是原初的文，是诗性的发源处。如果说存在一种空间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的话，那么，后者首先说出的是对世间万物的谢辞。

一、家宅：空间诗学中的起点

在最切己的思考中，空间首先不意味着秩序、等级、边界，而是一种原初允诺：只要人响应来自存在的呼唤，她或他便置身于家里，就会接近原初的诗性。对于所有个体来说，家都同时是起点和终点：我们总是从此处出发，又回到那里。

恰如大哲海德格尔所言，“居住是短暂者在大地上的一种方式。”作为短暂者，人永远面临着实在的危险：受伤、感染、生病、死亡，等等。在日常生活中，庇护来自我们亲自建造的稳定之所：“家”——屋檐，支撑屋檐的柱子，承接—抵抗外力的墙壁，等等。正像古汉字所标画的那样，它具有保证安全的基本架构。墙壁阻挡了狂风、砂石、野兽，屋顶阻绝了雨、雪、陨石的进路，屋门又可以供身体进进出出。随着里外区别的确立，庇护所“确保了存在一个基本性质”：稳定性。由于家宅的存在，人类不再无可归依。

作为建筑，家宅既是一物，又是对物的聚拢。以如此方式被建立，它提供稳定性，允诺个体进入安全之地。这聚拢就是劳作：由于劳其筋骨地收集（原料）、搭建、修葺，人类才能真正安全地栖居。制作（建造）是栖居的前提。通过制作，人居住。或者说，居住的本性就是制作。制作实现了原初的筹划，造就了原初的诗意。从根本上说，“诗意创造首先使居住成为居住”。在家宅成形之后，作者居住在作品中，被作品所涵括，犹如诗中的语词。在作者—作品的辩证关系中，一种归属感诞生了：“我就是我所在的空间。” 

这种意义式的家宅已经不是纯粹的住所，而是宇宙的中心：它位于行走路线图的两端，是目标的目标：离开它，是为了回来，回来则是为了再次出发。由于家的存在，归处和远方不断互换位置，嬗变为对称的乌托邦。远处的我渴望成为在家的我，在家的你总是眺望远处的你。当我处于远处，家宅就会显现为乌托邦，被反复重建、美容、幻化。一旦回到家中，远方会再次被乌托邦化：我感到沉闷、压抑、沉重，渴望再次出走。于是，家宅—远方的空间关系被压缩于人形的物体内，产生源源不断的张力。我被推动，又被拉回。推动的力总是占据上风。我带着家宅的意象前行。到达目的地后，家宅的意象会从背景中凸显出来，最终幻化为乌托邦。由此诞生的不是封闭的圆圈，而是延伸的旋梯。

毫无疑问，家宅的诗意来自它与我们的原初关系。对它任何部分的想象都会揭示这个事实，都可能以回归起源的方式创造诗意。例如，被灯光照亮的窗子会成为路标，指引漫游的身体归家：“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家的诗意来自对安全性的承诺：在墙壁和屋檐的保护下，夜雨非但不会淋湿身体，反倒会成为诗性制作的背景；于是，窗子透出的烛光便显现为一种诱惑；家是方向，是目标，是归宿，是漫长旅程的终点，是美好时分的担保。这种想象凸显了家宅的重要性：只有回到家中，人才能位于安全的领域。

从根本上说，家宅的守护功能来自人类的劳作：只有通过建造活动，它才能诞生；离开了修葺和守护，它就会衰败，最终成为废墟。在颂扬家宅时，人类再次肯定了自己。离开了日复一日的劳作，空间诗学就不会获得诞生的机缘。只有“充满劳绩”，我们才能“诗意地居住于此大地之上”。

二、道路与空间诗学的基本纹理

家宅是生活世界的原点。它是巢穴，是贝壳，是窝，是栖居之所。栖居仅仅是我们的一种状态。我们总要从家中出发，走向外面的世界。当人“动身”时，她或他就已经“在路上”。

道路是最原始的诗性意象。它是起点和中途，过程与目标，生长与衰落。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道路都会出现于我们脚下。它似乎无处不在，仿佛能够承载万有。在诗人哲学家老子那里，道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意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老子《道德经•第25章》）然而，老子所说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道路。后者属于双足、车轮、履带。它延伸，承载，忍受，默默无言。我们每天都会踏上它，但很少会注意其形貌。被看到的常常是“路上的风景”，而道路总是处于所承载之物的“下面”。它常常仅仅出现于视野的边缘，被当作某种需要超越之物。人们希望尽快走完这段路，快点上班或回家。在大多数时候，道路属于萨特（Satre）所说的工具体系。人们对它的基本要求不外是：顺畅，坚实，稳固，可靠。它越“不起眼”，就越能实现其有用性。假如它被凝视，那么，肯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凸凹、断裂、塌陷、过分泥泞、被滚落的巨石占据，等等。

这是否意味着真实的道路不具有诗性呢？显然不是。道路承载移动的人类身体。行走是诗性制作的一种方式：走在路上的我们依旧可以组织周围的实在者，把它们纳入到以自己为中心的移动网络中。从上手事物到远处的路标乃至天上的星辰，无数实在者被重新组织起来，获得了临时性的意义。诗性制作并未因移动而停止，我们总是边走边做（动手、说话、观看）。即使悠闲地游荡，人也要随时组织一个属己的世界。通过目光的测量、双脚的试探、手臂的移动，周遭事物重新向她或他涌现。她或他不是被风吹动的树叶、因重力滚下的石头、失控的机车，而是能动的主体。主体是组织者，而组织意味着选择、同化、安排。这些活动常常下意识地进行，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道路会显现为必须被意识到的处境。除了出现了无法忽略的异常状况之外，它也会提示我们确认自己的有限性。譬如，林中出现了两条道路，我的选择将造就一种类似命运的存在：走上了这条，那条就位于别处；当我试图踏上两条路时，内在的撕裂感诞生了：

金色的树林中有两条岔路， 

可惜我不能沿着两条路行走， 

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 

极目眺望其中一条路的尽头， 

直到它拐弯，消失在树林深处。 

（弗罗斯特《未走之路》）

我的目光触及了两条道路。那两条道路的意象进入了我的内部。它们就是我。然而，这仅仅是符号层面的拥有。象征不等于现实。分岔路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此在性。身体不能同时踏上它们，甚至无法想象自己同时漫游于它们之上。那意味着身体必须一分为二，意味着受难和死亡。于是，选择便决定未来的命运。当我选择了自己的将走之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诀别就已经发生。即使诗人将来回到原处，分岔路依然存在，他仍旧必须做出选择。对可能道路的想象会使人犹豫不决。那不正是延宕的原因吗？延宕的本质是延宕选择的时间，是对风险的抗拒和回避，是试图停留于某种原初关系之中。然而，脚下的道路只有一条：被脚所触及者。这是延宕所无法改变的事实。无论如何，我们只能踏上伸展到脚下的道路。面对两条路时，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于是，分叉路成了一个隐喻：选择的重要，犯错误的可能性，遗憾和悔恨的起源，等等。在《神曲》（The Divine Comedy）的开头部分，但丁（Dante）曾坦白：

当走到我们生命旅程的中途，

我发现自己在一片幽暗的森林里，

因为我迷失了正直的道路。

迷失（lost）的前提是：同时存在多条道路，但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它是自由的见证：如果人完全被前定的命运支配，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犯错误。没有人说石头、树、云朵处于自我迷失的状态。能迷失者必具备主动性。这也是对主动性的限定：在某个时刻，实在者只能占据独一的位置。当两条或两条以上道路出现于我的面前时，选择的苦恼就会油然而生，因为我随时会“迷失”。……如果将一个物种比作身体，那么，它不可能同时占据两条路。面对它的分叉处，选择至关重要。受影响的不仅是人，还可能是无数其他物种。

…

短暂的结语

从家宅到天空，空间诗学显现出其张力：超越的意志总是伴随着回归的渴望，对稳定性的担保又牵连出对变化的允诺。人则由此将自己置于自由的场域，不断实现自己的作者身份：写作，就是建立一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她或他总已经回应了万物的呼唤，接受了存在的邀请。原初的诗性并非显现与世界与大地的抗争，而是诞生于我们与万物的合作。这就是空间所吐露的终极秘密。

（本文系节选，注释从略，完整版请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四期）

【作者简介】

王晓华，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身体美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生态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青年生态批评家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在中国、韩国、美国发表论文226篇，其中4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3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和摘编。学术研究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在《读书》、《钟山》、《山花》、《天涯》、《上海文学》、《作家》、《南方周末》、《文汇报》（香港）等报刊发表散文426篇。

出版专著《个体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出版）、《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身体美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身体诗学》（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