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霍斌

当医疗社会史学者遇上新冠疫情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在随后的8个多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如果在二十四史中记录此事，书写模式多是“某年某月（某地）大疫”（可参看龚胜生编著《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仅此一句而已。这与传统史学的疾疫叙事方式有关，客观上则确实限制了当代历史学者对古代疫情详细状况的解读。研究古代瘟疫，属医疗社会史范畴，但后者今天仍是历史学科的边缘领域，虽然会冠以“新史学”名头，但多会被视为碎片化、非主流的研究。当我们亲历了一次大瘟疫后，才更能越过文字，感触现实对人心的激荡，也更能理解疾病可以改变我们的历史，进一步明了医疗社会史的意义。

在这一点，在史学界已开始有明显的反应。今年7月，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开大学举办，其中有一场梳理疫情中医疗社会史学科建设成就的专题报告，列在第一本的，就是于赓哲教授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著《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古人应对瘟疫的办法开始，到中国古代的医疗体系、疾病与思想观念的关系、中医外科手术的历史等等，书中探讨了一系列颇具意味的话题。这里拟择其中数点，稍加探讨。

瘟疫：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

通过于赓哲对中国历史上大瘟疫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一点，那就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是人类第一次遇到的高传染性、高隐蔽性病毒，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疫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人类必须承受的成长代价。”如果假设没有全球化，人类还处于原始的封闭生存环境中，各大洲、各族群之间的人们相互隔绝，那么鼠疫、天花、真性霍乱、非典、新冠等疫情对全人类的影响可能会降到很低。但是我们的经济会急速衰退，生活水平会倒退到封建社会，现代化文明进程或许会因此而停滞或退步。今天新冠疫情仍在全球各地发生，人类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利用最新医学科技不断研发疫苗等防治药物克制疫情蔓延。抗疫是全人类的头等大事，像某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而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实不可取，权力的游戏背后不该是自私与冷漠，应该是关心全人类的未来。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顺势加强我国基层的公共卫生，积极推动全民爱国卫生运动，这或许也是疾病改变我们历史的例证。2021年6月30日，中国被世卫组织认证为无疟疾国家，从1940年代每年报告3000万例到零，关键在于中国为居民免费提供一揽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疾病能改变历史，历史也能改变疾病。

于赓哲在书中还提到中国古代应对瘟疫的办法有隔离与自我隔离；迁移与环境改造；种痘；改善城市卫生等。但是平心而论，对中国古代抗疫的举措不能给予过高评价。遇到大疫，死亡人数之众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晋武帝咸宁元年十二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唐高宗永淳元年 “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天子脚下尚且如此，其余地方的惨烈情况可想而知。还如明永乐六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八年，登州宁海诸州县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余人。邵武比岁大疫，至是年冬，死绝者万二千户。”再者中国古人瘟疫知识的产生是以传统医学的病理解释为支撑，这些与现代医学差异很大，比如本次疫情防控所推广的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常通风等一些知识，体现的是病毒、细菌、卫生等医理。《晋书·王彪之传》记载的“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也只是一时制度，而不是说古人已经形成当今的隔离医学观，不能把偶发性等同于机制性。对待传统医学，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因此说中国古代应对瘟疫的措施相较于今天具有落后性，基本不足以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或启示作用。中医对瘟疫救治的长期探索却除外。明末吴有性在《瘟疫论》中说：“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清代以来瘟疫学说不断被完善，这是中医带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中国古代的朝廷、官府出于仁政的治国理念以及道义和责任，当疫情发生时会采取一些救治措施。史书中有很多记载，在此仅举数例，如东汉昏君灵帝，董卓就表示“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诸葛亮在《出师表》表达对桓帝和他的“痛恨”之情。可是在建宁四年、熹平二年、光和三年，当他统治国家遭遇大疫时，都派出使者“巡行致医药”而非坐视不理。宋代皇帝更是古代君主抗疫的典范。宋太宗淳化五年六月“都城大疫，分遣医官煮药给病者”；宋真宗时“京城疫，分遣内臣赐药”；宋仁宗时“以河北疫，遣使颁药”“京师民疫，选医给药以疗之”；宋宁宗时“临安大疫，出内帑钱为贫民医药、棺敛费及赐诸军疫死者家”等等。以上这些临时性的延医、送药等救疗措施历朝历代都有，但并非每次疫情发生时都会有国家救治，史籍所见很多时候仅是记录某次疫情而无下文，可见并无制度性保障。而且秦汉以来的帝制王朝主要是依靠皇帝—官僚政治体制运作，这种制度影响到朝廷、官府救疗瘟疫的效率。余新忠教授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研究认为清代江南地区地方乡绅、民间社会慈善机构才是瘟疫救治的主要社会力量。这应该才是中国古代抗疫的主旋律。新冠疫情之下我们看到国家成为抗疫的主要力量，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所未见的。只有从中国抗疫历史发展本身看待问题，才能知道此次抗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体现在何处。

再回到疾病如何改变我们历史的话题，这次疫情标志中国两千年疫鬼与瘟神信仰的完全终结，国人开始更加相信科学，抗疫英雄成为主要崇拜对象。借助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传播，钟南山、张定宇、张伯礼、陈薇、张文宏等成为稳定人心，缓解社会焦虑的定海神针。从“告别鬼神”我们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有疫鬼与瘟神的信仰，鬼神司疫成为古人的普遍认知。东汉《释名·释天》载：“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论衡·订鬼篇》载：“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后汉书》中还载有“大傩逐疫”。明清以来，闽台地区的王爷信仰中将“送王船”仪式作为来禳怯瘟疫的手段。晚唐的《太上洞渊辞瘟神咒妙经》记载下界生民之所以感染瘟疫，元始天尊的解释是“不敬三宝，呵天骂地，全无敬让。心行谄曲、为非造罪，致令此疾所伤。……盖是五帝使者，奉天符文，牒行于诸般之疾。”五帝使者奉天命降下瘟疫。有能力消解疫情的神灵有：“十二年行病神王，五帝使者，七十二候圣者，二十四炁圣众，行瘟大判官，俵药主事，行猪羊牛马瘟疫使者，怯灾使者，疠毒使者，地分神王，后土社令”等，他们“各领部众，俱降道场大道之处。解此毒疠，宜转此经，一时禳谢。……是时，元始天尊乃为颂曰：太上立科教，敬信除灾殃。瘟疫留毒害，闻善化吉祥。”宋末元初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七《圣真班位品》记载瘟神并不唯一，包括有“东方青帝青瘟神君，南方赤帝赤瘟神君，西方白帝白瘟神君，北方黑帝黑瘟神君，中央黄帝黄瘟神君，天瘟地瘟神君，山瘟家瘟神君，井瘟灶瘟神君，阴瘟阳瘟神君，五瘟部从队伍神众，天曹主执五瘟圣众，岳府主执五瘟圣众，当境主执五瘟圣众。”（参考姜守诚《宋元道书所见瘟疫醮考源》）元代以来“五瘟使者”的图像更是常见于寺庙壁画中。如下二图：

尊重生命，关注人心

与于赓哲一样，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历史学者在疫情期间都在思考，本学科能为国家、民族，为抗疫提供哪些帮助，也发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说出的话。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自省人心、关怀生命、反思人性。很多人认为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是要解释古人的疾病，比如某某皇帝是否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等等。但是这或许是一个历史的陷阱。梁其姿在《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中说：“一旦以现代生物医学病名翻译古病名，许多病因观、病类学问题会被扭曲及极端简约化，病名也因而无法成为学者反省古人疾病观的工具，其研究价值也就消弭于无形，或使得中医史沦为西医史的注脚而已。而事实上，以这个‘古名今译’或‘西译’的方式了解古代疾病是很危险的，往往产生许多谬误或过度的解读。这个以‘科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结果是最不科学的，因为它把两个互不相干的知识系统硬作对比。我们如能回归古病名及其历史语境，分析其内容与变化，可有助深入了解传统病因论与疾病界定过程，这是切入古代医史、病史的最好角度之一。”

于赓哲一直强调研究中要避免“以今度古”以及拿西方医学作为中国医学史参照物即“对镜贴花黄”的错误视角。如果从人心出发，今天我们大多数人生病后的第一反应是吃药或到医院、诊所，这或许已经成为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选择。但是限于医疗资源匮乏、医疗费用较高、医者水平参差不齐等原因，专业医疗在中国古代根本不是平民能随意享受到的服务。据于赓哲统计，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平均每千人拥有太医署医师0.33—0.5人，而且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官方医疗机构的使命也不是为平民服务。2020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说：“2019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2.77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3.18人。”此数据为中国有史以来最高且呈每年上升趋势。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审视当今中国社会的医疗问题，在承认存在问题与巨大差距的同时，也应该立足国情，厘清中国医学发展史，才能体会到新时代中国在医疗卫生事业上所取得成就的不易。

于赓哲在《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中指出中国古代民众的求医心理多半追求的不是医人的医术，而是那神秘莫测的运势。患者运气好遇上“福医”“时医”才是治愈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仍有人会说：不是中医不行而是你运气不好，没遇到好大夫。还有人认为好的西医大夫往往是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大医院，而好的中医可能是在小医院或乡村诊所。这种差异性值得深思。古代中医由于保密性强、竞争激烈等等局限，能大批量培养优秀医生的概率较低，庸医也不少见，哪怕是宫廷御医也未必都是全科医生，每位都能药到病除，否则也不会有北宋陆游“宣医纳命”的讥讽。求神拜佛与巫术治疗是中国古代平民医疗的主要方式，同时也会利用土方、偏方，选择成本低廉、就地取材的药草。就此当代人不能以愚昧无知视之，而是古人的现实医疗条件决定了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其实这些荒诞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二十世纪末在太原和西安等地曾盛极一时的“神医”胡万林，靠着一锅药汤包治百病，形成十余万人“朝圣”寻医图景。后因非法行医致人死亡入狱十一年，奇怪的是当胡万林出狱后卷土重来、再操旧业时仍有大批患者主动求治，被2013年央视新闻称为“打不倒”。人心的恐惧、想象、行运、迷信是巫医的温床。

再说疾病如何改变历史

此书封底上有一句话非常精彩：“历史的车轮，往往被不经意的小石子改变方向；疾病，或许就是那颗最常遇见的小石子。”我们不难理解传染性强，能导致大规模伤亡的鼠疫、天花等瘟疫，会改变国家、家族、个人的历史。可是书中的很多内容如性病、蛊毒、瘴气、华佗、割股奉亲等等，虽是于赓哲的多年研究心得，其余内容也多见于其微博“每日医疗史”。但这些疾病与医疗话题多侧重是“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而非“改变”。一些重要事件或人物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改变历史走向的作用力。历史学者在分析问题时，严谨是非常重要的素养，结论也多出自客观理性的研判。有时候过于理性，得出的结论可能有求之过深的嫌疑。人作为有七情六欲的历史主体，冲动在所难免。现在国内一些学者也逐渐认识到情感史研究的重要性。凭借生活常识我们能理解人在经受病痛折磨时，心理上很难保持冷静与理性。因此当皇帝患病，病痛会让他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可能会影响一个王朝的走向，这就是所谓“病夫治国”的问题。我们能看到很多疾病改变历史的例子。北周宣帝猜忌岳父杨坚，曾对杨皇后说过“必族灭尔家”的话。但大象二年五月宣帝忽然生病，且“喑，不复能言”，这就为杨坚矫制辅政，发动政变提供了可能。宣帝很快去世，年仅22岁。假设宣帝无恙且长寿，杨坚就有被灭族的可能，那就不会有后来的隋朝，有无唐朝也是未知。如果唐高宗一直身体康健，也不会有武则天掌权辅政的可能。《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反观武则天的身体却很健康，67岁称帝，82岁去世。如果她像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那样36岁去世，历史也将为之改写。如果康熙皇帝没有在幼年得天花，也未必会成为皇位继任者。可惜中国史籍对帝王将相等重要人物详细病情的记载不仅讳莫如深而且仅寥寥数笔，这就失去了从细节上深入讨论的可能。生、老、病、死不仅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生命过程，也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此四事已被纳入到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中。让我们对古人多一分“了解之同情”的人文关怀，使历史不再冷冰冰。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宋时期的毒药问题研究”（18YJC770011）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