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杂志全媒体记者丨石静莹

两名小学生在广州起义纪念碑前敬礼。

“红花岗上放红花，血迹未干映彩霞。夺得政权声势众，中原革命走龙蛇。”

这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石壁上朱德同志的题诗。走进陵园宽阔的大门，拾级而上，是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无数游客来此，瞻仰、缅怀先烈，献花寄哀思。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92号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占地18万平方米，是为了纪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5700多名起义者而建造的。

广州起义纪念馆内景。

1927年12月11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誓师大会上，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公开举起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将参加起义的部队统称为“工农红军”。

自此，“工农红军”的响亮名称不胫而走，“红军”称号在全国各地的革命武装中开始陆续使用。

“工农红军”旗帜首次出现在哪场战役？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当时起义的部队仍沿用着国民革命军的番号。

同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秋收起义部队在起义中第一次公开响亮地打出了人民武装的旗号——“工农革命军”。

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领导机关在发布的《红旗号外》中宣布组织“工农红军”，并公布了工农红军领导人名单。

参加起义的工农士兵们，在起义爆发的当天，首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起义时，每位参与起义的人员都要佩戴一条红布带，作为识别身份的标志。

1927年12月11日6时，随着广州起义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一面斧头镰刀红旗在广州市公安局冉冉升起，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诞生。

这是革命将士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工农红军”总司令由叶挺担任，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开国元帅参与了起义。

广州起义的部队构成包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

工农兵在起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工农兵在这次起义中英勇战斗。

徐向前回忆，广州的工人阶级经受过省港大罢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锻炼，觉悟高、基础好。每天晚上，徐向前到工人家里，召集一些赤卫队骨干讲解军事常识。大家围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讲解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等。

起义当天凌晨，由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率先行动。各路起义部队官兵，系上红布带，高举象征中国共产党的红旗，奔袭预定目标。

位于现在广州公社旧址的广州市公安局，是反动势力最顽固的堡垒之一。被突袭的敌人惊魂稍定后，开始负隅顽抗。危急关头，教导团第一营赶到，以密集的火力压住敌人。工人赤卫队也发起冲锋，砸开铁门，冲进大院。

反动堡垒终于被攻克，广州公安局成为广州起义的总指挥部。

革命先辈杨广，是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杨匏安的堂弟，他亲历了广州起义。据他回忆：“（公安局）北楼的楼上是叶挺的工农红军办公室，是司令部所在，叶剑英也在那里办公。”

随着国民党广东当局以绝对优势兵力疯狂反扑，广州起义军遭到重挫，损失惨重。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工农红军”的称号自此公开打响，得以延续使用。

广州起义第一天战斗示意图。

《红旗》的发行在起义期间具有怎样的意义？

在广州起义前，一本刊物——广东省委机关刊《红旗》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和广东潮汕、海陆丰建立红色政权的消息传来，极大鼓舞了广州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纷纷要求起义。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打红旗，建立苏维埃政府”。在张太雷的领导下，广东省委在香港创办省委机关刊物，名为《红旗》（又称《红旗周刊》）。

彼时，中共广东省委酝酿在广州举行暴动，并指示各地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配合。

杨广负责运送《红旗》杂志到广州。《红旗》的发行十分不易，刊物都是经过伪装的。杨广回忆：“用红红绿绿的商业招纸包裹着，然后由我带上轮船……待所有的旅客都上了岸，我才在海员的掩护下把《红旗》带到发行机关。”“到了12月初，省委机关开了动员会，大家都准备回广州参加暴动。这时，交我带往澳门付印的除了《红旗》之外，还有为广州起义准备的宣言、文告和传单。”

在起义失败后，《红旗》杂志成为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传播渠道。1928年初，恽代英总结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写下《广州暴动与工会》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提出广大工农群众在武装暴动中的重要性。

广州起义失败后一段时间，《红旗》随之停刊。

起义后我党军事工作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我党早期军事工作在广州起义前后产生了重要的转变：从强调发展武装工农到提出创建正式军队。

毛泽东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参与过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谢苗诺夫于1928年2月在莫斯科作报告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暴动后意识到，在直接革命形势下，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军事组织。”

在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中共中央发现，具有良好军事素养的教导团在广州起义中的表现更为突出。

徐向前回忆表示：“广州的工人阶级觉悟高、基础好，但却毫无军事素养，许多骨干连枪都没摸过。”

广州起义后，建立“一支坚强灵便的军事组织”——正规军队，成为中共中央关注的军事问题。在起义队伍退出广州后，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把这些队伍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其中以起义的主力——教导团和警卫团的一部分为基础，在广东花县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另有部分队伍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和辗转到广西参与组建红七军。

“中国工农红军”正式称谓从何而来？

1928年初，“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同年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第一次正式把各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定名为“红军”。

4月底，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在红色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不久，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指示，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此后，各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武装便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1931年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军队均统一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其中包括远在东北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我党直接领导的部分抗日武装（1936年2月后开始改称“抗日联军”）。

长征胜利结束后，随着国内外进步报刊对红军长征传奇般英雄事迹的宣传，让“中国工农红军”这一光荣名称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工农红军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给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责编丨张蓓蕾

参考资料：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名称的由来》，王作化，《党史文汇》，2006（11）

《广州起义与中共早期军事策略的转变》，龙心刚，刘涛，《党的文献》 2017(04)

《广州起义与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彭蕙，《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2012（1）（28）

《广州起义的发展与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洪汉文，《广东党史》2008（01）

《运送〈红旗〉到广州起义》，杨广，《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广州起义纪实》，黎显衡，《广州文史》第十七辑

统筹丨刘树强 赵媚夏

编辑丨莫群 林琳

校对丨潘经春

来源丨南方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