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有关《三家巷》（1959）的文学史评价中，涉及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中共革命与岭南地方文化的“广州记忆”占有突出位置，新世纪以来相关影视改编（如电视剧《风雨西关》、粤剧《三家巷》等）也往往由此入手。不过，可能因为自己生长于农村之故，我对这部以广州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较少共情。其阅读亲近感受，大不能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相比。当然，《三家巷》却有其独特的、难以被替代的文学史贡献。这包括两层：一是《三家巷》对青春问题的发现与建构，二是它对革命问题的理解与处理。《三家巷》在这两个层面上经验发现与叙事建构的价值，都要重于“广州记忆”，更值得细加探究。

上 青春与“大历史”

《三家巷》扑面而来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大革命”背景下一代青年喷薄而出的青春。小说写道：“（这时）有六、七个年轻的中学生从官塘街外面走进三家巷来。头里走的一对是周炳的二哥周榕和陈文婷的二姐陈文娣，跟着走的一对是陈家的大少爷陈文雄和周炳的姐姐周泉， 其次是陈家的大姑爷张子豪和何家的大少爷何守仁，最后是一个年纪最大，个子最高，国字脸儿的同学，叫做李民魁的。他们在这个暑假期间， 经常晚上游逛之后，到三家巷来乘凉，一面谈一些国家大事，一面谈各人的未来的梦想。”（《三家巷》，第 31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年版； 以下皆同此版本）《三家巷》所叙，即是这批青年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青春史。与现当代文学史上多数以青春为主题的小说一样，《三家巷》中的青春，亦非赤裸的无所依附的青春：这是一群被现代中国建构实践所冲击并参与这一实践的“新青年”。他们的青春也是当代文学青春叙述传统的一部分：“青春就是飞扬的，是不受传统拘束和规则压迫的。无论是王蒙的《青春万岁》还是杨沫的《青春之歌》，青春都是这种革命话语下的‘冲破’‘打碎’和‘前行’的形象；而新时期以来，《人生》的‘忏悔面孔’与《摇滚青年》的‘现代面孔’，赋予‘青春’忧郁的历史气质和未来想象的现代性意蕴。”显然，《三家巷》，不是这种青春叙述传统的开创者。在它之前，不仅有《风云初记》《保卫延安》《上甘岭》这类同时代“前文本”，而且还存在着《莎菲女士的日记》《家》《财主底儿女们》等久远的文学史记忆。对此，夏志清一语道破：“在（《三家巷》）前半部，作者不但对五四时代的青年， 流露出深切的同情和了解，而且在描写他们的态度和理想时，笔触是一种怀旧式的写实，令人读来兴味盎然。”究其实质，《三家巷》之“新青年”与此前“五四时代的青年”们，具有高度相似性：他们都是尼采所批评的“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山峰背后。”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与现代中国诞生史同构共生之人。他们是“大历史”（History）的产物，更是“大历史”的实践者与创造者，恰如小说中陈文雄沉着有力的宣告：

为什么青春那样可贵！咱们有能力，有青春，有朝气，那是锐不可当，无坚不摧的！咱们看三十年之后吧！到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也就是到了后半个 20 世纪，那时候，三家巷，官塘街，惠爱路，整个广州，中国，世界，都会变样子的！那时候，你看看咱们的威力吧！世界会对着咱们鞠躬，迎接它的新的主人！（《三家巷》， 第 61 页）

这样的青春显然与新世纪以来文学中的青春迥然相异。后者（如《致青春》等怀旧电影）是“去历史”的：其中“所谓的‘大历史’都被简化或淡化处理了，个体化的、细节化的、偶然化的、平民化的、生活化的‘小历史’（history） 凸显出来”，这“不是指这些影片没有历史，而是指没有‘大历史’；不是说个体的生活中完全缺失‘大历史’，而是说‘大历史’与‘我’无关，与‘我’的生活内容和关注点相距遥远，因而成为‘异己之物’。” 欧阳山对青春的理解不同于此。他几乎希望《三家巷》中每一青春细节都融溶在“大历史”中，成为历史整体性与总体性的具体构件。周榕、陈文雄、周炳等“新青年”，用“大历史”眼光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时代，并在历史结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主体位置。

就此而言，《三家巷》是当代文学中一部合乎常规的作品。不过，“常规”恐怕并非欧阳山的追求。即便在 1950 年代，《三家巷》的青春叙述也力求有所突破。依笔者之见，《三家巷》在呈现“大历史”视野中的青春时，有两层突破的努力：（1）青春与家族的嫁接；（2）青春的历史分化。尤其是后者颇可见《三家巷》异乎寻常的深刻。

与《青春之歌》《红岩》等不同的是，《三家巷》的青春叙述完全置诸家族框架完成。小说给人的感觉，“大革命”前后的广州与中国，似乎都凝聚在何、陈、周这三户人家子弟之中，所有日常生活与重大事件都围绕着他们而展开（兼带地还涉及胡家、区家）。这当然是有意设置的结果。究之现实，广州并无一条真实的“三家巷”，下层出身的欧阳山也不曾结识何、陈这样的富贵家族。《三家巷》的家族设置，更多是向古典文学（如《红楼梦》）积极借鉴的结果。

不过，《三家巷》有关青春的历史分化的叙述却有其不可复制的社会深度。这突出地表现在小说对“新青年” 群体分化的深描。出现在“三家巷”中的一批意气风发的“新青年”，短短数年即在剧烈时代变化中走向分化与决裂。若论青春的聚散，《家》《青春之歌》《白鹿原》都曾涉及，但《三家巷》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最大气力刻画了“新青年” 分化的深刻社会结构原因。“新青年”们的短暂“同路”和最终分道扬镳，不是因为诡谲难测的天数，亦非因于思想认识的不同。后者，是《家》《青春之歌》《白鹿原》所认定的青年分化的主要根由，但在《三家巷》中，思想分歧虽然存在， 但却是结果而非原因。那么，原因何在呢？这在这群“新青年”刚出场时就已见端倪，如在讨论如何救国时，“把旧的政府，旧的社会，旧的家庭，旧的人格，通通给它一个彻底摧毁”“振兴实业”一类“谋略”都得到呼应，但周榕有关“办好工会”“替他们（按：劳工）争一争待遇”的建议，立刻就遭到反对：

李民魁和张子豪还没说话，何守仁就抢先驳斥了。他使唤恨恨的，不友善的调门说道：“那怎么使得？那怎么使得？周君虽然有仁人志士的心肠，但是太偏颇了，太过激了！”（《三家巷》， 64 页）

这意味着，姻亲、表亲、同学等关系，都不及现实利益考量重要。位置决定想法，地位不同、利益考量不同的人在抽象问题上或可虚应故事，但一旦涉及具体现实问题，便不能不是敏感而不宽容的。周榕与张子豪等的争论在表姐妹中也发生了。对于工人是否重要的问题，商人家庭出身的陈文婷和来自做工家庭的区苏同样互不相让。这些当然不是意气之争。实际上，倘若处境不同、诉求不同，个体的世界观及人生选择自然会相去甚远。张子豪、陈文雄等之所以不赞成周榕的革命言论，并最终走上与周家、区家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主要不是因为思想观念之异，而是有着切实的实际利益考量。小说写道：“李民魁在国民党党部里面做事，穿着中山装，浑身上下，都闪着棕色的马皮一般的光泽；张子豪从中学毕业之后，又进了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出来当了军官，因此穿着姜黄色呢子军服，皮绑腿， 皮靴，身上束着横直皮带。这两个人都十分神气。”（《三家巷》，第 95 页）等到张子豪当上连长以后，他的生活消费立即升级：

（他）把旧房子退掉，另租了一幢新洋房的二层楼居住。这里是朝南的一厅三房，十分宽敞。旧的家具都卖掉了，换了全新的藤制和杂木家具。他和陈文英都换了新衣服，他们一个七岁的男孩子叫做张纪文的，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叫做张纪贞的，也都全身上下换了新衣服。连招待客人的“雅各”牌饼干，“新基士”金山橙子， 伦敦制造的杏仁奶油糖果，“斧头”牌白兰地酒等等，也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像这一家人是刚从别的星球来到广州似的。（《三家巷》， 第 149 页）

对此，陈文雄说得一针见血：“大姐夫为什么拥护蒋校长？道理很不复杂：这房子、家具、衣服、食品，蒋校长都给换了全新的，连我这两个小外甥都重新打扮了，为什么不拥护？”（《三家巷》，第 151 页）在现实中，心系“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高尚之士”总属稀少，大多数人都未脱出黑格尔的断言：“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泉源。”即便是《三家巷》中“有朝气”“锐不可当”的“新青年”们也不例外。奥威尔曾将人群分为三类：“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他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细细考量，《三家巷》中“新青年”们除个别人物外，大都并未脱出黑格尔、奥威尔之于人性的深刻观察。这无疑接近普遍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敢于、愿意背叛自己群体利益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身体比语言更诚实， 他们最终都会选择于自己有利的道路。而陈文雄、张子豪、周榕、区苏等“新青年”们既然在社会上所居位置、生存处境各有差异，那么他们最终的疏远、分化就是必然的。

这几乎是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发生的故事，《三家巷》忠实地呈现了它。这也是“大历史” 视野的结果。“大历史”视野不仅是对于历史变迁的整体性、总体性理解，也包含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介入当代作家“深入生活”实践以后所形成的唯物论眼光。在《三家巷》中，利益考量与理想信仰之间的冲突，对于意气风发的“新青年”们而言，这又是青春、成长中的撕裂与阵痛。其势不可遏，且多和爱欲相互背离，由此构成了生活中最深的苦痛。用陈文婷的话说即是：“一个社会好好的，有家庭，有亲戚，有朋友，怎么一下子就能划成四分五裂！”（《三家巷》，第 188 页）在当代文学中，能将青春在现实“大历史”中的撕裂表现得如此及时而深入的，少有能和《三家巷》相比者。《三家巷》所以能够如此，与欧阳山的坎坷身世是有关系的。欧阳山出身贫苦：

养父是个小职员，常常失业，赋闲在家，曾到北京、西安、镇江、上海等地谋生，欧阳山从小就跟他到处奔波，四处流浪，这种穷愁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欧阳山接触过很多下层社会的穷苦人，开始认识了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显然，久处下层社会、长期深陷困境的欧阳山，并不迷信观念的力量。《三家巷》因此与《青春之歌》《白鹿原》差异甚大。《青春之歌》中的白莉苹、王晓燕、李槐英和林道静，或殊途或终同归，主要因于观念认识的深浅有异，《白鹿原》中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黑娃等幼年玩伴后来踏上迥异人生，也主要出于信念差异或变化，但在《三家巷》中，强硬有力的利益关系，犹如一把利刃，剖开并击碎了那些一度以整体形态出现的青春。

当然，从“重写文学史”眼光看，《三家巷》的此种深刻，源于“阶级意识的兴起打破了三家巷的平静安宁，情同手足的三家巷小儿女由此走向分裂，亲情、友情和爱情都将接受阶级意识的洗礼。对于周炳、周榕等从“新青年”群体中的离析而出，《三家巷》的叙述就显示了它的深刻：周炳兄弟走上革命之路，主要来自他们自己在生活中的磨砺和思考，如“对于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是否应“摧毁整个旧社会”“重新建立一种美好生活”的问题，是区桃牺牲以后周炳所产生的“新的想法”（《三家巷》，第 142 页）。此外， 他想从打铁铺、手车修理店、裁缝铺子、糕饼作坊、皮鞋作坊里“多找几个人”“跟咱们是一模一样的人”（《三家巷》，第 283 页）的想法， 也是他在经受现实挫折以后想到的。以此而论，《三家巷》是重返了阶级论最初的文学史时刻： 它是对“五四”以来“大历史”视野的承续，更是对它的反抗与突破，是立足于唯物论眼光的对于世界的重新发现。

（本文系节选，注释从略，完整版请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第三期）

【作者介绍】

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高层次青年人才。入选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2012），两次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5、2018）。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等专著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研究课题。近年学术志趣主要集中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