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在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展开对包括英军战俘、美军飞行员在内的的抢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合计抢救盟军人员有89人之多，都是从香港转入今天的深圳地区再护送到内地。

这场持续了几年的营救，促进了中国和反法西斯同盟的合作，其中最有名的是，直接促成了英军战地服务团和中国共产党与美军情报的交换。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8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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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霍英东回想起去香港皇仁英文书院上学的那个早晨，“因为学校考试，这天没有走路，要花三分钱坐电车，希望争取多些温习时间。在电车站等车的时候，九龙方面传来飞机轰炸的声音，接着响警报，不久知道日本进攻香港，不用上课了。”得到停课的消息，平时学业繁重的霍英东“居然开心了好一阵”。那个时候，只有18岁的他并未意识到就是从这天开始，自己的学生时代结束了。

这天是1941年12月8日。3万多名日军在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掩护下，分两路越过深圳河，大举入侵香港，一路沿广九铁路南下上水、粉岭，直趋大埔、沙田；另一路沿青山道插入西南。英军经营多年的新界、九龙防线相继溃败，于12日退守香港岛。几乎同时，活跃在今天深圳、东莞、惠州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东江纵队的前身）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派出几支小分队潜入九龙、新界，开展秘密营救工作和敌后武装斗争。其中一支经大鹏湾上的吉澳岛，坐船进入新界东部丘陵起伏的西贡半岛以及启德机场附近，并逐步向九龙市区延伸。

大鹏半岛位于深圳市东南部海岸，大鹏湾和大亚湾之间。 （视觉中国/图）

赖特越狱

香港以及同日珍珠港、马来亚和菲律宾等地爆发的遇袭事件，标志着美英两个大国终于向日本宣战，成为中国的同盟。

18日，日军强渡维多利亚海峡，登陆香港岛。23日，日军攻占岛上主要水源地——黄泥涌水库，切断全港淡水供应。圣诞节下午，驻港英军司令——查里斯托弗·马比尔少将下令投降，这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日军706人阵亡，1534人负伤；而盟军（包括英军、印军、加拿大军、香港义勇防卫军等）除2113人阵亡，2300人负伤，还有8500多人成为俘虏，分别羁押在马头围、赤柱、七姐妹、深水埗、亚皆老街和启德机场等地的集中营。

后来在1949到1964年间任职香港大学校长的林赛·赖特是战时香港义勇防卫军战地救伤车队总指挥，军衔中校（后为上校）。1941年12月27日，他被关进深水埗集中营，一度转入亚皆老街集中营，旋即又被送回。深水埗位于九龙半岛西北部，因有一处深水码头而得名。“埗”同“埠”，广东话的意思就是码头。深水埗集中营濒临海湾，原是一座可以听见潮声的英军兵营，经历战火，变得破败不堪，条件恶劣。战俘们睡着拥挤的大通铺，吃着发霉的大米和腐烂的蔬菜。日子不长，疾病开始蔓延，特别是白喉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作为战前香港大学的生理学教授，赖特明白，再这样下去的话，未来肯定凶多吉少。于是，他和他的华人秘书李玉标，以及香港皇家志愿后备海军的摩利上尉（原香港大学工程学讲师）、戴维斯中尉（原香港大学物理学讲师）一起密谋逃跑。

1942年1月8日，机会来了。涨潮时分，李玉标买通一个渔民，偷乘他的小船逃走。次日晚8点半，赖特、摩利和戴维斯溜到海边。按照先前的约定，赖特发出信号，“划着火柴遮掩三次”。不一会儿，李玉标带着一只小船出现。赖特三人赶紧爬上去，不料，小船因负重搁浅，一动不动。李玉标和船夫拼命推船，水下的礁石刮着船底发出“嘎嘎”声响。“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这种摩擦声响似乎震耳欲聋，人们紧张得好像空气都凝固了。”船总算漂浮起来，大家屏住呼吸，轻轻挥桨，“尽力向荔枝角划去”。

在青山道附近，赖特等人上了岸。接下来，他们屡屡遭遇险情，不时在浓雾弥漫的山野间迷失方向，其中最惊险的一次，日军手电筒的光柱就在他们的头顶上扫来扫去……为躲避日伪军的搜捕，他们只能昼伏夜行，绕道前往西贡——希望在那里能找到一条船，载他们渡过摩斯湾（即大鹏湾）。11日凌晨3点，赖特站在一处陡峭的山冈上，望着山下的小河和远处摇曳的灯火，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西贡来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更不知道游击队正与伪军展开竞赛，四处寻找他们。直到12日下午，派去探路的李玉标带回一条好消息，他和游击队接上头了。躲在密林里的赖特抬腕看了看表，指针显示5时45分。天还没黑。

这天晚上，赖特等人受到游击队盛情款待“好好地吃了一顿”，还在西贡的一所学校“享受了几星期来第一次热水澡”。游击队甚至答应了赖特的请求——派人给深水埗集中营囚禁的马尔比送信。但不幸的是，赖特后来得知送信的小男孩在靠近集中营时，被日军开枪打死了。由于日伪军抵近侦察，赖特等人不得不连续转移了好几座村庄。在其中的一座，赖特有生以来头回“饶有兴趣地观看一个政工干部，向村民们讲解历史、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目标”。14日早晨——逃离深水埗的第5天，赖特等人在西径的企岭下海边，登上了游击队的木船，“船头架着一挺轻机枪”，驶向中国大陆，登陆地就是沙鱼涌。

从前的沙鱼涌 （庞勉供图/图）

登上大陆

沙鱼涌位于深圳大鹏湾海岸线的中间点，西侧是葵涌河的入海口，东边是一道不算太高的山岭。明朝起，客家人就迁居河涌东岸的山脚下构建村落。因为煮制海盐又有避风良港，明清两代均于此设办盐埠，管理盐业及贸易。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以后，与西贡半岛隔海相望的沙鱼涌，渐渐变成进出香港的重要口岸之一。每天十余艘客货轮往返，仅贩运货物的商贾以及从事搬运的人员达万人之多，俨然一座“微型城市”，村内村外遍布海关、警署、教堂、银行、货栈、当铺、妓院、烟馆……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庚子首义，就通过这里输入起事的人员和军火；1925年，为支持省港大罢工，共产党员周士第率领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此与陈炯明军队血战；1938年，华南抗战爆发，通往香港的陆路交通被封锁，沙鱼涌便成为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伪军以及土匪、海盗明里暗里反复渗透与争夺之地；香港沦陷后，游击队在此设立地下交通站，接应被营救的人员以及轮胎、被服、药品、火水（煤油）、枪械等抗战物资……

在逶迤着青砖小楼的街道中段，我找到了码头。近处的河面上停泊着几艘用来观光的快艇，不时有人大声招徕生意；而稍远的入海口那里，一艘载客快艇正在波涛间蹦跳，拖曳出一道雪白的浪花……游客服务中心设在码头旁边，门庭寂寥。工作人员告诉我，沙鱼涌近些年变化很大，破旧的老房子基本都翻修重建了，码头也几经修葺，但位置始终没有调整过。

经过9个多小时的风浪颠簸，傍晚时分，营救木船驶近沙鱼涌。“村子里显然出了什么事”，赖特看见“一大群人正慌慌张张往外逃跑”。混乱间，岸上的机枪突然开火，子弹打中木船。当游击队冲上岸时，开枪的人便撤回山上去了。“沙鱼涌横尸遍地，一片狼藉。”原来土匪看游击队去了西贡，便乘虚而入，将村子洗劫一空。在村里，赖特等人意外地碰到一位神父，“且奇迹般迄未受到损害”。神父来自意大利，名叫卡勒嗦。请喝茶时，神父抱歉地称，糖和牛奶被人偷光了，不然，能更好地招待他们。

出于安全考虑，游击队没有安排赖特等人在沙鱼涌住宿，而是请他们回到离岸500码的木船上过夜。翌日清晨，他们重新登岸，匆匆吃罢早饭，就跟着游击队向田心出发。

被营救的英军战俘赖特等四人 （庞勉供图/图）

穿过封锁

田心就是现在的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田心社区。在赖特看来，“田心处于日军占领区和自由中国的交界地带”。但实际上，当时的田心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重要的活动基地之一，一块开辟在沦陷区内面积不大却很巩固的根据地。

赖特在日记里没有详细描述前往田心的路线，但很显然，向北途经葵涌（今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以后，连绵起伏的、超过20平方公里的田心山山脉就横亘在赖特的眼前，这是一处相当艰巨的挑战。田心山山脉如今是深圳市坪山区、大鹏新区与惠州市惠阳区的界山，其拥有的大笔架山海拔717米、田头山海拔689米，分列深圳十峰的第四位和第六位。从大笔架山到田头山的穿越，因为难度系数较大，更是受到“驴友们”的追捧，被戏称为“深圳户外毕业考试线路”。

田心附近正在修建深圳地铁16号线和城市快速路，即便如此，从沙鱼涌到田心，我留意了一下，开车也只用去37分钟。而那个时候，为了避开日军占领的坪山镇(今属深圳市坪山街道)，赖特等人在山重水复间足足跋涉了8个多小时，以至于到达田心后，赖特的膝盖出现“红肿疼痛”。

田心包括10个始建于清朝的自然村(现称居民小组)，它们曾经疏密有间地依偎在田头山北麓。最近40年，越来越多的道路、厂房、住宅和外来人口将它们连接成难分彼此的一片。在田心，我找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下榻过的水源世居；找到了曾任毛泽东秘书、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视察过的南中学堂；找到了著名作家茅盾等人歇息过的水祖新居……然而，光阴倏忽，时过景迁，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赖特等人到底落脚在哪一个村哪一栋屋。

逗留田心的27个多小时，对赖特非常重要。不仅他的膝伤有所恢复，而且通过和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交谈，他了解到“很多有关游击队的组织、工作方法和情报收集的情况。后来证明这对今后几年内赖特如何与共产党人相处，是大有裨益的”。16日晚上，在田心的另一头，赖特等人换上用废轮胎皮做的胶鞋，“靠黑夜的掩护”和替换了两批护卫队员，他们大约在17日1时15分，穿过日军封锁线。“经历了将近十个东躲西藏、疲于奔命的日夜，逃亡者们终于来到了大后方——自由中国。”

鉴于“我们的游击队员”——与英国陆军部的通讯中，赖特如是称谓游击队——对自己的莫大帮助，赖特说服伦敦和重庆，数月后在华创立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简称“B.A.A.G.”），并委任由游击队从香港营救的祁德尊中尉(后为少校)负责英军服务团惠州办事处。英军服务团与游击队密切配合，刺探日军情报、协助战俘及平民逃亡、向集中营输送药物及必需品……成绩斐然。1946年2月，赖特返回英国之前，坦诚地告诉东江纵队司令曾生:“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

（梁淑怡/图）

营救克尔

大块的阳光倾泻在眼前的这片草坪上，尽管是冬天，但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公园里依然树木葱茏、花草繁茂。草坪上搭起许多五颜六色的帐篷，孩子们跑进跑出，清脆透明的童音和雨滴般密集的鸟声混在一起，让人不由自主地珍惜当下的安宁。

在草坪北端，一间凉亭旁边，我看到一本摊开的“大书”蹲踞地面，两株碧绿的白玉兰分立左右。“大书”其实是一座大理石材质的纪念碑：左页，影雕着两幅画面，上方是一位身着飞行夹克的外国人与一位穿着黑色上衣的中国人握手的合影；下方是数张东西方面孔共同栽树培土的场景。右页，则用中英双语铭刻着“感恩树”以及一段文字。文字简短，却讲述了一桩时光久远的往事……

深圳东湖公园的感恩树和纪念碑 （庞勉/图）

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美国匹兹堡青年唐纳德·W·克尔正在陆军工程兵团画地图。不久，他抓住航空队扩招的机会，当上了飞行员。两年后，他被派往印度；再后来，他加入继承“飞虎队”称号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驾驶涂有狰狞鲨鱼牙图案的P-40战斗机。

1944年2月11日11时，克尔及其队友驾驶20架P-40分别从桂林二塘、秧塘机场起飞，为同时奔袭香港启德机场的12架B-25轰炸机护航。13时30分，飞行编队群遭到大约10架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拦劫。在击落1架日机后，克尔的飞机中弹，座舱内“到处爆发浪涛般的火焰”。克尔被迫弃机跳伞，半空中，一阵忽然刮来的西南风，将他的降落伞从启德机场的上空吹到了沙田观音山方向。在机场引颈以待、等着抓捕克尔的大批日军，迅速登上军车，呼啸着朝观音山一带冲去。

这时，刚好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简称港九大队）交通员李石从九龙返回，路过克尔的着陆点九龙坳附近。港九大队隶属东江纵队，队员多为香港本地人，主要在港岛、九龙、新界进行抗日活动。其前身之一，就是营救赖特的那支游击队。1944年，港九大队已经具有完善的交通情报网络，交通总站设在西贡半岛深涌村，共有6条互不交叉的交通线。交通员以及下文提到的民运工作者，皆为非战斗序列，并不配发武器。

李石是第5条交通线的交通员，只有15岁。这位勇敢的香港少年看见克尔，立即举起右手两指，指着自己的印堂，表明游击队身份，示意克尔赶快跟他走。克尔向他展示缝在飞行夹克里的“血幅”，“他只瞥了一眼，热切地点点头”。“血幅”是抗战期间，中国航空委员会发给来华参战的美国飞行员的标志，绸布制成，上书中文:“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以便飞行员发生意外时，能顺利得到军民救助。克尔的“血幅”编号是05982。

拼命奔跑了10分钟，克尔这才发现不但自己受了伤，“脖子、下巴和面颊，既起了水泡，又擦掉了皮——好疼哟！”而且，救生衣和头盔都忘了脱。李石拿出九龙医院医生带给游击队的药物，处理克尔的伤口。收拾妥当后，两人继续逃生。“他(指李石)踏着胶底鞋啪嗒啪嗒地向前走，一点都不吃力，我落在他后面几步，很吃力地跟着，上山时还得向前俯身，几乎到了匍匐前进的程度。”

四十年之后，李石清晰地回忆起帮助克尔藏身的细节:“这时已是黄昏时间，下午4:30左右，太阳的光线倾斜照住，日军从观音山坡一步一步地搜寻这个人。这个地方的山坡有一个刚好藏一人的直伸泥洞，克尔就在这个地方掩蔽好。”

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李兆华，因为当天也是她20岁生日。李兆华是吉隆坡华侨富商的千金，会讲英语。她15岁回国参加游击队，17岁即在港九大队从事民众运动工作（简称“民运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李兆华爱人江水在1942年初率队从启德机场营救了4名英国军官。李石讲完克尔的情况不久，李兆华就听到不远处“呯呯”的枪响，“鬼子在一边搜山，一边打枪，已经离这里很近了。”李兆华让村民将克尔紧急转移到比较偏僻的吊草岩山坳。

“夜，静悄悄的”，李兆华领着克尔在波浪般的山岭间走走停停，“阵阵寒风不时传来敌人扎营驻地的嘈杂声……克尔显得很紧张，半步都不敢落后”。1个多小时后，克尔被隐蔽在北围村（今属香港西贡区）山窝的一片茂密树丛。接过三四斤糯米糍粑时，克尔的手“有些发抖，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李兆华再次出现在克尔面前，是3天后的上午。克尔在日记中写道，“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姑娘，她肩上挑着担竿，竿两头挂了柴捆。她用英语轻声呼唤‘朋友，朋友’，放下重担，移开我小心经营的伪装，然后，她爬进来，换了些树枝，就开始和我说话。”李兆华又送来几斤干粮，仔细询问伤情后，告诉克尔，“不要轻举妄动，日军正在附近进行搜捕，要耐心等待。”

等待游击队接应期间，克尔得到个别村民和另外两位交通员的救助，甚至还细细品尝了“两夸脱的蛋糕。这蛋糕很有意思——褐色，又脆又硬，是用米粉、猪油和温水煮过的糖浆做成的，很明显，他们是把这面团倒在一块叶子上冷却，所以蛋糕底子仍粘着叶子。”克尔所说的“蛋糕”，其实就是李兆华第一次送来的糯米糍粑，只是当时克尔惊魂未定，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糯米糍粑，又名茶粿，是一种客家传统小食。用揉好的糯米粉与粘米粉，加入茶末或者艾草，使之变绿变香，再包入甜的或咸的馅料，用剪成小片的粽叶托住，放进蒸笼烹熟，冷却后便于携带和保存。

惠宝边地区战略图 （庞勉供图/图）

带你回家

对于克尔被游击队接走的时间，事件的经历者、见证者、研究者包括克尔本人在内都说法不一。有的说法是李兆华第二次出现的当天或次日晚上；有的说法是克尔遇险的第七天夜里。而我采访的深圳市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研究会名誉会长、李兆华之子江山老师倾向于前者。他的理由有二：一是母亲在世时多次的讲述；二是当时日军的搜捕越往后越严密，风险也随之大增。

不管怎么说，转机没多久就来了，某日晚间游击队员出现在克尔的面前。克尔用手电筒照亮了他们带来的一张手绘英文地图，上面粗略地画着西贡半岛的轮廓、两三个用箭头串连的地点和一艘扬帆航行的船，还整齐地写着两行：Come here，sir，I bring you go home, now!(到这里来，先生，我现在带你回家！)克尔欣喜若狂，但进展并没有如克尔想象的那么顺利，日本人岂会轻易地放过他。

为搜捕克尔，日军出动了驻港总兵力的1/4，约一千多人，对沙田、西贡进行严密的封锁及扫荡。克尔无法接近地图标注的上船点——位于西贡半岛北部的大埔海，不得不滞留在马鞍山、石芽山一带。在那里，克尔相继与李兆华、李石意外地短暂重逢，李兆华向他“报以微笑”，李石则“不停地塞食物”给他。也是在那里，克尔结识了名扬港九的抗日英雄刘黑仔，称其为Black boy。

刘黑仔本名刘锦进，是宝安大鹏（今深圳大鹏）人。因为工作关系，我数度拜访他的故居。那是沧桑的大鹏所城里，一栋看上去相当朴素的三层骑楼，砖石土木结构，占地约50平方米，始建于清末，现在被打造为颇具“动漫风格”的刘黑仔纪念馆。遇见克尔的两年后，刘黑仔倒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牺牲于粤赣交界的南岭山区，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克尔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刘黑仔的形象：“他年约18岁（克尔误判，实为27岁），穿着一身黑衣，蓄着长黑色发，一张脸非常黝黑……我不由得检视他全部军备——一把上等的、涂过油的枪，一枚日制手榴弹，一条日本军官腰带，一支英国制自来水笔……”

克尔对刘黑仔的第一印象谈不上好，“依我看来，虽然他用的是银色烟嘴和象牙筷子，也不算是个怎样的角色。”然而，接下来，刘黑仔率领短枪队对他的精心护卫和照料，令克尔刮目相看。现在，以奇岩怪石闻名香港的“鹿巢石林”，就是当年刘黑仔安排5名队员与克尔“隐秘同居”近两周的地方。有一天，队员指着山谷里的一组房子说：日本人的房子。克尔惊呼：“天啊，那么近！”1944年6月11日，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发表的文章《克尔中尉的脱险——第一次的探险旅行》里，克尔对刘黑仔佩服得五体投地，赞誉刘黑仔是他的“再生爸爸”。

深圳大鹏半岛杨梅坑 （视觉中国/图）

踏上归途

如果未听当地人说，我绝对想不到，眼前这座似乎纵身就能跃上的小岛，竟然归属香港管辖。这座小岛就是东平洲，突兀在大鹏湾东北海面，只有1.16平方公里。实地目测，则感觉与其说它是岛屿，倒不如说它是跳板，一块大鹏半岛伸向西贡半岛、深圳伸向香港的跳板。只不过，它现在还处于边境管理的范围，岛上一任郁郁葱葱地长满林木，像一抹弯眉，青黛含烟。

1898年，一纸《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不但把深圳河以南、九龙界限街以北的土地，还连同周边大大小小的235个岛屿也一并“打包”租借给了英国，其中就包括东平洲。这也是直到今天，拥有260多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却岛屿寥寥的原因。

东平洲原名平洲，为免与另一岛屿坪洲混淆，故加上“东”字识别。何时添加，不得而知。至少1942年初营救赖特之际，东平洲还叫平洲。那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赖特的座船先被风吹到“东边的平洲岛”，然后，才改变航向，直奔沙鱼涌。

当克尔横穿大鹏湾时，形势发生了变化。东平洲背后、大鹏半岛沿岸连串的港湾已经成为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也就是港九大队翻译佛朗西斯（谭天的英文名）所说的“海军”——的基地。实际上，那个时候，海上中队接防大鹏湾的时间并不长。克尔登陆前的3个月，原先驻扎在此的东江纵队护航大队才调至大鹏半岛以东的大亚湾。

为确保渡海安全，海上中队几乎拿出全部家底，调派三艘武装船。第一艘开道、打前站，第二艘搭乘克尔，最后那艘装满炸弹。“在海上，我们有很多不利之处。日本船有引擎，所以航行速度会很快，他们有强力的枪炮……我们有很多小型枪械……但是如果日本船遇上我们的船，那就完了……我们会等两艘船靠拢时，引爆炸弹，跟日本船舰同归于尽……”

“月亮消失已久，低云洒着雨”，1944年3月8日，一个风高浪急的夜晚，经历了27天香港磨难的克尔绕过东平洲，“被扶上一个用竹竿搭成的码头，终于走到了陆地。”虽然“镇上有股令人难受的气味”，但克尔还算惬意地住进一间鱼档的阁楼。安顿好之后，克尔特意感谢游击队员让他“终于踏上了归途”，并且为一个端煤油灯引路的圆眼男孩画了幅漫画。这是擅长漫画的克尔在中国大陆的首度创作。

这个镇子就是大鹏半岛最南端的南澳。克尔看到的“几栋残破的建筑物”早就荡然无存，如今那里破茧化蝶，成为安静闲适的度假街区。沿着花圃、绿道、沙滩、岸线……行走的时候，吹拂我头发的风灌满了大海的味道。有关克尔的痕迹，已无从寻觅，却分明又在，就像身旁的海、眼中的山和两海里外的平洲岛，一切都是见证。

与克尔不同，我是驾车，而他再度坐船。时隔七十七年，我们赶赴同一个地点——土洋。为什么要坐船？克尔的回忆录没有明说，但文本里的“只言片语”透露出端倪：他腿上的伤口严重发炎，“又肿又臭”，根本无法翻越南澳、土洋之间自南向北陈列的道道山岭。

土洋原名屯洋，东距沙鱼涌1公里，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客家村庄。那个时候，湛蓝的海水就匍匐在村庄的脚下。“两小时后，我们徐徐驶近沙滩，提起船舵之后再往浅水地方驶去。到水深及腰处时，几个人把我和佛朗西斯抬上肩膀，然后朝岸边走去。”按照江山先生的指点，快到土洋时，我由深葵公路左拐，钻过惠深沿海高速的高架桥，在葵涌河入海口的西侧稍远处，找到了“岸边”。那里被圈成一片繁忙的工地，翻斗车进进出出，据说是要建造一处高科技的码头。沙滩已被填埋，高出海面许多的防波堤上正蹲伏着数根悠然自得的钓竿……

当克尔跟随迎接他的游击队员走进村庄时，天黑透了，“几分钟内，一座似曾相识的建筑物出现在一个小山岗上，竟然是一座大教堂。”之所以“似曾相识”，是因为克尔离开香港前去过的港九大队部也设于一座教堂内。仅仅数日，恍如隔世。缥缈的海雾笼罩下，30岁的克尔有生以来，头一回在教堂里踏实地入睡，尽管只是一张用门板临时将就的床，那也比打地铺睡稻草的游击队员强多了。

现在，村里一条盘旋而上的公路经过教堂后门。穿过百米长的广场时，我发现左侧山坡还竖立着一方纪念碑，碑身镌刻着9位土洋烈士的英名。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人参加过营救克尔的行动。而教堂明黄色的墙壁和乌黑的瓦顶，就在数株参天大树的掩映下，静静地在那一头呼应着。

教堂由香港天主教会意大利籍神父于1912年兴建，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建筑面积270平方米，分为主楼和礼拜堂，整组建筑具有中西合璧的风格。过去，教堂可以直接观察到海面的动静，不像现在被村里的高楼遮挡得严严实实。香港沦陷不久，神父卡勒嗦，对，就是在沙鱼涌村邀请赖特喝茶的那位，带着修女们，匆匆逃离。“我们的人就把它改成兵营”，或许基于保密，也或许基于外国人难以理解，佛朗西斯告诉克尔的，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宣告成立时，这里不但是司令部首个驻地，也是指挥包括海南岛琼崖纵队在内的整个华南中共抗日武装的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简称广东临委）的驻地。

克尔住过的土洋天主教堂现辟为东江纵队司令部纪念馆。 （庞勉供图/图）

醒来的早晨，克尔享受了暖和的阳光和久违的理发服务。他甚至留意到剃须用的肥皂，是美国牌子Lifebuoy soap——救生圈。“啊，行，我恢复本来面目了，我的红眼已差不多变明亮了，脸上的烙印（指烧伤）也已褪成平滑的红斑，一点也不坏。”但伤腿依然如故。

下午3时左右，情报显示“有一群日本兵在沙滩上”，克尔不得不避往土洋西边几英里外的另一座村庄。转移前，游击队“把教堂里的稻草清理出去，把游击队活动的证据清理出去”。克尔的回忆录也到此为止，最后一段文字里，他写道，“女孩们（指东江纵队卫生员）展开担架，示意我躺在上面，其他人见我抱臂平卧那副傻兮兮的模样，都咯咯地笑起来。”

解密“山村”

由于没有确切地名，“另一座村庄”到底在哪，至今仍是一道令人困惑的谜题。通过查阅克尔给爱妻维达的信件，我把目光锁定在上洞（今属大鹏新区葵涌街道）。还是深葵公路，这次我伴着蜿蜒的海岸一路向西，10分钟到达公路右侧的上洞，里程表显示7.2公里。上洞原名上峒，客家人称海边山区的沟壑地带为“峒”。上洞靠山，与之对应的公路左侧的下洞则靠海。地形、路程都与信中所述基本吻合：运送克尔的五十多人，“在沙滩和山路上一步没停地走了约四英里”。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东江纵队司令部医院就设在上洞，这对受伤的克尔来说是个“福音”。顺带说一句，1942年，游击队从香港营救著名影星胡蝶时，就是从下洞海滩上岸。现在，那里变成了深圳有名的影视婚纱基地——玫瑰海岸。

车停进上洞村口的空地，一块鲜红的纸牌写着大大的三个字：项目部。显然，村子已步入“城市更新”的读秒时间，到处是一堆一堆的瓦砾，只有山坡上还幸存几间硬山顶的客家民居。好不容易，遇见一位头戴客家凉帽的阿婆，她正在浇菜。她指着不远处一块爬满碧绿藤蔓的废墟告诉我，那里原来是一座解放前就有的教堂。但她并不知道，那座教堂在克尔离开后的4月份，成为那些咯咯爱笑的女孩们上卫生员训练班的校舍。

已经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一位飞虎队上尉（是年3月1日，“失联”中的克尔被擢升）在这座村子里，就着油灯或者手电的光芒给远在大洋彼岸的爱人写信：“一间非常典型的中国房子（指克尔住处）。在房间前面，是一间带屋檐的房间，中间是一个凹下的浴缸（指天井）。”

“我忠实的翻译（指谭天）被召回了，换来了一个新的翻译（指东江纵队司令部首席英文翻译黄作梅，香港人，39岁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殉职），一样是那么和蔼和讲流利的英语，而且消息更灵通些。”

“将军（指曾生）给我一封信，说他如果有可能，很想见我，但是目前的战斗弄得他相当忙。他派来一位主治大夫，来看我的腿和胳膊……”

“有个小男孩（指东江纵队司令部医院朱医生的儿子阿明，其时不到13岁，3年后牺牲于粤北战场）照顾我的生活细节……为我做任何事情，由洗袜子到剥花生。”

“不久前，在一个地方（可能指下洞），我们吃到了最好的东西：鲜虾、龙虾、章鱼、鳝鱼、各种各样的鱼，绿豌豆，甚至一大串一大串的香蕉。所谓甜点就是浓缩了的甘蔗汁——好吃。”

克尔拍摄的照片：黄作梅、周伯明、曾生、林展、饶彰风（从左至右） （庞勉供图/图）

告别仪式

克尔在3月18日能够拄着拐杖行走了。这天早晨，游击队员不顾他的“再三抗议”，为他准备了一顶带有遮阳篷的竹轿。克尔认为“是巡游用的”。

他和曾生谈了很久，并一起共进了早午餐，“又有香蕉、很多鸡、木瓜和菠萝”。过去，客家人的习惯，也为了节约口粮，上下午各吃一餐。曾生是惠阳坪山（今深圳坪山）人，中学时就读澳大利亚悉尼商业学院，后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的他，通晓英文。曾生给克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家伙（曾生时年34岁）、说话风趣而又周到……他给了我许多要交给不同人的信件，还给了我一份他手下绘制的精美地图，展示出我曾经在这周围的旅程。”

余下的时间，一台曾生带来的135相机——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记录了告别的影像。在这之后，漫长的65年里，除了克尔一家，再没有人见过这些照片。直到2009年，克尔的小儿子大卫·克尔将它们带回深圳，其中一张影雕在东湖公园纪念碑上，穿飞行夹克的是克尔、身着黑色上衣的是曾生、头戴礼帽的是阿明、背后就是将要抬走克尔的竹轿，以及护送克尔的游击队员。而那个时候，所有照片上的老兵已在世间凋谢。

1944年，克尔和曾生握手话别。 （庞勉供图/图）

据英军服务团记载：“18日下午，他（指克尔）坐轿子去坪山，当晚抵达。”

坪山系客家人聚居地，位于深圳的东北部，与惠州接壤，是一处大山环抱的盆地中心。1938年，日军侵略华南以后，曾生从香港回到家乡，着手组建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最早的前身之一），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共赴国难。克尔到来的时候，“坪山镇内，到处是标语、墙报和歌声，一派新鲜热火的革命根据地景象。”

还是按照江山老师的指点，我走过崭新的坪山老街，找到坪山人民医院的后门。后门正对的住宅小区，盖满了二三十年前的贴着白瓷砖的楼房，没错，这里才是我的目的地。1914年，坪山学校（坪山中心小学的前身）在此创办；1917年改名坪山小学。它是曾生和许许多多东江纵队战士的母校，是坪山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成立地。

当克尔被抬进这里时，坪山各界代表一百多人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后来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叶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心潮澎湃的克尔“对着小学生、中学生、普通人以及英语初级班的学生发表演说。小学生给了我一束花，中学生给了我一截甘蔗和一袋糖果……”而坪山（时属路东县惠阳区）的父老乡亲还专门制作了一面三角锦旗，上书“空中英雄柯尔（即克尔）中尉留念 惠阳坪山人民敬赠”以及对应的英文。克尔视若珍宝，一直把它带回了美国。

坪山人民赠送给克尔的锦旗 （庞勉供图/图）

1944年3月19日，克尔被游击队员用轿子送到国民党军队的辖区——淡水镇（今属惠州市惠阳区）。在那里，英军服务团接掌护送。10天后，辗转广东惠州、河源、韶关、湖南衡阳等地的克尔返回桂林。

很快，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得到了克尔的脱险报告。权衡再三，他决定与东江纵队联手。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美军与东江纵队建立合作关系，情报站遍布东江敌占区，南起香港，北到广州，东自海陆丰，西至珠江东岸。后来粤北、西江沦陷，再扩展到西北江去。中方负责人是后来著名的改革先锋袁庚，首席翻译官及联络员是陪伴克尔养伤的黄作梅。此后至抗战胜利，第14航空队驻东江纵队情报站提供了很多“在质与量都是经常优越”的情报。对此，陈纳德、在华美军总部甚至华盛顿都极为赞赏，认为这个情报站“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

习仲勋给东江纵队的题词 （庞勉供图/图）

1945年，抗战胜利。港九大队撤出香港；

1946年，3艘美军登陆舰从沙鱼涌运送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

1977年，克尔病逝；

1995年，曾生逝世；

2003年，IBM公司雇员大卫·克尔在母亲维达的房间发现锦旗；

2004年，联想公司收购IBM公司的个人PC业务；

2005年，大卫·克尔开始到深圳出差；

2008年，大卫·克尔在联想公司的中国同事确认锦旗写的惠阳坪山就是深圳坪山……

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营救盟军及国际友人达111名：英国人42名、美国人8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苏联人1名、菲律宾人1名。

1984年，上海，美国总统里根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法西斯军队席卷亚洲的时候，我们和你们并肩抗敌……有些飞行员在中国上空机毁人伤，你们还记得那些勇敢的小伙子吧？你们把他们藏起来，照料他们，给他们包扎伤口，你们救了他们很多人的命……

参考资料：

《克尔日记》《1942-1945年香港抗战期间英军服务团》《逃出生天》《东江纵队志》《曾生回忆录》《东纵一叶》《回顾港九大队》《回顾东纵卫生工作》《东江纵队史》《图说香港抗战》《香港沦陷史》《陈纳德和飞虎队》《胜利大营救》《大亚湾风云》《香港一瞥》

特别鸣谢深圳市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研究会以及江山老师。

【记者】庞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