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四川广安市广安区白市镇碑垭村，爷爷从解放后就开始当村支书，退休后我父亲接班。

父亲当了45年村支书，我上初中时就经常看着他满村跑。乡民因为一些小事闹矛盾，常常大半夜来找我爸调解。那时候没电话，找人都靠喊。地势起伏不平，村子刚好在沟里，人站在梁子上喊：“鞠书记，某某家打架了，你快过来看一下，要不然打破头了！”深更半夜，我爸赶忙穿好衣服拿电筒跑过去，有时候还让我也跟着去。

有一年年三十，一家儿媳妇跟公公吵架，儿媳妇的家人赶来，动手打了公公，老乡站在梁子上一喊“鞠书记，又打起来了！”我们在家就听到了，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出行都是靠走路，这么一喊加速信息的传达。

我和父亲即刻动身，一路在经过的山顶上喊上村长、文书等人，一行人集合后走四五里路赶到村民家。

一到现场看见两个家族的人拿着锄头棍棒互打，赶紧将人分开，在气头上的老乡们听不进好言相劝，只能把带头惹事弟弟的先绑起来，我去捆他的时候，年轻人还对我说“帮我绑松一点”，随后他被送到当时的村公社，后续交由公社解决。

我1990年入的党，那一年23岁，在村里任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入党后我希望能像爷爷父亲他们一样，帮乡友做点事。当村干部期间，我常常跟着父亲或者一个人去帮乡友解决纠纷和矛盾，大家送我外号“管家婆”。

每年年三十吃完年夜饭，村干部一共8个人要集中起来出去巡查，绕着整个村子走一遍，一圈要花三个小时。有一年，我们走到梁子上看到4队有火光，一家房子着火了，跑了半小时终于赶到现场。

一看，村民家里的谷仓和房子全烧着了，我们那的房子不是砖瓦房，而是木头搭建的排列房，墙壁由竹块编制而成，易燃，一脚就能踢倒，一着火家里的东西基本都烧完了，好在人出来了没事。

当时附近的乡民都在帮着救火，我们过去后去喊更多乡民来帮忙，村里没通电也没有抽水机，大家就拿水盆、水桶到附近的小水塘取水来扑火。

灭火那天晚上，这个40岁正当年的村支书，一手提着一桶水，不停地跑来跑去，等火被完全扑灭，他累到坐在地上直喘气。

我父亲为人刚正，谁想在他手里做点什么小动作，搞点歪门邪道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我妈说村里有人议论我爸，当了这么多年村干部肯定有钱，其实我爸真的没钱。干了45年，我爸现在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110元，都是靠我们子女给他补贴生活费。

父亲的心好像永远不会老，哪怕手臂已经不能再如当年有力，依然为村里的大事小事忙前忙后。我回家听村里人说才知道，父亲退休的第二年，有人祭祖烧纸钱，没注意把我们村一片山都给点着了，七十多岁的父亲听说后非要跑去现场灭火。派出所带了几个灭火器来，但是范围太大不管用，甚至都喊上隔壁村民来帮忙。当时农村的土地大都荒废了，杂草长得比人还高，没人耕种，水塘早就干涸了，大伙只能去更远的河里取水。

“你父亲那天救火差点没起来，天气热，他又着急，在火场晕倒了，别人把他背出来的。”父亲没和我说这事，我回去问他，“有什么办法，当时那样的情况，我作为老书记我不跑谁跑，我不带头谁带头，这些树木我们亲手栽的，不能眼看着烧没了。”他这么一说，我竟无法反驳。第二年，父亲协助申请资金在村里每个梁子上都修了一个水塘。村支书父亲的这一生都让我非常敬佩，也是我的人生榜样。

为补贴家用，村里的男青年都会利用农闲去附近城市打工。1992年夏天，我跑到重庆和堂姐夫一起卖水果，但是做零售利润太低，我们决定去陕西收购西瓜拉回重庆卖。查了一下未来七天的天气预报都没雨，我们就拉回一车皮九成熟的瓜，计划着快速卖完，而一般情况下都是选八成熟的。结果连下七天大雨，西瓜全烂，我亏损一万多元。那时我一个月工资8元，一万块基本是我的全部存款。

这下好，没赚到钱还欠下一屁股债，这得还到猴年马月才能还完？

1993年一个在深圳打工的老乡黄纯禄推荐我出去，他在深圳渔民村做保安队长，每次回家他都请客吃饭，饭桌上他说，在老家养一头猪一年下来只能卖100元，深圳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到深圳打工还账就快了。但在深圳很辛苦，工作不好找，也没住的地方。

我办好边防证，背了一百多个自家做的盐皮蛋，想带给老乡请他帮我找工作，坐了四天火车来到深圳。到深圳看到罗湖火车站，车站很大很气派，相比起来老家的车站只有两间破旧房子和几根铁轨，显得寒酸。去渔民村的一路上，车水马龙，那时候建设路、东门步行街都是铁皮房，老家还只有草房。等到了老乡家，准备用皮蛋下稀饭，打开背篓发现皮蛋全挤坏了，只好忍痛扔掉。

第一份工作是黄表叔介绍的，修春风路的高架桥，那时候的布吉河全是黑臭的淤泥，因为要挖泥巴打基础，没有水鞋，我光着脚下去，上岸后脚上全是泡，流黄水，又痒又痛。这样干顶多坚持3天，再干下去人就废了，在工地住了10天我就走了。

接下来我一直四处打零工，黄表叔自己开了桌球馆，让我去看店。我去写字楼搞过卫生，一个人一天清洁两三层楼，干了一两个月，不适应。还去时装公司从事过安保工作，500块月薪相当于在农村两三年的收入。

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我就投靠老乡黄臣中，他在工地上当保安，他上夜班我和另一个老乡就睡在他的工棚。每天，我们中午买3毛钱一个的盐皮蛋，就着一斤白酒下肚，这样白天的时间都能昏昏沉沉睡去。晚上就去渔民村工业大厦的手袋厂饭堂，打1块钱白米饭，用不要钱的泡菜下白饭。我们三个人这样一起生活了十几天。

期间我也在找工作，有一次差点被骗进传销。我和陈耀明一起去华强北找工作，在广告栏看到招工帖，招工的人就在旁边，问我们想不想去上班，晚上就能来培训。我们去看了看，刚坐下来就开始 “洗脑”，我俩一看不对劲，这么容易进去，一个月还有1000块，哪有这种好事，肯定是骗人的，赶紧逃了。

我在老家当了几年村干部，村里的人基本都认识我，我就像个和事佬一样，大家有什么事情都找我。我来深圳后，老乡两公婆吵架了，在工地拿不到钱，都会来找我，“老鞠你过来一下，我们怎么说都不听，你的话，他们会听。”别人相信我叫我去，那我肯定要去。

2010年，三位老乡在观澜工地做工，工地都是年底结清工资，临近过年，老板跑了，每个人被欠了2万多。讨不到工资的老乡一激动就要跳楼。老乡打电话给我：“某某干了一年的工资没拿到，现在站在楼顶上要跳楼了，你快来看看！”

我立刻打车到观澜，消防和武警都在，还拉了气垫。我问为什么要跳楼，“干了一年了，现在要工地要完工，工资一直拖着不发，对方说没钱，等有钱再结，过完年去哪里找人，这一年不就白干了？”

我跑去找旁边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我是他的老乡，听到老乡为钱的事情要跳楼，特地赶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帮得上忙的话，我去劝一下，但你们也要协助，能拿到钱最好，要不然我今天劝下来明天还是一样要跳。”

对方只是回了一句“我们会解决的”。可能人家不认识我，普通人一个，看不出能起什么作用，还担心万一是过来合伙闹事的更麻烦。他们上前劝说，站在楼顶的老乡不但不接受，反而更激动了：“你今天把钱拿出来我就下来，半个小时之内不拿到钱我就跳下去！”

半小时几万块钱哪里去找，工地老板早就不知去向，居委会也没办法了，找到我：“你是老乡，你来劝他，你跟他说，钱没问题，保证今天之内拿到，人要安全下来”。

虽然不确定对方的保证是否可靠，我想当务之急是让老乡先脱离危险，我站在下面用家乡话喊他名字，他一看是我，“龙哥你这么过来了？”

“你这样太危险了，讨工资方法很多，为什么一定要以死相逼，万一掉下来了怎么办？就算拿到钱人没了又有什么用？我刚才跟居委会沟通了，他们说保证今天把钱给到你，如果拿不到钱，你就找我要。”我站在下面喊道。

另外两个老乡也一起来劝他，“那行我相信你吧”。在上面呆了一个多小时的老乡，终于安全下楼了。我和3位老乡一起在居委会办公室等，最终三个人总共拿到7万多欠款。

老乡讨回工资后，想给我点辛苦费，但这个钱我不能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我要你的钱干嘛，我要你的钱我就不来了。”当时我自己做生意，做商务办理出国签证、机票、火车票，行情还不错，主要靠乡友帮我支撑，凡是牵扯到我范畴内的，他们都会帮助我，大家互帮互助。

我后来想，如果当时我有个身份，直接过去找居委会，解决不了我就请罗湖区委组织部帮忙协调沟通，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没有身份，就没有公信力，说话也没分量。

同乡村党支部我们是自己申请的。

有一次我和桂园街道街道两新党委秘书柳陇川以及红围社区居委会主任刘秋梅一起吃饭，他们说罗湖已经成立了同乡村党支部，能把流动党员组织起来。“天龙，有这个条件，你们为什么不搭上这班车？”刘主任问道。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很多乡友拿不到钱找我帮他出面解决，出去经常碰壁，你代表什么？以什么名义来解决这个问题？名不正言不顺。为什么不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多为大家做好事？

我详细询问成立支部的要求，“你那边有多少个党员？”“我知道的党员有8个”“3个党员就可以成立一个支部”。

我把想成立同乡村党支部的事告诉父亲，他很支持，“成立支部能多为老乡做事情，他们会记住你做的事”。我向他要了镇上人大常委会唐华明的联系电话，“没问题，我和书记请示下。”四五天后，镇党委书记两人就来深圳了。

二位过来后我把他们引荐到桂园街道办，双方达成共识，我们顺利申报到罗湖区委组织部。2012年8月，中共深圳罗湖区桂圆街道办事处广安白市镇深圳流动党员党支部正式成立（后更名为：中共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广安区在深务工人员服务综合管理党支部）。我们算是搭上了同乡村的末班车。

成立后我给柳哥打了电话，“好事啊，既能给乡友解决难题，还能协助辖区治安，好好干！”他在电话里鼓励我。

我们每年过年前都会举行留深乡友茶话会，2013年的乡友茶会上，现罗湖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高延勇来到现场，对我说：“既然成立了，你就好好去做，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你的后台，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我们给你撑腰。”

这些鼓励我一直记在心里，给了我很多信心，只要不违背原则，很多事都敢去做。

现在我们都有区委组织部发的工作牌，上面写的同乡村某某支部和职务，需要的时候可以亮出身份，意味着我是代表支部帮助乡友，协助当地执法部门或者派出所居委会妥善处理纠纷。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处理任何事情都得服民心。

在深圳务工的老乡主要集中桂园路、向西村、渔民村、火车站几个地方，有六七千人，大多从事保洁、工地、收废品。

乡友们遇到纠纷不知道如何解决常常扬言靠打架摆平。支部成立的第二年，有个老乡下雨天骑单车打滑，撞上停在路上的二八车，小手指穿进钢管骨折了。为了这个事，双方20多个人拿着铁锹棍子扁担，站在小巷子里准备打架。

接到老乡的求助电话后，我来到现场问清缘由和分歧。老乡的要求是消防通道里不能停车，1万块医药费都要赔偿，对方表示自己送报纸要把车暂时停在那里，人自己撞上去的不能怪他，一分钱都不赔。

我开始做双方工作，对老乡说：“今天你打了他，你是不是要赔医药费，如果自己被打了，痛上加痛。”我又讲道理又讲感情，最终架没打成，我代表老乡开始协商赔偿问题。

对方态度依然强硬，就是不肯赔偿，我们报警后派出所来处理，要求对方赔偿1千，老乡拿到赔偿金赶去医院治疗了。

2014年开始，支部每两年举办一次免费的普法培训，为期5天，每次有三四十人主动报名。我们购买培训机构的课程，请老师讲劳动法，普及法律知识。我们的培训没办法颁发证书，有些人就不愿意来。但是每次开班报名的人很多，乡友评价很好，还会主动问培训什么时候开始。

这些在深务工乡友时常记挂老家的孩子，支部每年举办“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把老乡和小孩集中起来，让孩子多亲近亲近父母，了解一下深圳。

每次报名的孩子有两三百人，但活动人数有限，只能筛选出四五十个人。我们要求是第一次报名、12岁以下优先，基本保证每年参加的孩子都不一样。我自己孩子没参加过，好朋友的孩子也不让参加，怕别人说闲话。

农村孩子没去过动物园，我们一大早进去，直到下午要闭园了，孩子还舍不得出来，坐在地上哭着说还想再玩一会。很多父母也觉得活动不错，“没有支部的组织，我在深圳打工几十年，也不一定有机会去看这些景点。”

小明（化名）的家庭是贫困户，父母打工没时间请假，奶奶陪他一起参加活动，期间我和他聊天，问他觉得深圳怎么样，“很好啊，深圳比家里好！”“你长大了想做什么？”“长大了我肯定来深圳，不呆在家里，来这里又能赚到钱，还能看到漂亮的景色。”孩子眼里充满期待。

前段时间回老家，广安区委组织部又和我谈了，希望我回家接父亲的班。可能的话，下一届村支书选举我就回去参选。既然他们相信我，三番五次的请我回去，于情于理我都要回去。

我们村现在50%以上还是泥巴路，你想去哪一下雨就去不了。好几个在深务工的乡友学会了开网店，回老家卖农副产品，柚子、柠檬、盐皮蛋等等，回到家能照顾家里，还能自己做生意，两全其美。如果我回家首先要把经济搞起来。

回去要做什么我都想好了，振兴乡村，我计划把乡村打造成一个旅游产业基地，主要做三个项目，第一修公路，第二打造旅游景点，第三种植农副产品。

【策划统筹】赖武 高延勇 宫雪 吕冰冰 周宙

【出品】中共罗湖区委组织部  南方日报深圳新闻部

【撰文】祁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