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粤古驿道网，采编自《岭南城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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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史迹是城市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知史爱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科书和教育场地。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之际，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大视野下串联起、讲述好湾区红色史迹故事，更是成为当代人的使命。近日，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接受《岭南城市建筑》专访，以近年来开展的南粤古驿道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为例，探讨大湾区红色史迹的构建与活化传承．

访谈收录自《岭南城市建筑》杂志2021年第2期，南粤古驿道网已获授权，现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专家访谈/曹劲

“红色史迹的研究一定要注重历史研究和保护文物本体的真实性，‘真实’是我们讲好湾区红色史迹故事的基础。”

Q1：请您谈谈对岭南地区红色历史遗迹的整体印象和特点。

坦率地说，你们提出的命题很大，我没有做过系统、专门的梳理，思考了一下，大概呈现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岭南地区独特的地域特点塑造了独特的人文特点，这可能是岭南能够成为近现代策源地的重要因素，同时还留下丰富的红色资源。这里背山面海，远离中央政权，长期以来持续不断地与跟海外文明产生交流，尤其是在近代时期，比较早接收到一些现代的理念和价值观，这些因素塑造了岭南人、湾区人的性格特征和独有的文化——开放、崇尚自由、不盲从、爱冒险、务实、不畏皇权，岭南因此成为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南粤古驿道中有一条岐澳古道，自明清以来就是沟通香山与澳门的交通要道，在这样的古道上繁忙往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与货物，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传播。香山地区成为华南乃至全国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沿线走出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推动幼童留学的容闳，故居在此的孙中山先生，中国共产党很多早期领导人也是出自这里，比如杨殷、苏兆征以及杨匏安，他们都是岐澳古道沿线走出来的早期革命先烈。

第二个特点，近现代以来，广州的整体文化是比较开放的，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当时北方军阀割据，而广州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共产党可以较为自由地在这里进行活动。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的信件中写到“只有在这个地方（广州），我们才能进行公开的活动”。由于这种开放性，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毛泽东、陈独秀等人也在国民党内部任职，广州的革命活动呈现出“红蓝交织”的特点，这里的红色史迹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例如苏区革命老区不一样的特点，更为复杂、更为多元。比如国民党“一大”，参会代表中有大量的共产党人；中共“三大”前后，当时的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在日记里写道，他屡次去春园拜访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在简园与爱国商人会谈，倡议国共合作等。又如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南迁广州进行印刷出版，鲁迅、许广平等人在中山大学教学期间也留下大量的红色遗迹。

第三个特点，是粤港澳三地的密切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香港和澳门是比较特殊的区域。省港关系尤其密切，香港是当时一个非常好的中转站和庇护所，为早期革命活动提供情报、金钱、物资的支援以及人员的转移、庇护，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共产党在内地不方便开展的活动也可以在香港开展，一些党员受到追捕的时候，也会护送转移到香港。而在香港被日本占领后，内地又成为后方和避难所。例如，为避免陷在香港的文化名人被日本人搜捕、胁迫，周恩来迅速组织东江纵队进行大营救，当时兵分几路，一部分年长的先生从水路出发，大部分人通过新界往深圳方向转移，深圳与香港交界的白石龙村羊台山上仍有当年文化名人们临时落脚所留下的草寮等遗迹。这一次共有80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顺利逃亡，无一落入敌手，所以也称 "胜利大营救 "，大营救保护了中国的“文脉”和精英，在国际上树立了党的形象和威望。白石龙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在这里短暂休憩后继续转移，离开羊台山后，大部分人是通过惠州作为中转站继续北上，入选 2020年省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的惠州东湖旅店就是当时的秘密接送站。

总的来说，一是人文地理因素，造就了天生的革命基因，较早的对外交流，利于先进思想的传播，涌现出很多早期的革命先烈；二是缘于“红蓝交织”的特定历史阶段，留下很多特殊类型的红色史迹，与近代史上的重要革命事件息息相关；三是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密切联系，留下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

图为岐澳古道。

Q2：您认为活化修缮红色史迹对于广州城市建设乃至建设人文湾区有何意义？

红色史迹是城市遗产中不可或缺、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最佳教科书和教育场地。广州是一个英雄的城市，目前还有很多人对广州革命历史岁月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甚了解，我们有责任向公众传导宣传出去，做好广州的红色史迹研究，讲述百年以来这座城在觉醒年代里的风云激荡。

其次，以红色史迹为核心的红色资源，也是文化振兴的软实力。今天祖国的富强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先辈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保护红色史迹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有利于激发人们珍惜当下，积极地投身未来。

另外，以保护开发红色史迹为依托大力推进旅游事业，将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结合起来，寓思想教育于文化娱乐和观光旅游之中，能更好地推动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这一点在近年来广东省政府重点项目南粤古驿道保护与利用工作中已经初见成效，我们可以看到在南粤古驿道这样的线性文化遗产路线中，也蕴藏了很多红色因素，比如南粤“左联”文化之旅，串联了韩江两岸左联作家的故居等红色史迹，这些红色遗产的活化利用有利于把革命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能量，文旅相融，推动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

我也谈谈多年文化遗产保护的个人感受。红色史迹作为红色教育资源所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课堂、书本教育所感受不到的。只有走到汕头华富电料行，徜徉小公园片区，才能体会到当年在繁华贸易掩护下党地下隐蔽战线的工作；只有走到深圳羊台山，才能感受这些文化名人当年跋山涉水，保留革命火种，坚定信仰、继续奋斗的豪情；只有到华南研学基地沿线走一走，才能了解到王亚南等教育先驱如何在烽火岁月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坚守。作为可感知的实体空间，红色史迹能够给人带来真实的、强烈的直观感受，能让人们对历史有更好的理解和感触，这是书籍、语音、视频等所很难拥有的现场感和冲击力。

图为羊台山。

Q3：您认为岭南地区的红色史迹有什么特点？活化利用过程中又是如何利用好这些特点？

刚刚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岭南地区特殊地理环境导致这里的革命历程有其突出特点。如果把目光从大湾区扩展到整个岭南，可以再补充几点。例如，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涌现出一批以彭湃、黄学增等先烈为代表的早期农运领袖，农会组织非常发达，建立了大量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其中有不少都已经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东江纵队在粤东北到大湾区留下了大量的红色史迹，看过《明月几时有》这部电影的应该有所了解。三是红军长征在广东的历程，虽然在广东路过的时间比较短，但也是红军长征史诗的重要篇章之一，留下了重要的足迹。当时包括红一方面军的左路军红一、红九军团及中央纵队从中央苏区出发，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后进入广东，先后经过南雄、仁化、乐昌等县，红五军团的第十四师也曾转战于连县。

红色史迹的活化利用是要建立在扎实的历史资料研究上的，对于史料的真实性和文物本体的真实性要特别关注，前期的史料研究对于文物本体的真实性的考证也非常重要。前两年我们完成了汕头小公园片区“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修缮项目，这处史迹所记载的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它是中共中央机关（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到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是周恩来亲自部署建立的，在1931-1934年间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转移干部、信息传递和运送物资的任务，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生命线”。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在汕头的直属秘密交通站分别是镇邦街7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和海平路98号（即现海平路97号）“华富电料行”，两家互不知晓。顾顺章在 1931年被捕后叛变，周恩来立即撤销其所了解的交通站，当中包括汕头“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同时启用“华富电料行”作为中央直属交通站。从建站到 1934年底，由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经汕头交通中站护送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党政军领导干部约有200人，其中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瞿秋白、秦邦宪、张闻天等；同时在输送和采购物资方面，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敌人对苏区实行的严密的物资封锁。

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发现这座三层楼高的老房历经百年风雨、破败不堪，已几乎是一片废墟，只剩下八根罗马式柱子和一面山墙是当年原物。因此我们在恢复建筑原貌的同时，采取了很多技术手段保留住这八根柱子和一面山墙，把原来的遗迹都保留下来，新旧之间有区分，人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哪些是真实的遗存，同时也考虑到满足建筑作为开放展览使用的要求，在空间和荷载上做了适应性调整。

我们以往的红色史迹保护对真实性关注不够，往往缺少深入的研究、可信的佐证，以口述史为主。而很多人的回忆往往是有一定偏差的。我觉得一方面是要力求史料记载的真实性，花大力气去做史料的梳理、甄别、对照和佐证；另一方面是要重视文物本体的真实性，要搞清楚这些现存的史迹到底有哪些是当时的真实遗存。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有些原址已经没有了，不得不重建时也要力求有可信的依据，不能凭空臆测。通常我们不建议重建或者新建，任意重建会破坏历史的厚重感、真实感和沧桑感，削弱其感染力。简言之，在修缮的过程里，特别要强调史料的深入挖掘和甄别，了解并尽量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现存的历史遗址本体，我们要尽力保留它的真实性。在活化利用阶段，我们对红色史迹的宣传推广，也应建立在对史实的全面掌握之上。

图为惠州东湖旅店。

图为汕头中共苏区秘密交通站旧址。

Q4：近年来，以华南教育历史研究基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有何重要意义？如何将这种模式推广下去？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这项工作是从南粤古驿道工作延伸出来的，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保护文物其实是要更好地融入当下，特别是这种线性遗产、乡野里的遗产，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遗产真实有效的保护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在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工作中，我们依旧是贯彻了这些理念，首先是建立在大量严谨的历史研究基础上，整个过程几乎可以说是历史文献解读的空间化。这段办学的历史非常悲壮，“三师”志愿者阿瑞说，“这是冒着炮火履行使命感的教育，更是一段伟大的国家记忆”，然而烽火中的逆行，却几乎已被淹没在历史中。我们首先是希望能够通过研究保护，拂去历史的尘埃，让这段悲壮的历史重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当年的烽火育人，影响了整个粤港澳地区，甚至辐射到福建、江西等地，大量的港澳地区以及各周边地区的学生甚至燕京大学、上海协和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前来求学，战火之中，还能给学生们提供一张书桌，何其感人。这段历史保存了华南教育的根脉，今天我们省内的很多高校，包括华工、中大、仲恺农学院、广东美院、广东体育学院、暨大等，都与这段历史有密切的关联。我们希望现在的青年学子能铭记历史，不忘先师，这是推动研学的出发点之一。其次是我们也看到当年办学的小山村依然贫困，像位于粤北乐昌坪石的管埠村、武阳司村、三星坪村等，当年这些小山村为办学提供了保障提供了滋养，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遗产的保护、通过文旅和研学等活动，为这些南粤古驿道沿线的山村带去人气、注入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我一直强调着保护与利用，都是要建立在非常扎实的史料研究基础上。我们做华南研学基地的前期研究，也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抽丝剥茧、追本溯源地找师生们在这段时期的经历。这些前期扎实的研究工作直接启发着后期的活化利用工作，比如信息柱的设计、遗迹的修缮，结合学科教育设立的研学工坊、开发的各种活动，比如在坪石研学基地武阳司村的展览中开发了一些小程序，游客在参观之后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回答问题，便能获得一张带有游客自己头像的国立中山大学的学籍表和毕业证书，这是从旧档案中获得的灵感，这样的利用有丰富的知识点，有可信的来源，又时尚有趣，效果非常好。

图为华南研学基地。

图为国立中山大学学籍卡。

Q5：您与岭南中心共同参与了杨家祠的活化修缮工作，撰写了《1923，从杨家祠到恤孤院后街31号》的考证文章，您对修复这一广州重要红色史迹有什么体会和感受？

非常有意思的是，杨家祠也是南粤古驿道工作中延伸生长出来的一个项目。岐澳古道沿线有很多共产党早期先烈，做相关史迹调查和保护的时候，首先是修缮了位于珠海的杨匏安故居，接着我们就循着烈士的革命足迹，寻找广州城内相关地点，从而关注到杨家祠。它是珠海北山杨氏家族在广州设立的宗族祠，1918年初，杨匏安与族叔杨章甫举家迁居杨家祠。在杨家祠后座东厢阁楼的油灯下，杨匏安撰写了大量文章，宣扬马克思主义，是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杨家祠成为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红色活动据点。广州党团组织建立后，由于缺乏活动场所，党团的许多会议都在杨家祠举行，陈独秀、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等众多革命人物都曾走进杨家祠。

在杨匏安寓居杨家祠的 1918年至 1925年间，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几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当属 1923年夏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三大”究竟有多少名代表参加，一直众说纷纭，因为这次会议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留世。杨匏安没有出现在各种版本的参会代表名单中，他的族叔杨章甫是广东地区代表之一。推测杨匏安这位马克思主义在华南地区最早传播的传播人，承担了广东区委分配的任务，参与筹备“中共三大”会议，进行会务接待，为参会代表安排食宿、提供后勤保障。杨家祠，不仅是中共广东区委活动场所，也是“中共三大”会议筹备联络处。

由于种种原因，杨家祠的状况在实施保护工作以前是很糟糕的，后座已被拆除，建成了多层居民楼，仅存的前座和部分天井有多户人家居住，看过“七十二家房客”的可以想象出那种局面。秉持着文物修复的理念，我们对方案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其中也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小故事。因为当时私搭乱建很多，其中天井中有一座较大的木楼梯通向二层阁楼，最初的方案是保留的。为此我进行了专门的考证，觉得不应该保留大楼梯，首先呢，珠三角地区的祠堂型制是非常成熟的，通常来说进入二层阁楼的楼梯是不会从天井进入的；二是在翻阅了杨匏安数位亲人的日记，上面对杨匏安的住所描述得很清楚，杨匏安当时住在后进的阁楼，上房间需要经过室内一个“精巧的小楼梯”；三是现场勘查发现现状的楼梯做工粗糙，应是后期加建的。因此，最后的方案是在首层室内恢复了珠三角地区祠堂常见的“精巧的小楼梯”。

在修缮工程进行中，门前挖沟敷设市政管线的时候，施工发现了杨家祠原有的青石板。为此也进行了方案比选，最后决定将这些当年的青石板重新铺设在杨家祠门前。今天的游人来参观，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就是当年周恩来和陈独秀走过的石板路，这种历史体验感一下就出来了，历史研究为我们修缮提供了依据，也让红色故事更为生动、更具感染力。

杨家祠建筑体量很小，保留得也不完整，但蕴含的信息量很重要，现场也采用了很多新的技术手段来保存和展示这些信息。例如，杨匏安旧居后廊以透视壁画的形式，展示了现已不存的后座建筑景象，支持观众戴VR设备以沉浸式体验感知当年杨家祠的建筑全貌。由于二层阁楼空间狭窄，我们特意在楼梯上方安放了一面镜子，通过反射影像，可以让观者在一层就观看到二楼“永不熄灭的华南明灯”的场景。杨家祠头门上方壁画是这座建筑仅存不多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地方，经过分区、清洗和显色等工序，特别是采取微粒子喷射技术，使壁画得到有效保护，其中的生动画面得以清晰呈现。另外，室内展览还以多媒体方式，呈现了当年进入黄埔军校的学生在杨匏安这里登记的历史景象。杨家祠的修缮过程可算是真正的“绣花功夫”，深入可靠的历史研究为杨家祠的修缮提供了依据，新的展陈手段也帮助我们讲好红色故事。

图为杨家祠。

采访后记

采访的最后，曹劲老师提出了一个殷切的期望。她结合多年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认为在近代史迹和红色史迹研究工作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的匮乏和获取历史档案方面的掣肘。我党建党历史100年，早年的革命工作都是地下的、隐秘的，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见证人、文献资料都很难找寻，研究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另一方面，有不少保存下来的城建档案和历史档案又分散在各个部门，包括房管局、档案馆、城建档案馆等多个部门的资源并未实现共享，不同行业的档案管理存在壁垒，也还没有充分开放给公众进行查阅，档案的资源没有得以充分利用。她呼吁文化遗产保护的同业们共同为这个问题发声，通过各种渠道呼吁、争取，早日实现历史档案的信息化和公众共享，让我们的遗产保护历史工作可以建立在更加严谨、准确、扎实的史料研究基础上，力求历史信息真实，确保文物遗存真实完整，为人们讲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原文刊登于《岭南城市建筑》，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