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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观影评分高达9.4分的美剧《致命女人》，讲述了三个生活在不同年代的女人，在面临家庭、爱情和友情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从而对伴侣萌发了“杀意”……最近，该剧的第二季也以8.9分的成绩开播。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亲密关系间的暴力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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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photo / 图）

2019年大年三十，河南某农村发生一桩灭门案，因怀疑妻子在外务工时出轨，一名男子先后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和岳父母。邻村长大的赵书鸿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他常年从事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件惨案让他震惊，随后开始关注亲密伴侣杀人现象。

亲密伴侣杀人（IPH,Intimate Partner Homicide），在国外已有诸多深入研究，但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这是一个严重且普遍存在的全球性公共问题，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2019年公布的全球性杀人研究报告称，所有被故意杀害的女性中，有34%是被自己的亲密伴侣所杀。美国疾控中心2017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有一半的女性凶杀受害者死于亲密伴侣之手。

中国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相关案件不时见诸报端。

赵书鸿搜寻中国裁判文书网，1990至2015年共有1500个刑事案件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亲密关系。根据研究需求，他选取其中979个判决书作为样本，分析了中国亲密伴侣杀人案的特点。2021年4月，这项研究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人际暴力杂志》（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他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亲密伴侣杀人案件多发生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中。无论犯罪人还是被害人，九成以上人所从事的职业是“农民”或“农民工”，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家庭”。和常理想象的不同，九成以上的犯罪人之前都不存在对伴侣使用暴力的经历。

2021年5月21日，赵书鸿就中国的亲密关系间暴力犯罪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大多数被害人是女性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会做亲密伴侣杀人的研究？

赵书鸿：引起我关注亲密伴侣杀人犯罪的主要是两件事。有一年寒假，我们老家邻村发生了一起灭门案，男的因不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的妻子向自己提出离婚，年三十晚上将在医院陪女儿看病的妻子杀死。随后，他返回岳父母家，将岳父母和妻侄女杀死。原因是他认为妻子在广州打工跟人家好了，回来要跟他离婚，他接受不了这个，矛盾激化之后就实施了犯罪。另一件事就是我在拜年时和一个常年在广州打工的亲戚聊天，他说南方那边农民工的“临时夫妻”较多。寒假结束后，我返回北京，后来有机会遇到一个公安部门的同学，我问他灭门案全国一年大致有多少起，他说大致270多起。主要是感情因素引发。通过搜索文献，我发现国外对此研究特别早，很深入，而国内的研究非常有限。为此，我对这个问题持续研究了三四年，发现这里面的问题真的很多。

南方周末：你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亲密伴侣杀人的犯罪人是男性（82%），而大多数被害人是女性（83％），如何解释如此悬殊的两性指标？

赵书鸿：杀人者大部分是男性，被害人大部分是女性，这在全世界（相关案例中）都是一致的。有一年河南发生一起案件，北师大刑科院作为中欧减少死刑适用课题组的成员，我们去那考察。一个河南驻马店的男孩把自己的女朋友给杀了。这个男孩控制欲特别强，女友哪怕跟人聊天他都不愿意，女孩子受不了就和他分手了。但这个男孩后来听说，女友的父母给她介绍了一个研究生，俩人开始交往，他就妒忌了。他和这个女孩子联系，说两人最后见一次面。他把自己的女友刺死后遗弃到了卫生间。从庭审到最后执行，我和我一个同事都全程参与了。这个案例完全可以检验之前的研究，他使用暴力主要是控制和占有欲，第二是妒忌，第三是害怕失去的恐惧，这是男性对自己亲密伴侣施行暴力的三个主要原因。

女性为什么杀人？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受到暴力侵害时的自卫。很多女性经常受虐待，忍受不住了，有一天终于爆发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她忍受不了伴侣虐待或者殴打自己的孩子，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女性带着与前夫生的孩子重组的家庭，现任丈夫打她的孩子，她为了保护孩子而杀人。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

南方周末：你的研究显示，配偶杀人的主要因素是“琐事”（46%），“事实上的背叛”（19%）占比更低。在前配偶这种亲密关系中，“琐事”也是第二重要的因素。为什么这会成为实施犯罪的重要因素？

赵书鸿：什么叫琐事？这个事很小，但伤害更多的是夫妻感情，引起了隔阂。典型就是杭州案，就是因为家庭琐事，但这个事件背后主要还是房子的问题、家庭经济的纠纷，直接引起他的恨。导致被杀的直接原因很多是家庭琐事，背后是日积月累造成的，因为一点小火星点燃了。但这点很难从我现在研究的数据中反映出来。

（IC photo / 图）

犯罪人和被害人

“农村家庭”居多

南方周末：你分析的这些案件样本显示，几乎所有的犯罪人（97％）和被害人（98％）都来自农民家庭，而且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农民”或“农民工”。为什么亲密伴侣杀人案件容易发生在底层社会？

赵书鸿：这和我们大的社会背景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我们传统的家庭结构也随着我们的城市化而发生很大变化。之前农民都在一个村居住，大家彼此熟悉，到城市打工后，他们在城市遇到的主要是陌生人。目前为止，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与个人的社会责任仍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婚姻家庭观念与现实就有了冲突。随着我们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约束相对弱化，而广大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后，现代社会法律契约的精神又没有形成，而法律以外的社会伦理规范针对个人的约束又相对弱化了。

在我选取的九百多个案件里，超过61%与自己婚姻之外的人保持着亲密关系，也就是有婚外恋。农民工为什么会找情人？为什么有大量“临时夫妻”？第一代农民工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都会结婚，在村庄里，大家把婚姻家庭看得重要，谁要出轨了，会闹得街知巷闻，受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影响特别大。他们一旦到了城市，问题就来了，特别当他（她）面对现实的问题，约束会降低。比如生活的困难，一个女的出去打工，感冒发烧时想有个人来照顾自己。一个人租房子3000块钱，如果找了女朋友共同分担，那可能是一个人1500，生活费降低下来了，他会觉得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为自己组建临时家庭减轻道德上的谴责。

另外，感情的寂寞、长期不能夫妻团聚、正常的需要无法满足，这些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早期找lover的是小包工头、小工厂主或者企业里的小高管，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找了情人。这些人对周边的人会有很大的示范作用，有时候带着一块吃饭、逛街，很多人都羡慕，人家收入比咱高，还带着女朋友，他们心里会觉得原来这样也是可以的。时间长了，相互介绍，很多“临时夫妻”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形成的。

南方周末：其他阶层婚外恋的情况也很多见，为什么没有引发这么多犯罪？

赵书鸿：根据我自己对身边情况的观察，更多是这样，他们受的教育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能够限制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会从事自然犯罪，就是抢劫、杀人这类自然性犯罪，他遇到矛盾可以给你解释、沟通。他知道要是把对方给杀了，自己也活不成。第二是他可以有更多解决纠纷的途径，比如把钱赔给你、你别闹了，解决冲突的资源比较多。

南方周末：这个结论跟国外的研究是否一致？

赵书鸿：不一致。美国和欧洲更多关注这些案件中犯罪人和被害人的收入，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无论犯罪人还是被害人，都有较高的收入、固定的职业，跟我们完全相反。这是西方的。亚洲也有研究，印度、韩国、泰国都有，研究发现，这类人大部分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没有固定的收入，中国跟印度、泰国、韩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是一致的。

（本文节选转载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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