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袁隆平长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为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作出重大贡献，为世界粮食供给作出卓越贡献。

国失栋梁，举国同悲。当我们缅怀袁隆平、致敬袁隆平的同时，更应该在更大的领域中学习袁隆平对粮食亩均产出的追求，把这种追求延伸到对工业亩均产值之上，摒弃单纯对于规模扩张的追求，转而以亩产论英雄。

特别是对当下的佛山制造。为应对“缺地”问题，佛山正开展大规模的村级工业园改造。村改打开了佛山土地利用的横向空间，但必须看到，当前佛山村改关注的更多是改造模式的问题，而能否真正提升土地利用率，这才是决定村改成效的关键。

做好土地综合利用的文章，佛山需要呼唤企业开展亩均产值的“比学赶帮超”，呼唤地方政府把亩均产值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政企合力，共同打开佛山土地利用的纵向思维。

工业佛山，用地“喊渴”。

在佛山，不少企业都有过这样烦恼：想增资扩产，却找不到土地，有的甚至因此选择离开佛山。据新华社相关报道指出，早在2018年，佛山市顺德区通过一项调研发现，有近20多家企业在那几年先后离开了顺德，原因是当地土地空间已无法满足增资扩产的需求。

用地“喊渴”的背后，是佛山工业土地供需失衡。

一边是日渐“吃紧”的工业土地空间。客观上，佛山这座城市的占地面积并不大，特别是与国内众多经济体量相当的万亿城市相比，佛山这座城市就显得特别“小”，比如宁波的占地面积超过“2个佛山”，杭州占地面积则是佛山的4倍有余。

不仅如此，佛山的土地开发强度已非常之高。截至2020年11月，佛山全市总体土地开发强度已接近40%，超过地区土地开发强度即30%的警戒水平。其中，禅城区的土地开发强度高达76%，南海区和顺德区的土地开发强度均超过50%。

另一边则是佛山经济体量的持续跃升，对土地空间需求与日俱增。2019年，佛山地区生产总值成功突破万亿。与城市能级相匹配的，是大量招商引资带来的新项目、新载体，还有本土内生性企业的进一步壮大发展，都需要土地。

用地“喊渴”的城市，并不仅仅是佛山。当工业土地空间的紧缺问题，成为了国内工业发达城市的共性问题。这意味着，能否挖掘出更多的工业土地空间，也成为了城市奋进高质量发展的另一条隐性赛道。

2021年，由佛山市工商联联合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南方日报三方组建调研组，深入佛山开展以“品质革命”为主题的深调研。

佛山打出的招数是“村改”，即村级工业园改造。

村级工业园，是佛山低效利用土地的集中体。数据显示，佛山村级工业园总面积36.7万亩，占到佛山工业用地面积的一半，但仅仅创造了约7.8%的工业总产值。

以村级工业园为代表，佛山的工业土地不仅空间紧缺，且在提升土地产出效益上仍有较大空间。统计显示，2017年佛山单位土地面积GDP产出为2.5亿元/平方公里，上海地均GDP为4.33亿元/平方公里，深圳的地均GDP为9.76亿元/平方公里。

所谓的产业升级，实际上是单位产值上的攻坚升级。对比先进城市的发展经验可知，一般情况下，越是产业升级走得快，城市的地均产出，工业的亩均产出必然更高。

佛山正在开展的村级工业园改造，本身就是重整佛山低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出的重要良机。

但必须意识到，企业才是使用工业土地的主体。当佛山地方政府通过村改为企业腾挪出的新的发展空间后，更重要的是，企业要学会高效的利用好土地空间。

特别是当前，佛山企业在土地使用上，普遍存在的“不够”现象。不少企业一谈及土地问题时，就会说“不够用。”“不够用”的惯性思维下，许多企业成为“游牧民族”，不断奔向土地空间多的地区。

但是，真的不够用吗？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深入调研佛山一线后，把这种“不够”总结为两类，一类是买不起，不是真的不够，另一类则是土地没有利用好的不够。

特别是土地没有利用好的不够。必须看到，在土地问题上，不少企业只有“横向思维”，而缺乏“纵向思维”。他们更在意的是如何寻找更多的增量土地，而在如何纵向提升土地利用率上，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

2021年，由佛山市工商联联合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南方日报三方组建调研组，深入佛山开展以“品质革命”为主题的深调研。

纵向提升土地利用率，确实是一件难的事情。

一个是改变思维模式的“难”，企业的思维存在堵点。不少企业仍然停留在追求规模扩张的思维惯性中，过于关心土地数量，而缺乏对土地使用质量的关注。 今年以来，佛山市工商联联合周其仁团队、南方日报三方继续开展以品质革命为主题的调研。调研组在深入佛山多个镇街进行调研时发现，大多企业都缺乏对自身亩均产出指标的统计，就更没有在行业内的比较和学习。

另一个则是在解决方案面前，难以行动或是难以坚持。目前，在工业界已知的，能够打破土地平面空间瓶颈，有效提高亩均产出的方法，至少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通过工业上楼，打造“工业摩天工厂”。所谓工业上楼，是指不同于传统模式下的单层工厂，而是推动企业在高层大厦中开展生产、研发和办公的新型工业载体。从本质上看，工业上楼就是向天空要空间，纵向提高土地利用率，是一种能够有效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以恒洁卫浴为例，作为国内卫浴行业的“四大天王”之一，恒洁卫浴三水智能工厂可谓是行业内“最高楼”，工业厂房建到了7层楼高，巨型窑炉也被搬到了二楼。

从整体作业面积来看，该工厂比常规单层厂房的面积直接扩容了7倍。因为采用的是混凝土多层建筑，恒洁卫浴马桶工厂本身的使用寿命就高达50年，远高于一般钢结构的厂房。借力工业上楼，恒洁卫浴三水智能马桶工厂的二线车间的产能比一线车间足足增长了一倍。

恒洁卫浴智能马桶工厂。企业供图

另一种重要手段则是数字化改造，打造工业智造工厂。以西门子的安贝格工厂为例。西门子是工业界数字化转型的先锋，安贝格是西门子数字转型的典范工厂。这家位于德国的电子元器件工厂，建成至今已有32年，但工厂在不扩张任何生产面积，员工数量也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产能累计提升了13倍。

这两种方法本质上都是提升企业亩均产能的重要利器。即在不增加土地单位面积的情况下，通过向天空要空间或者向数字化要红利，原地实现效益的升级。

前段时间因病离世的贝壳找房、链家创始人左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做难而正确的事”。

工业上楼与数字化改造，在工业界都不是新现象。不少企业的先行先试已经充分的验证了他们的正确性，但最关键的，是如何突破他们的“难”。

推进工业上楼，企业至少要经历“三难”。第一个难题是一次性投资成本过高的问题。要知道，需满足能够上楼的厂房，本身基建成本远远高于常规的单层厂房。以恒洁为例，该公司16年前建设上楼厂房的土建平均成本，就达到了800-900元每平方米。而即使是放在16年后的，如果企业建设常规的单层厂房，其成本也不过600元每平方米。

即使企业愿意投入，工业上楼对于楼层的承重、物流运输也会提出很高的要求，许多企业往往都会卡在这些方面而被迫放弃。

数字化改造也是如此。华为CIO陶景文把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比喻成是把工厂改造为智能体。但是围绕智能体的目标，数字化改造本身具有投资重，改造周期比较长，过程还会涉及到对整个企业组织生产架构的复杂重组等众多难点。

许多企业对数字化望而生畏。不知道如何下手，也不知道如何深化。即便是公认的国内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美的，其董事长方洪波也坦承，美的在推进数字化改造中，一度也感到效益焦虑。他说“数字化每年投几十亿，看不见结果我也焦虑。”

这也是佛山制造需要学习袁隆平对亩产追求的原因所在。在攻坚亩均产出这件事上，一定要有迎难而上的企业家精神。

美的数字化工厂。资料图片

在引导企业以亩产论英雄上，政府同样大有可为。

浙江省就是这样的例子。早在2006年，浙江绍兴柯桥等地发布了以“亩产效益“为核心的相关政策，以节约集约用地等位重点，实行与“亩产效益”紧密挂钩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排污费等激励和倒逼政策。

在总结绍兴改革实践的基础上，2013年，浙江省启动了以“亩产效益“为导向的改革试点并于次年向24个县（市、区）推广，探索区域型要素交易制度。到了2018年，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的指导意见》，把以亩均论英雄的改革推向全面深化。

到了2020年，浙江还对全省所有工业企业的主体根据亩均效益进行体检，体检项目包括了企业的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址、全员劳动生产率等。而这些体检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企业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

总结“浙江经验”可以发现，其核心经验在于把“亩均产出”的指标引入到对企业的评价中，以此作为企业分类依据后，再开展精准施策与服务。

与此同时，浙江省还发布了“提高亩均效益的十法”，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品牌增值、兼并提效、管理增效、循环利用、设计赋值、新品迭代。通过引导企业关注亩均效益的方法，再倒逼企业拥抱各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法”。

2020，浙江省曾公布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的成果：规上工业企业亩均增加值达到46.5万元，同比增长8.3%。

浙江的做法，实际上是引导企业从关注数量，走向关注质量。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倒逼企业摆脱过往靠摊大饼，求规模的粗放式的发展，转后走向注重效益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这也是周其仁对佛山的建议。今年，在佛山开展多个产业集群调研后，周其仁建议佛山各级政府要尽可能收集企业的亩均税收、产值、就业等数据，并建立起数据库。在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再与其他发达地区进行对比，在对比中找差距，再针对性地提高亩均产出。

争当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佛山本身就要争先引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指标。

现在也正是这样的好时机。当前，佛山正大力推进企业开展数字化开展、村级工业园改造。佛山完全可以借此机会，引入亩均产出的指标，为佛山的高质量发展引入的新指挥棒。

【南方日报记者】叶洁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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