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蛙池乐队排练室附近的一个小镇子，有一个露天的台球厅。摄于东莞虎门。左起：吉他手迪生、贝斯手三丰、鼓手浩仔、主唱金依依  图/咖小西

“‘工厂’‘东莞’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特质，能借‘他人他事’转达真实的忧伤与呐喊才是蛙池最牛的地方。”

文 / 特约撰稿 卢琳绵 发自珠海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蛙池虽然诞生在东莞、观察东莞、写东莞女工“出道”，但唱得更多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故事，既纾解自身的苦闷，又给年轻人的迷茫找到一个出口，“持续在娱乐大潮中鸣出‘刺耳’的蛙叫”。

初夏，蛙池在珠海参与录制乐队类综艺《草莓星球来的人》，我跟访了这支年轻的乐队四天三夜，他们排练、点滑蛋饭、喝咸柠七，排练、吃泡面、睡觉，很枯燥也很规律，更像大学社团——他们上台前有个小习惯，四个人拳头对拳头碰一下，仿佛要去打一场球赛，同仇敌忾似的。写歌时往往有一个环节，大家围坐在一起交换“秘密”，彼此激发。

一练就是六七个小时。出来时天边暗了，热热的海风一刮来，上游马戏团的粪便气味格外浓郁。累了一下午的主唱金依依背着乐器，依旧很有能量，她指着远处棉花糖状的云，跟长隆酒店的城堡塔尖搭配得很，“假装在加州”——开心程度不亚于前一晚穿着一件沙皮狗T恤，蹲在垃圾桶上啃炸鸡。

▲主唱 金依依

坏蛋调频主理人王硕跟了他们几期综艺的录制。他发微博说，“他们是我认识的所有乐队里，最有凝聚力的一个，每个人在乐队里都起到了乐器之外的关键作用。”在乐队经纪人健崔看来，这是某一种基于信赖的亲密关系，仿佛是多续了好几年的大学生活，“乐队里每个人都在跟彼此‘恋爱’。”

流水线与孔雀

2018年，贝斯手三丰给依依发了一个demo，“色彩很阴冷很诡异”，一下就让她想起工业区的粗粝、流水线的压抑，“没有任何生活气息，日复一日。”一次采访中，他们回忆起这种“试图在没画斑马线的路口过马路的感觉”，“80迈的大货车一辆接一辆从面前碾过，没有任何空隙和机会，有一种生活扑面而来的阵仗。”鼓手浩仔说，速度可以再快一点，鼓点加快，像是在疾走，“就像那种流水线上的工人，手很快，不停。”

▲鼓手 浩仔

金依依六岁时，父母从湖南来到深圳打工。在龙华工业园区成长的她常常百无聊赖，每日盯着楼下准时路过的工人。

这种第三视角的观察，在她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食品公司时更为逼近。她做市场营销，跟车间工人同住在一个宿舍区。楼对面，工人在阳台的日常于金依依眼前上演，“那些刚洗完头发的、赤膊的、抽烟的、剪指甲的、刷快手的、看抗日剧的男男女女的日常。”她对声音敏感，形容工人们使用手机的习惯为“超级大声”，“外放超大声，对手机那头的人也喊超大声。”金依依和他们在同一栋楼上班，下层是车间，上层是办公区，“宿舍和办公室中间有一条几百米的通道，上下班时段，小白领们就被打散在乌泱乌泱的车间工人中间，往同一个方向行进，两种平行的生活在这个时候有了交点，你鼻子里闻到的是那种浓度很高的人味，看到的是满眼的厂服形状的人。”

工位上整齐划一，人们以工号相称。“喂，245！”2001年，从四川南充来到东莞打工的郑小琼，编号是245号。后来她写下《女工记》：

身体的峭壁崩溃 泥土与碎石

时间的碎片 塞满女性体内汹涌的河流

混乱的潮水不跟随季节涨落 她坐于卡座

流动的制品与时间交错 吞噬……

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窝 将自己

插在某个流动的制品间

黑魆魆的人流中，金依依偶然能瞥见一两双高跟鞋，即使进入厂房马上要换成笨重的工作鞋，“就穿一两分钟，她们也会有这个心思。”一次，她遇到一个中年阿姨，穿着鲜红的袜子，张扬闪亮的装扮，旁若无人。“那是她们的孔雀时刻。一种朴素的审美观，都爱美，都花枝招展的”——她被击中，想到在工厂人流中带闪钻的头饰、溢出工服领子的粉色内衬。那些违背秩序、生生地冒出来的、带有人味的精致，让她想写点什么。

松糕鞋 松糕鞋

踩上女人街 女人街

漆皮包 漆皮包

装着充电线  牛轧糖  和女儿送的peppa piggy

遥远的家 麦子黄

短视频里边 卖竹纤维内裤 by balenciaka

为月经初潮的女儿下单

寄北方城市 许昌中学

排队 吃饭 下班卡空隙间

总结庸碌的日常经验

这黄昏总按时来临

狗屎之中打捞星辰

你佩戴着闪亮的项链

像一只盛开的孔雀

行走着 在乌泱的大街

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

——《孔雀》诞生了。“里面有很多我妈妈的影子，例如竹纤维内裤，我妈到现在还很爱给我买内裤。”依依解释，巴黎世家Balenciaga化身盗版Balenciaka，许昌中学来自河南，源自工厂每年都会从河南输入大量工人。“许昌中学”原本是“河南驻马店”，为了给歌词中的“女儿”身份进一步界定，她突发奇想搜到了这座北方城市中的一所中学，唱到这里声线总会“荡”起来，仿佛遥望着与工厂相异的另一重生活。

2016年，金依依大学毕业。找完工作，临入职前空了两三个月，她闲不住，琢磨着去西班牙采访女工拍摄纪录片。许是来自最喜欢的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影响，她想知道，在异国热情开放的色调下，女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没那么压抑，“我超幼稚，当时我也没有任何文化研究的基础，单纯觉得这种对照会很有意思。”

签证办不下来。依依找了个家附近的公益机构了解女工。初次见面，她带负责人去大浪商业中心（地处深圳龙华工业区）。对方震惊，感慨原来工人们聚集在此。她一时觉得讽刺，本来机构办公就在工业区密集的地方，“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呢。”门口来来往往的人，认不出谁是白领、谁是工人，差异被商圈在某种层面上抹平了。

靠别人不妥。她发现从自家门口经过的轮滑队里，一大半是附近的“打工仔”。少男少女沿着华旺路成群结队地刷街，尽头是羊台山森林公园与落日，空气里都是荷尔蒙的味道。她跟他们一起学轮滑、吃盒饭，听她们谈恋爱、聊八卦、打架、堕胎的故事……她曾锁定三位“厂妹”，把她们想象为某种资源不公的受害者，需要被拯救被启蒙，但现实并非如此。“当时给我冲击很大，生活得很真切，她们比我酷多了，敢爱敢恨，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再没有俯视的角度。在工业区生活两年后，她意识到，一厢情愿地对照是傲慢的，“我只是想要看到这种冲击，这种强行制造的冲突，她们被呈现、观看。其实对女工来说，她们也看不懂。”就跟她当时勉强能看懂公益机构的推文一样，“其实他们写的那些，初高中文凭的人真的看得懂吗，这太割裂了，甚至是自我感动。”

“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生产所需要的工具不一样，女工们用自己的双手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劳作，我的工具就是电脑键盘和显示器。”透过对生产线的观望，她发现彼此同样得对抗不可逆的时间和身体的衰弱。往后，她在《孔雀》的demo介绍中认真地写下，“流水线上流转着的岁月，丰满有时，干瘪有时。她们，我们，在平行的生活轨迹里，各自加总庸常的情节与情节，搭建出人生。”听众中有人在地铁里听到那首《孔雀》后评价，“首都社畜和东莞女工本就血脉相通，不是吗？”

“他们都是我的景色”

2015年，浩仔高中毕业。他在东莞虎门四处打散工，去沙拉店也去茶餐厅，偶尔在培训班当助教。妈妈觉得还是得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拜托人让他去厂子里做设计。微商兴起，工厂在做女士内裤，浩仔每天上午量产上百张图，准时发给代理，再发朋友圈。这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上网站下模板，改一下信息。

日子无聊，下午他就摸鱼看漫画，“不能翘班，工厂是打卡的”，他摇摇头。唯一的乐趣是一个人骑死飞（Fixed Gear，一种没有单向自由轮的自行车，车轮与脚踏板永远处于联动状态）。他特别喜欢周末骑车过虎门镇远大桥。傍晚堵车，“我是动的，车是静的，他们都是我的景色。”骑到大桥最高的拱点时，太阳也要下去了，他前后望望，“都是车，一瞬间就很想冲下去，一辆辆越过他们。”车常被他放在房间窗台上，睡觉只隔一米。浩仔珍爱得很，自己组装，一遍遍擦拭。

后面攒了点钱，浩仔想着去大城市看看，去了广州，再坐22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去。在北京，他会早早地出门转悠，去唱片店。小时候，浩仔家里开的小卖部同时是一个客运大巴售卖点。浩仔爸爸是司机，大巴偶尔会载着他从虎门出发，到深圳、到广州，到一切新奇的地方，带他去吃没见过的麦当劳。他喜欢一切流动的东西，“带有不确定性”，会在乐队排练房画下一整墙的《神奈川冲浪里》，因为海浪的每一个起伏都不同。

父母拼搏换生存，他被送到寄宿学校，沉闷惯了。2012年，三丰与初三的他在琴行相识，看到他打鼓，“瘦瘦的，小小的，不怎么讲话。”

▲贝斯手 三丰

2016年，三丰从英国留学回来。“我发消息，要不要一起玩乐队，他骑个死飞来见我。吓我一跳，一蹿，比我高半个头了。”

在国外学了四年的声音技术制作，三丰回来在广州跟剧组，忙的时候没日没夜地收音录音，闲的时候开车回虎门玩乐器。初期，他们的排练房在一个废弃的别墅里。大厅已经发霉，外面的院子长满杂草和藤条，一楼潮湿，顶楼被白蚁侵占。三丰跟浩仔收拾了二楼的一个小房间，贴上吸音棉，搬来乐器跟沙发，“相当滋润，相当乌托邦。”

吉他手迪生此时正在马路边的培训机构教小朋友，稳定且平淡。某天，他在三丰女朋友的朋友圈看到了别墅里的排练视频，“哇，虎门还有这样的人在玩音乐，还挺懂的”，加入进来。

两个月后，别墅被卖。聊到这，浩仔觉得怅然——那个别墅很大，有一天他还在柜子里翻到一个旧挂历，花花绿绿的山水画，很复古，上面还有两只大老虎，“贼酷”。浩仔把它们裁下来，贴在大门口。次日，房子被夷为平地。

社畜

2017年，他们四人碰到一起，给初露雏形的乐队取名The Great Day for Freedom，那源自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一首歌。但时间总凑不到一块——三丰在广州；依依还当着管培生；浩仔找了一份更正式的工作，到深圳给一家音乐公司做设计；虎门多是寄宿学校，能拿来排练的周末，往往是迪生教小朋友最忙的时候。

时间不对，名字也不对。浩仔想起别墅排练房外的小池塘。春雷涌动，暴雨过后，蝌蚪一夜间变成青蛙，都往外跳，生命力蓬勃，要不就叫“蛙池”吧。三丰觉得不错，“其实我们四个人就像蝌蚪一样慢慢长大。”

▲博涌物流中心，蛙池排练所在地  图 / 浩仔

他们搬到了新的排练房，在一个物流中心里，跟其他两支东莞乐队平摊房租，每人每月交两百块。浩仔在墙上画了大幅的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肖像，又从音乐杂志的海报中裁出各种摇滚明星贴在墙上。排练总算有个去处。此时歌攒了一些，正式的录音得等到2020年三四月，“疫情那会大家都在家，不上班，有整段的时间拿来排练和倒腾录音，逼自己一把。”

▲东莞crossroad排练室门口，墙上是浩仔画的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肖像  图 / 浩仔

同样在家无聊的还有音乐电台主播健崔。他在给网易云音乐的硬地原创音乐榜做评委，从一些原创无名音乐中挖掘好东西。他从2020年1月开始听，一个月一百多首歌，一首一首听完。听到4月，《孔雀》是唯一一首他想再听一遍的歌——“你知道吗，我已经吃了快三个月的‘屎’，突然让我听到这个，我就想换换口味多听几遍”——他将《孔雀》循坏了四遍、《河流》六遍，再打电话给王硕，“我说，王硕，这个歌单你听了吗？他说，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是不是蛙池？对！”

“摇滚乐回来了。”他评价好的摇滚乐有三个标准：想表达什么东西，想给你不完美，想告诉你我是谁。蛙池做到了。健崔觉得，尽管《孔雀》最后鼓棒扔在鼓上的小设计“很土”——他指的是音乐性上的稚嫩，“没有一个人帮他们做得变高级变厉害，没有很成熟，但好喜欢，如果完美就没那味儿了。”

“我们这几年听的很多是假音乐，所有的音色、歌词，都跟这个时代没有关系。什么我在公园喝着啤酒，女孩拿瓶橘子汽水，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又背什么logo的帆布包。她很美，我在ins上给她点了个赞。这些生活描述，是消费社会带来的虚假现象。它已经够虚假了，你还把这个虚假提炼出来了，变成了虚假循环的一部分，拿来赚钱，对我来说是音乐作恶。”健崔说，“音乐不触碰真实的问题，不感触、不思考，但现实问题会在瞬间打破很多这样的精神空厦。所以当我听到蛙池，我就惊呆了。”

他搜不到这个乐队，太青涩了，“全网唯一一篇文章是他们给自己做的假采访，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两小时内，他在乐队微博底下留言：“蛙池你好，我想给你当经纪人！”健崔年近四十，不再毛躁，但是一股“鸡妈妈”般的保护冲动涌出：“乐队的综艺火了，这是一个多么泡沫的时代，无数人盯着独立音乐，我担心有别人把他们签了之后，把他们变成了门票卖得很贵的乐队，割韭菜，要么被资本吞噬、要么迷失自己、要么被骗走版权，想帮他们挡住资本这只‘老鹰’。”

健崔见到他们，发觉自己多虑了——四个小孩虽然年轻，但身上很有广东人的特点：清醒、务实，不玩浮夸的——就连他们乐队放在网站上的封面照，“无造型无化妆，也没有打光的人。没有钱给摄影师，请他吃了一碗烧鹅濑粉、一顿牛肉火锅。”照片里依依插着裤兜站在排练室门前，拽拽的，很冷漠。三个男孩坐在物流中心隔壁加工车间的“台铃”送货车上，周围堆满了材料。

▲由于日常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的酒店中，蛙池乐队也会在酒店房间里临时搭起简易的排练房  图/健崔

排练时，旁边车间开工，噪音互不相让。物流分发，青年人的情绪与生命力也从虎门飘散到更远的地方。别人介绍他们，就说这是一东莞乐队。依依虽然不喜欢这种音乐与地域的绑定，但她也承认，蛙池有着工业区色彩，“像东莞还有龙华的工业区有个很特别的东西，跟一线的城市特别近，它离香港很近，离深圳的南山福田很近，离广州也很近，但是它有不同的东西，它有生命力，很粗犷。你一边看明珠台翡翠台，但是你一出门就是工业区，可能你自己就是个开工厂的小老板，面临的也不是电视里‘律政佳人’那一套，不是特有契约精神，出门还是尔虞我诈了，也是跟人家不签合同，是那种有一点荒谬，但是又很现实、很有生命力的色彩。”

提到东莞，浩仔会想到之前在厂里做设计时认识的一个上司，那是虎门版的“如此生活三十年”。上司不是东莞人，和妻子住在八人双层铁架床宿舍改造成的小房间里，宿舍连着工厂，逢年过节才回老家，36年皆如此。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浓缩着上演。

做完《孔雀》后，迪生的脑子里都是“圈”。“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他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圈，无论圈大圈小、绕着小宿舍还是绕着培训机构，都会面临相似的问题。

▲吉他手 迪生

乐队Carsick Cars的主唱张守望成了他们新EP的制作人，察觉到蛙池相比一些年轻乐队，源于“社畜”的底色让他们没有陷入应激式的宣泄——“他们其实是很普通的人，都是上班族，都需要朝九晚五，不管是去工厂还是别的地方，非常深度地参与平常人的社会生活。肯定会遇到各种事情让你产生怀疑或批判，通过音乐出口来表达……‘工厂’‘东莞’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特质，能借‘他人他事’转达真实的忧伤与呐喊才是最牛的地方。”

他们暂时没有成为全职音乐人的打算，演出的钱攒着给下次录音，收采访邮件也是轮岗的，亲力亲为，一年只分过一次钱——“一千六。”去年8月，在广州的演出结束，底下一个劲地喊“牛逼，encore（返场），encore”。健崔想着乐队得上去谢幕，一时半会找不到金依依，最后发现她在后台，手机没电了，就蹲在墙边，那有个插座。“我们说，依依，你出来，乐迷想找你合影。结果她说，‘刚刚演出没回微信，客户把我删了，我得给他道歉，重新发配件什么的。’一晚上都在那重新给人做Excel表格、发订单。”金依依始终觉得，摇滚的内核得来自生活，“你得有输入才能有输出，有生活的磨难才能写得出东西。”

“你看清楚了吗”

刚组乐队那会，金依依初入职场。不靠谱的上司、做不完的PPT、搞不懂的数据，她一个人负责一整个品类，轮岗，去临时建的项目组，开始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

“一开始是新鲜，你能看到，什么样的话术会让更多人觉得有吸引力，更愿意在你的广告屏幕前停留，直观的数据调动是很兴奋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里面有太多谎言，‘擦边球’以及玩弄人性的事情……整套市场营销的话语，脱离消费社会（她酒店房间放一本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语境，就失效了。”

她开始觉得矛盾。从小到大，她是一个很“标准”的小孩。秋招时梳理了一套面试的话语，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去了所谓的大厂，看似有着完美的职业规划——“我不拒绝踏进这条河流，我应该做的全都做了，”但总是患得患失，体验不好。

那段时间，她写下了《河流》和《夜长梦多》。有歌迷说，“前两年有一次出差完回家，从东莞回惠州。7点多，听到那句‘你看清楚了吗（《夜长梦多》里的歌词）’，高速路上是漆黑的。那年出差回来到现在，路上一直都是漆黑的，到现在，我还是什么都没看清楚。”

▲乐队每次排练基本都会去吃的“定番”餐厅，永发的烧鹅濑粉  图/咖小西

成长的阵痛说来就来。浩仔的“死飞”被迫下了窗台，遗失在车棚里。他考了驾照，成为在镇远大桥上堵车的人了。2021年初，三丰结婚，彩排时，浩仔在一旁想哭，“新人敬酒的酒壶里，已经被友军换成了柠檬茶。”迪生今年26岁，周围已经有朋友离开，“在浴室里触电就走了”，还有玩乐队的朋友，“之前他还笑嘻嘻的”，下一次他不再出现在排练厅。他感到错愕，感到一种危机感，又不善表达，只能在玩乐队时暂时与这些危机错位。

每天看社会新闻，里面有很多金依依不理解的地方。她想不通，但没有渠道可以说，甚至没有朋友能说得上话，去社交网站又是大量雷同的、充满戾气的声音。“因为无法讨论，因为听不见别人说的东西，你也不表达你的想法，没有讨论的场域，导致你只能一直看一些很表象的东西，”现实生活中周围的沉默、不争辩铸成《哑牛》——“你登上他的桃花岛/不听不说不挣扎。”

在珠海录制《草莓星球来的人》时，他们第一次见到港珠澳大桥。“鱼肉跃龙门/通关象牙塔/哑牛开荒田/架设通天桥”，“歌里的通天桥就在面前，每个人都从胸口吼出了一声‘哇’。”

桥很长，也很美。海风很大，司机热情地向他们科普两地的房价，此时，平日闹腾的大家直直地望着无尽的海，一言不发。

（参考资料：《在东莞的蛙池，遇见一只穿松糕鞋的孔雀》《东莞乐队和流水线上的孔雀们》，感谢邓郁、加二盒、郑相濯、绿毛在采访中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