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的佳话。

全国抗战8年，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

西南联大。

这个业已成为传奇的故事，早就被导演徐蓓，拍出了9.4的高分。

这一回，穿越光阴，110分钟的《九零后》在全国影院公映。

导演徐蓓想换一种方式，进行隔空的青春对话：

一群平均年龄九十六岁的人，他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的人生，恰好对应今天90后的人生。

01

纪录片开头，就为我们描述了一场跨越百年的场景。

画面没来，缓慢细软的女声先入耳：1919年，我生下来那年，我父亲就去世了……

随后大幕亮起，打开一道绿植环绕的木门，饶有气质的杨苡，坐在藤椅上。

这是2019年，杨苡100岁。

作为知名的翻译家，她最知名的代表作，是由她来命名的《呼啸山庄》。

穿过桌子上那些镜框，杨苡淡然地讲起那些往事：

“我最崇拜我哥哥杨宪益。(知名翻译家，译《红楼梦》《儒林外史》等)”

“我17岁就认识巴金，他的《家》跟我的家一模一样，但小说中的觉慧可以出走，他们却叫我‘忍耐’。”

杨苡信手拈来的名字，可都是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啊。

随后，镜头拉到扬州。雨中瘦西湖、市井人家的阳春面、丝绸缎面、古街老巷，婉转典雅，镜头美得让人心碎。这次的讲述者，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翻译者巫宁坤。97岁的他，对着镜头，回忆国难当头，他站立在扬州中学，听校长宣布停课的场景：

“一个唱歌很好的女孩，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然后，全校师生都大哭。”说到这的巫宁坤，也顿住了，情不自禁地抽泣。

还有另一位翻译家，许渊冲，他小学毕业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学毕业，逢七七事变、八一三事件。

家国命运的担当，就这么落到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九零后》的开篇第10分钟，迎来了一记心灵暴击。

纪录片的声画，颇有点《掬水月在手》的感觉，明黄色的银杏，树影下透进来的明媚。

而与山河壮美、人情朴素相对应的，却是阴沉、震耳、轰鸣又带着噪点的黑白影像。

国难当头，没有一人能幸免。

于是，西南联大，也成为原不可能诞生，却成就辉煌的孤本。

02

有必要再介绍一下这所抗战时期的流亡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存中国的文化教育力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湖南，组合成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不久，战火危及长沙，师生们被迫前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学校设有文、理、工、法商、师范等五个学院，存续8年内，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约3750人，教师约370人。

这座独一无二的学府，最终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多年以后，90多岁的老人，经常会回忆起，闻一多在开课之初的讲演。

他说：救国要有分工，直接参加抗战固然重要，学习本领、积蓄力量，为将来的抗战和建国献身也很必要。

正是这样的想法，让西南联大的师生，虽处战乱，仍不堕凌云之志。

当时，迁校途中，师生兵分三路。

徒步跋涉去的“湘黔滇步行团”，集体军装着身，看上去威武，却一路艰辛。

行军路上，最初有人走不动路，水泡一层层地起。可到了第10天，所有人就像开启了健步如飞的按钮，一口气能走上十几里地。

这段旅程，被校方定义为不可错过的教育旅程。有人写诗、有人拍照，有人收集了几千首民歌；对机械感兴趣的人，钻研起水车……

好不容易来到云南，虽然是林徽因、梁思成夫妇设计的校舍，但学习与居住环境，实在是简陋：茅草屋，几十个人的大通铺，桌椅合一的羊腿凳，臭虫肆虐，警报频发。

但这都没有吓退求知的学子。

有人，为了听一堂闻一多的课，要穿过大半个昆明城。

自习位子不够，学生们纷纷跑到茶馆，叫上一碟花生米，就开始了一天的功课。

当时西南联大三大常委之一的蒋梦麟，一直在写一本自传体的书。由于轰炸频发，他随时把写好的文稿，放入公文包，准备避难。环境安静了，他又拿出本子继续写。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这句话，是对西南联大最好的概括。

早在电影《无问西东》，我们就记住了，昆明的雨季，教授停课，让学生们“静坐听雨”的诗意场面。

03

西南联大，是教育史的奇迹，独一无二。

这首先归功于，西南联大的主力师资：那都是辛亥革命后，中国较早一批留洋的人物。

他们受过良好的西学训练，又有深蕴的中学传统，加上生活磨炼，这些师长，富于人格魅力。

他们身体力行，用艰苦卓绝的精神，示范如何为学。

面对轰炸，教授们露宿了一夜仍旧讲书，学生们下课后才去残垣下找回物品。

做有机实验，用做饭的炭炉加热；没有水银气压表和风速风向仪，连最简单的温度表和雨量筒也没有，就用手指蘸水或者抛土屑感应风向。

时局虽然艰难，但摧毁不了师生满腔的热血，浇灭不了要为人杰的信念。

看到最后，你能等到最大的惊喜。

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一群鸡皮鹤发，但精神矍铄的老先生，参加典礼。

有人颤颤巍巍地，用一指禅的笨拙方式，敲打键盘，由于视力不佳，不得不凑近了屏幕；

有人需要双手拄拐，在大学校园缓缓前行，路过的学子并不知道他惊人的成就。

更让人动容的，是那些一闪而过的瞬间。

听说故交走了，马识途缓缓问了一句：巫宁坤去世啦？

随后，便拄拐坐到电脑前，不知道他内心的波动。但观众的心里，却一揪。

杨苡看似不经意的一句：巴金说，长寿是惩罚。我跟他说：活着，是胜利。

背后，其实有多少要咂摸的玄机和哲思。

杨苡说：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

获得两弹一星勋章奖的王希季说：中兴业，需人杰。

全片在杨苡的收音机歌声里慢慢收尾。那是一首英文歌的歌名，也是纪录片的英文名字《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那页不可复刻的历史，记录了家国情怀和激昂青春，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