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上午，潮州古城昌黎路文化公园，潮州镇海楼（旧府衙）复建工程正式动工。历史上，镇海楼是潮州府署的谯楼，过镇海楼、穿仪门即为大堂，这是历代知府办公场所。据潮州文史专家曾楚楠介绍，府署的堂壁上有职官题名碑，记录从唐韩愈开始历代潮州主官的姓名、籍贯、到任时间，以及一字之褒贬，如某忠、某勤、某诈、某伪等。

牌坊街上的十相留声坊。肖燕菁 摄

镇海楼往南，牌坊街最南端的十相留声坊没有留下对唐宋两代十位宰相的评价，仅镌有十个人名。明朝嘉靖年间，潮州知府丘其仁在任期间主持修建十相留声坊，为常衮、李宗闵、杨嗣复、李德裕、陈尧佐、赵鼎、吴潜、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十位宰相立坊标榜。

十相因何来

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常衮被贬为河南少尹，后又被贬为潮州刺史。宋景炎元年（1276年）临安陷落，陆秀夫被贬至潮一年。3年后的崖山海战，陆秀夫携幼帝投海，宋王朝至此灭亡。

宰相是中国古代对于辅佐君主并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官员的一种通称或俗称。从晚唐到宋末，跨越500年，十位本应在位于北方政治中心的人物因何来到偏居岭南一角的潮州？

山林茂密，野象成群，韩江鳄鱼出没，被称为“恶溪”，高温多雨的湿热气候，一片未开化的景象，这是中唐以前的潮州，而潮州所在的岭南道情景大抵相同。据中国古代史博士梁瑞在《唐代流贬官研究》中总结，唐代贬官措施的特点之一为把犯罪官员从中央官贬出为地方官，其中岭南道为唐代贬官人数最多的一道，岭南道贬官人数占总数的20.9%。

梁瑞认为，流刑的配所可能有方向性规定，南方各州流刑犯往往被配流到西北陇右道，北方各州的流人经常被配往南部地区尤其是岭南地区。唐代政治中心居于北方，据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李建华《论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特征》一文，唐代的政治舞台上，关陇士族和山东士族竞相风流，官员籍贯上呈现明显的南北失衡，南方明显弱于北方。于是，江北籍官员陆续流往岭南。十相之中的唐代四位宰相，皆属因流贬而到潮州。

唐代四位宰相，除常衮外，另外三人被贬至潮的原因皆绕不过牛李党争，牵扯出一个岌岌可危的晚唐。

牛李两党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牛李党争以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朝政触怒当朝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为开端，之后各分朋党，更相倾轧。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李宗闵被贬谪到了潮州任司户参军；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李德裕又一次担任宰相，当即把牛党重要人物杨嗣复贬至潮州；大中元年（847年），唐宣宗上位，出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之后宰相白敏中等人一再贬黜李德裕，其中就有潮州司马一职。850年，李德裕在崖州去世，牛李党争宣告结束。

牛李两党相继掌权，你方唱罢我登场，潮州也相继迎接远涉重山被贬至此的官场失意者。牛李党争的背后是唐代中后期政治斗争逐渐加剧的大背景。除了明面上的官场斗争，背后的宦官势力亦是交错，牛李党争结束后，大量人才耗于党争之中，难以根除的宦官专权与藩镇势力割据加速着唐王朝的灭亡。

于潮州百姓看来，相比之下，另一个朝代的灭亡或许比李唐来得更为明显些。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因拼死抵抗元兵、保留民族尊严而被称颂。他们三人抵达潮州时，已是宋王朝油尽灯枯之时。

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受降仪式，宋恭宗赵显被俘。年幼的益王赵昰、卫王赵昺逃至温州。同年，陆秀夫与陈宜中、张世杰等立赵昰为帝。后赵昰死，陆秀夫与张世杰等立赵昺为帝，陆秀夫任左丞相，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坚持抵抗。文天祥在1275年元兵渡江时起兵勤王，随后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与元军议和，因面斥元主帅伯颜被拘留，于押解北上途中逃归。后拥立益王赵罡退入广东；景炎三年（1278）十一月，文天祥进趋潮阳，在潮阳东山安营扎寨。

三人担任宰相之时，宋王朝已经到了尾声，彼时的宰相不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而是赵宋维系最后一点血脉的希望、汉民族抵御外族的最后一丝尊严。

祥兴二年（1279年）三月，元军浩浩荡荡陆续抵达崖山，对南宋形成三面包围之势，眼看无力回天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八岁的赵昺投海，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张世杰曾试图再寻赵氏后人为主无果，不久遇台风溺死。

陆丞相殉国四年后，元潮州路总管丁聚仰慕陆秀夫高风亮节，为使陆公魂有所依，遂于南澳青径口营墓，并题碑“宋忠臣左丞相陆公墓”，此墓也称“魂依墓”。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潮州的地方长官又在潮州东郊（今意溪）为陆秀夫建“衣冠冢”。在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平整土地中，墓园曾坊被夷为平地、碑石散失。2003年陆氏后裔才把墓碑迁至湘桥区磷溪镇英山街村枫塘山，重建陆公墓园。

政声人去后

无可辩驳，潮州于十相之中的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贬黜的经停站，或是短暂的低谷期反思地。但失意之时，亦有人留声，为潮州带来自政治、文化中心的儒家正统思想。

广德元年（763年），宦官鱼朝恩恃宠专权，群臣竞献珠宝邀宠，常衮上书曰:“所贡宝物，源出于民，是敛怨以媚上也，请皆还之。”代宗赞许；大历十二年（777年）拜相，以文辞出众而又登科第为用人标准，堵塞买官之路。后代宗崩，常衮祭拜时有逾礼行为，又尝有“代相署奏”之过，德宗即位后，常衮被贬为潮州刺史。

常衮在潮州兴学化俗较韩愈来得更早。《潮州牌坊街》一书中记载，常衮居留潮州仅9个月，但兴学化俗、捐资垦田以供游士，为潮州文化教育事业之发展作出贡献，正如嘉靖《潮州府志》所记载：“兴学教士，潮俗为之丕变。”不久，常衮为福建观察使，注重教育、增设乡校、亲自讲授，闽地文风为之一振。

潮州文史专家陈贤武认为，十相之中，对于潮州贡献最大的是宋代四川阆中人陈尧佐，“陈尧佐将韩愈在潮州的教化效应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而且为潮人牢固地树起韩愈的形象”。

北宋咸平元年(998年)冬，因建言事切直，忤逆圣上旨意，陈尧佐由开封推官贬至潮州任通判。当年，陈尧佐即在金山麓州治之前新修孔庙，同时招生办学，并在孔庙正室东厢辟建韩吏祠，纪念韩愈。据潮州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潮州两千年》，陈尧佐为此写下《招韩文公文》，韩文公祠的设立开创了潮州立祠纪念名人的先例。

韩文公祠。林文强 摄

潮州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自然成为陈尧佐关于潮州感到最亲切的符号。“陈尧佐首辟韩祠，郑重其事地举起韩愈的旗帜，这一举动延及后世千年，对地方教化影响深远。”陈贤武说。在陈尧佐培养的这批潮州学生中，有后来任刑部郎中的许申、官至太子中舍的黄程、当上提点刑狱的林从周，他们都是“亢直不党”“有国士风”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陈尧佐初至潮州时，对史籍记载韩愈祭鳄之事半信半疑，正好渔民抓了几条刚出世的小鳄鱼送给他，他便让人绘制图形，著文赞扬韩愈驱鳄功德和鳄鱼的改恶从善。然而咸平三年（1000年），海阳县硫黄村张氏之子与其母在江边洗濯之时，被鳄鱼拖咬下水，死于鳄鱼之口，年仅16。陈尧佐惊觉兽性难移，遂下令县吏驾舟操网，驰往捕鳄，沿江百姓近百人主动出来协助，将网住的鳄鱼拖上岸。陈尧佐下令将恶鳄戮于府衙前，还专门写了篇《戮鳄鱼文》记述此事。

兴学、治鳄，陈尧佐在潮州身体力行地致敬韩愈，其间对潮州亦产生深厚感情。看到西湖的湖光山色，陈尧佐写下：“天涯逢此景，谁信自开颜？”登韩山，驻足韩亭前，赋诗云“今日江山当日景，多情直拟问斜晖”。他在金山麓建亭命名“独游”，写了《独游亭记》，以明“道不可苟合”的心态。

“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数年后，陈尧佐回到京都拜相，在一次送别登第的潮州举子时，写下《送人登第归潮阳》。一句“海滨邹鲁是潮阳”成为潮人自豪、自勉的精神口号。

《永乐大典·潮州府三》将陈文惠（陈尧佐谥号）与韩愈在治潮上的功劳相提并论：“惟时岭表，莫盛潮阳。儒雅相承，乃韩昌黎之旧治；风流未泯，有陈文惠之清规。”又引宋黄茂良的《代潮州守测宰执》：“惟潮阳之偏垒，实广右之奥区。千里秀民，久已习韩昌黎之教；七相故老，犹能言陈文惠之贤。”

作为当时政治权利结构中的边缘人，陈尧佐在潮州励精图治，在低谷期与潮州相互成就，北宋亦是潮州人口开始增长的时期，商贸经济开始发展。陈尧佐外，唐杨嗣复于会昌元年（841年）三月被贬至潮，留下“不以迁谪介意，勤于吏治，民称神明”的美名。

韩文公祠内陈尧佐写的文章。肖燕菁 摄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陈贤武认为，中原文化教育播入潮州区域，有许多途径，其中入潮官员的影响与作用是很重要的。实事求是地说，唐宋官员贬谪之后，虽然处在仕途低潮期，职位有所降低，但却善于在小的着力点上发力。以视野开阔、理念先进的前高（京）官身份，改变边远一方落后习俗，也相对容易。庙堂之上没有实现的宏观规划，往往在贬谪之地进行了点的突破。“在封建社会中，长官意志在一定范围内起决策作用，清官贤宦之廉洁自律、励精图治、办文兴教以及抗暴除恶的种种作为，不仅精神可嘉，也确实有利于国计民生，其进步作用是无须讳言的。”陈贤武说。

今朝留其名

“甘露花香不再持，远公应怪负前期。青蝇岂独悲虞氏，黄犬应闻笑李斯。风雨瘴昏蛮海日，烟波魂断恶溪时。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大中元年（847年），唐宣宗刚刚即位就贬谪李德裕，以期结束牛李党争。随后李德裕被一贬再贬，曾任潮州司马一职，他写下这首《到恶溪夜泊芦岛》。

当时已60高龄的李德裕从长安出发，翻山越岭到潮州，自知回京无望，仓皇颠沛之中，留心著述成《穷愁志》。途经长沙，李德裕著《汨罗》，“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都缘靳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

李德裕任潮州司马不久就接到贬至崖州的消息，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去世前留下《登崖州城》诗云：“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850年，李德裕病亡于贬所。

从李德裕可看当时被贬官员除了主政地方，另一重要的成就就是贬谪文学。文学博士张英在《唐宋贬谪词研究》中总结，唐宋贬谪词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双向的，即地域文化一方面在风格、意象等方面作用于唐宋贬谪词，另一方面唐宋贬谪词也为地域文化增添了内容。

南宋四名臣之一的赵鼎曾经两度拜相，他和张浚同时为相的时期，南宋政治清明有“小元祐”之称。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和议时，因争地界，赵鼎与秦桧意见不合被罢为奉国军节度使，十年七月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州五年中，赵鼎闭门谢客不问世事，自然谈不上励精图治，但这时期曾有七律《寒食》传世。从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可知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羁旅风尘。在李德裕、陈尧佐、赵鼎等人的诗词中，潮州风物见于中国文学史，“芭蕉”“鱼艇”等极富岭南韵味的意象出现。

多数被贬官员心闷郁结，创作中亦多文人怀才不遇的凄楚，但宋末陆秀夫与文天祥在潮州留下的诗词是另一派气象。陆秀夫被贬潮州之时，元军大举南犯，陆秀夫作诗云：平生素抱忠贞志，清似梅花压岭头。只手孤身扶危宋，鞠躬尽瘁死方休。

德祐元年（1275年），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起兵勤王，入卫临安，之后为元兵所败退至广东。宋景炎三年（1278年），文天祥进趋潮阳，写下：“群盗乱豺虎，回首白日斜。”后移屯海丰，仓卒溃散，写下：“送兵五千人，散足尽西靡。留滞一老翁，盖棺事则已。”仅剩的两个女儿死于潮阳之败中，他悲痛欲绝感叹：“痴女饥咬我，郁没二悲魂。”

因叛徒出卖，文天祥于五坡岭（今海丰城北）用午饭时遭遇元兵突至，被俘后被解往大都（今北京），终以不屈被害。“翠盖蒙尘飞，仗钺粪忠烈。千秋沧海南，事与云水白。”

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气节、倾其所有拱卫幼主的忠心没能换来宋王朝的存续。从上述的《集杜四首》中，可见文天祥在岭南一路损兵折将、骨肉离散，心中或已然知晓大势已去，但仍然撑着士人阶层最后一点骨气，虽然“千秋沧海南”，事业已经失败，但“事与云水白”，天地知晓浩然正气，可留取丹心照汗青。

陈贤武说，留声的十相，被看成潮州区域接受文明开化过程中有建树有影响的一个高官群体，对潮人来说，这个群体在传播礼教、倡导文风上间接影响要比直接影响大得多，长远的影响要比短时的影响大得多。

从十相的角度看潮州，亦是从唐宋两朝政治边缘的角度看中国。十相中，或因政治斗争互相倾轧而相继被贬至潮；或被奸人所害在蛮荒之地度过余生，报国无门；或生在朝代尾的忠臣一路退至岭南，苦心坚守。

位于省尾国角的潮州被动地接受着遭贬谪的官员，也目睹着封建王朝在被动情况下做出的消极反应。朝代更迭，历史车轮无情而反复，有人留下好官声，有人以气节垂范后人。

■留声十相

常衮于唐大历十二年拜相；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后，常衮被贬为河南少尹，又贬为潮州刺史。

唐文宗大和八年，李训和郑注推荐李宗闵成为宰相；大和九年六月，李宗闵被贬谪到了潮州任司户参军。

杨嗣复于唐文宗开成三年拜相；会昌元年三月，李德裕一拜相把杨嗣复贬到了潮州。

李德裕于唐文宗太和六年拜相；会昌元年再度拜相；大中元年，唐宣宗上位，李德裕被一贬再贬，其中就有潮州司马一职位。

陈尧佐于宋仁宗景佑四年拜相；在宋真宗咸平初年，陈尧佐来潮州任通判。

赵鼎于高宗绍兴四年拜右相，五年升左相，两度拜相；绍兴八年宋金和议时，因争地界，与秦桧意见不合被罢为奉国军节度使，绍兴十年七月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

吴潜在理宗淳祐十一年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崇国公，次年罢相。开庆元年元蒙兵南侵攻鄂州，被任为左丞相，封许国公；同年，被罢相，谪建昌军徙潮州、循州。

陆秀夫于景炎三年与张世杰于在冈州拥立赵昺为帝，陆秀夫为左丞相；1276年临安陷落时被贬潮之辟望港口（今澄海凤翔街道港口社区）。

文天祥，在1275年元兵渡江时起兵勤王，随后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与元军议和，因面斥元主帅伯颜被拘留，于押解北上途中逃归。后拥立益王赵罡退入广东；景炎三年十一月，文天祥进趋潮阳，曾在潮阳东山安营扎寨。

张世杰为行伍出身，临安陷落以后，张世杰等人先后辅佐赵罡、赵昺两个小皇帝即位，他也成为小朝廷中的核心人物。张世杰在福建、广东一带抗元，多次经过潮州。

【策划】达海军 

【统筹】苏仕日 

【采写】肖燕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