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黄贝岭为试点，罗湖区开始了同乡村党建工作。前后15个年头，我一直参与其中。当中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续发力的过程。

同乡村党建其实是由问题倒逼产生的。2007年前后，有上万来自四川省达县（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的劳动工，在黄贝岭片区集中居住。当时社区的公共设施、社区力量的配置，管理、服务这么多人是捉襟见肘的。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既不利于老乡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

同乡村怎么来管？得有一个抓手。如果是别的部门，可能会选择其他路径。我们作为组织部门，首先想到的就是发挥组织优势，通过建立组织网络，把老乡们真正动员起来。

一开始，关于要不要在同乡村开展组织建设，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区领导说，“问题在这里，你总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于是，罗湖区提出来，把党旗插在城中村，把党支部建在城中村。

当时还有一个契机。四川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对于外出劳务人员的管理更自觉、更重视。我们当地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对接，就建立党组织达成了共识，签订协议，在劳务工流入地和流出地开展共建。

所以，第一个成立的同乡村党支部是两块牌子。现在叫达州市通川区驻深圳流动党委、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辖区达州通川区流动党支部，书记是邱兴堂。

同乡村的管理很难。社区的基层专干上门做工作，挨家挨户敲门。听到你不讲家乡话，老乡门都不给你开。我们要把党员找出来，再找到一个同乡村书记，让他成为一个纽带，实现“老乡带老乡，老乡管老乡，老乡帮老乡”。

我们要找的人，往往在老家担任过村支书，或者以前有公社的职务。比如罗湖广东陆丰、惠来流动党员联合支部书记郑妈墙，以前就是公社干部。他们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管理经验，来深圳工作以后，在老乡中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找到这样的人做书记，再找几个党员协助他。

记得第一次见面，开座谈会的时候，我跟10个书记讲，“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正在创造特区党建的历史。”

在组织部看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区，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服务好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工。他们从老家农村来，非常不容易，他们的工作很辛苦，生活条件也相对艰苦，需要更多的关爱。

我们通过党建，能够让这个群体在城市不但能立足，而且有很好的个人发展，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我们在党建领域一个探索性、开放性的尝试，也会是深圳经济特区党建、罗湖城区党建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我当时的判断。

15年来，在罗湖区委组织部，同乡村党建一直有专人对接、跟进，这是工作的一个重点领域、重点方向。

同乡村党建没有一个成型的东西，都是边干边摸索。把支部建立起来以后，就等于搭建了一个组织架构沟通联系的桥梁。最突出的作用就是在一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有了一个协商的平台。

党支部成立后不久，有一年，黄贝岭的四川老乡因为一些问题不满意，聚集了起来。邱兴堂拿着喇叭，站在人群里说，“有问题找我，我来大家协调。”这样，黄贝岭街道和老乡群体之间，有了一个可以直接联系对话的、有效沟通的渠道，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商量了。

2008年，由于雨雪灾害，我们希望老乡都留在深圳过年。10个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带着其他支部成员，跑到罗湖火车站挨个找，发现是老乡就拉住，请求他留下来。

2010年，出租车司机也有群体诉求。我们有好几个同乡村以出租车司机群体为主，包括大望湖南攸县同乡村、莲塘江西吉安同乡村、东晓湖北洪湖同乡村等。曾经担任同乡村书记、也是出租车司机的胡桂梁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市人大层面积极发挥作用，其他的支部做老乡的工作，最后这件事平稳地解决了。

同乡村书记平时做大量工作，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面对突发性事件，他们能够稳定人心，也是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工作的有力帮手。

同乡村书记非常重要，要培养他们，给他们想办法、树立权威。我们会帮他们出谋划策，协调配置资源，老乡一些合理合法的诉求，让他们能够顺利解决。

比如老乡维权、子女上学等是他们来到深圳之后经常遇到的困难。老乡一看，书记有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党支部的威信就树立起来了。有了党支部这个根基，再发展党员，团组织、妇联组织也同步建立起来。

同乡村书记上任后，很快遇到了身份证明的问题。比如老乡找到书记，让他们去相关部门交涉。很多人会问：“你是干什么的？”我们统一为同乡村书记做了一个证件，拿着证件，他们就可以跟基层相关部门、派出所打交道。

后来，我们做了一些标准化的安排和配置，将同乡村党建不断完善，并复制推广。比如，每个支部每年有3万元党建经费；在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都有支部的办公场所，支部书记是党代表的，专门安排党代表工作室；每年还要开两次座谈会，对他们遇到的问题，做规范化的指导。

此外，区里的社区书记培训班，会把同乡村书记纳入进来；做得好的书记，我们会安排他们参加外出的调训班，到各个大学里学习。我们还跟区委党校组织了一个电大的学历班，帮同乡村书记解决学历问题。

现在书记们和街道、派出所关系都很熟，沟通很畅顺，比我们去都高效。这些年，同乡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很多书记甚至跨区、跨市去帮老乡解决问题。别的地方的老乡，他听说党支部能解决问题，就会找上门来。同乡村书记付出了很多，承担了许多自身发展以外的责任，但也确实获得了很多尊重。

罗湖的同乡村，“带头人”“代言人”不是老板，书记是和老乡一样的打工者，他们的身份、立场、情感，和群体的大多数人是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

我们希望把同乡村书记纳入到体制内的政治生活安排中，让他们可以为这个群体发声。比如，推荐优秀的同乡村支部书记担任市、区的党代表、人大代表。

2017年，社区两委换届的时候，我们开始探索让非户籍人员，也就是流动人口，进入社区党委班子。我们有意识地让一些合适的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加入其中，比如胡桂梁、邱兴堂、东湖街道大望社区党委湖南攸县同乡村党支部书记荣发齐等。社区党委有制度化的设计安排，可以接纳非户籍的班子成员，当然他们自身也非常优秀，能够胜任这份职责。

“来了都是深圳人”，只要你是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在深圳都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我们只是主动地、自觉地，通过党建的平台加快了这个群体在罗湖的融入和发展进程。

我们对党支部书记每月有通讯补贴，一开始是200元，后来涨了一点到400元。其实每个月对外联系、处理问题，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还是靠奉献精神。

我给这帮书记打80分以上。作为桥梁，他们既协助党委、政府，又服务老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眼界、经验、精神境界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过去每逢中秋、春节，部里都会和同乡村书记聚一聚，聊一聊工作情况，问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和问题。一开始他们说话很拘谨、小心翼翼，现在一个个充满了自信，面对电视镜头都能侃侃而谈。

其实，党建工作本身也是通过学习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能力的过程。

深圳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和他们打交道，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有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

我们共产党人，守的是人民的心，我们党建要做得有意义、有价值。在罗湖，通过党建，努力让农民工群体达到幸福的生活状态，融入城市的发展。从某个意义上看，同乡村党建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的目标。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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