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会议上，有一个身穿蓝布长衫、操湖南口音的青年，当选为中央局秘书，首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1923年6月初，广州已经进入盛夏。在炎热的天气里，有一群人正在悄悄从各地赶往广州。在半个月前，他们大多已接到秘密通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

他们正是来自国内各地的党代表和工运领导，如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等，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其中，有一个身穿蓝布长衫、操湖南口音的青年，从上海乘船而来，正是30岁的毛泽东。此前，他刚在湖南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省级区委，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这是一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大会的议程主要有三项：一是讨论党纲草案，二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三是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三大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开端。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秘书，首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一次争论激烈的大会

去过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游客，往往会被一个场景所触动：真人大小的硅胶人像围桌而坐，模拟出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工会议的场景，44岁的陈独秀侃侃而谈，34岁的李大钊目光坚毅，30岁的毛泽东意气风发……

历史上多少惊涛骇浪，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上。但这场会议可不平静：与会代表们在会议上激烈争论，特别是关于会议的中心议题，即要不要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代表们积极发言与争论，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讨论非常激烈。

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笔记里概括地记录了每一个人的发言：

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是进行国民革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该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

瞿秋白、张太雷等在发言中表示赞成马林、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认为，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

张国焘、蔡和森等代表则反对陈独秀和马林的意见，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

与会代表蔡和森、向警予夫妻二人，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见解，还曾从会上争论到会下，有时候回到住处仍会继续争论，同住春园的毛泽东还曾跑过来“劝架”。

最终，以21票对16票的优势，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同意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后，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加快，中共各级组织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发展地方组织。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两党还共同创办了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携手发动群众运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北伐战争，开创了以打倒军阀为主要目的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新局面。

毛泽东首次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

中共三大召开前，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刚刚失败，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

三大召开前，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对于共产党来说，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须分阶段，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要与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实行国共合作。

在大会的激烈争论中，毛泽东发言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生前曾回忆道：“毛泽东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坚决主张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态度是严肃的，斗争最激烈时，毛泽东还站起来发言。”

此外，毛泽东还在大会上代表湘区作工作报告，他根据自己从事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农民问题，强调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应该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毛泽东说。

毛泽东的报告得到了陈独秀和马林的充分肯定，并被大会指派主持《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大会的第八天，选举出9名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5人组成中央局。毛泽东首次成为中央局成员，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三大结束后，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署名共同签发了一系列文件。

三大会址曾一度成谜

为了安全起见，在当时，三大是秘密召开的。事后很多当事人在谈到三大会址时，只记得是在广州东山，具体在哪里没人讲得清。

如此重要的三大，到底是在哪召开的，一度成了一个谜。

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恤孤院路上的三大会址更是被夷为平地，这也导致了三大结束后整整49年，确切地点一直不为人所知。

1949年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市有关部门，提供了三大会议位于“东山恤孤院路”的线索，并于1958年前来寻找会址最后无果。

1972年1月17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决定找当年曾参加三大的代表们直接调查，以便收集比较准确的回忆。

三大代表罗章龙回忆说：“党的三大会议期间曾住过中共广东区委，在该处往东南面走五六里地就到会址，会址所在地是一条不大宽的马路，会址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房（指新河浦路春园24号）不远。”

当时已经年近八旬的徐梅坤，再次踏上寻访会址之旅。在广州专门组织的调查组的陪伴下，东山恤孤院路、培正路、启明社区一带成为徐梅坤寻找的重点。

当徐梅坤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仿西式的花园别墅前时，发现该别墅屋顶上赫然刻着“1922”四个阿拉伯数字。

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记忆瞬间被打开了。激动的徐梅坤当即说：“这栋别墅叫逵园，三大会址就在它的对面。”原来，三大召开时，透过窗户，徐梅坤天天都能看到“1922”这几个字，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徐梅坤说，当时许多代表不是本地人，对广州的地理环境不熟，就把“1922”这四个字当作认路的路标，据此可以推断会址应在此地。

为了确保会址位置的准确无误，广州市相关部门又找到了一份1923年8月绘制的会场附近平面测量图，该图所载的房屋和周围环境与徐梅坤的回忆情况基本相符。2006年，在筹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时候，工作人员对会址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查，清理出来的建筑基础与徐梅坤回忆的会址房屋结构完全吻合。

结合发掘出来的遗址，相关人员关于会址小楼的外貌描述，以及参会代表的回忆等，2006年7月，中共三大会址所在的广州东山恤孤院路3号那栋小楼终于被复原。由此，三大会址纪念馆落成。

现在，漫步在闹中取静的恤孤院路，一座砖红色三层建筑掩映在绿树丛中，仍在向着世人诉说着当年慷慨激昂的革命故事。

【记者】陈健鹏

【本文责编】张蓓蕾

【文章来源】《南方》杂志2021年第9-10期

【责任编辑】莫群 林琳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蒋玉 刘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