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23日，余华新作《文城》读者见面活动在北京举行。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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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极其纯洁的人变得愤怒的时候，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他最后打回去了，但是他前面纯洁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一直在想，我的文学作品笔下应该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后来在林祥福身上我完成了，林祥福就是这么一个至善的人物，善到极致的一个人物。有的人可能认为找不着了，但是我相信还有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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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责任编辑｜邢人俨

余华61岁了，穿一件深色夹克，头发有些发白。2021年4月23日下午，北京五道口附近的一家书店里，余华拿起话筒，第一次面向公众聊起了自己的新书《文城》。这是时隔八年后，余华出版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人公林祥福是北方人，与声称是兄妹的南方人阿强、小美相遇，并与小美相爱。小美在诞下一女后离家而去，林祥福便背着女儿一路南下，寻找小美的故乡——一个叫做“文城”的地方，却一生未能寻到。《文城》的时代背景是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土匪作乱的荒蛮年代，那时士绅社会尚未瓦解，人与人之间仍然追求着挚诚的“信”“义”“爱”。

余华坦言，早在1990年代末，他便开始写这个故事，中间经历了数次中断。那时他刚写完《活着》，希望再写一部《活着》之前时代的故事。他将这归因于这代作家一种“挥之不去的抱负”——希望在作品中搭建出一部百年史的版图。“结果写了二十多万字以后，发现往下写越来越困难，就马上停下来。《兄弟》出版以后又重新写，《第七天》出版后又重新写。一直到去年疫情，才最后写完。”

作为一位真正拥有大众影响力的严肃文学作家，《文城》首印50万册，并在预售次日加印10万册。但出版后，几种典型的评论声音也出现了：有人认为这是继《兄弟》《第七天》遭遇巨大争议之后，余华重回巅峰的一部作品，“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也有人认为《文城》只是一部“平庸之作”，是追求故事的爽文，缺乏更深层意义的勾勒，更像是笔法精巧的传奇小说。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余华像一个手艺非常纯熟的调色工匠，通过此前创作，他对普通读者和大众市场的口味形成了自己的把握，比如情感基调上的一些创作特征——暴力又温情、忧伤而不绝望，既有苦情戏，也有一点让人振奋的东西……他能够掌控好这些元素的合适比例。《文城》这部作品在我看来是一个不冒险的创作，他运用了自己非常纯熟的调色比例技巧。”

1983年，余华发表了个人首部短篇小说《第一宿舍》。在中国当代文学小径分叉的1980年代，余华是先锋文学阵营中的一员，曾在《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等短篇小说中展现出凌厉冷峻的现代主义创作风格。步入1990年代，余华从先锋走回现实主义，出现明显的写作转向，凭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家喻户晓的作品奠定起国民作家的地位。步入新世纪以来，《兄弟》和《第七天》都曾在文学界与大众中引发广泛争议。

当天的对谈中，余华说《文城》是一部最接近完成又最难完成的作品，他想在写作中尝试“写一个善良到极致的人是什么样子”。余华坦言，自己现在一年最多能读20本书，“因为眼睛花了，读半小时后就要休息”。但他对新兴文化也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会看UP主讲鲁迅的视频，“以前我会让儿子把弹幕关掉，后来发现很有意思”。

在纯文学日渐式微的当下，只有少数严肃文学作家出版新书能够激起较大水花，但余华对此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新书出版后，他甚少接受媒体采访。

对于《文城》是个好故事、但“缺乏意义”的说法，余华在现场似乎作出了回应：“文学是什么？文学寻找的都是有意思的，哲学可能寻找的是有意义的。文学不要把哲学的饭碗给抢了，我们大家吃自己的饭。当然我们在一部作品中，肯定能够读到意义，但是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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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乱世之中，他无法独善其身”

“文城”是林祥福一生在寻找、被小美称为自己故乡的地方。谈及为何选用“文城”作为书名，余华解释，这本书原本叫《南方往事》，后来是余华的太太提议说，就叫《文城》，“我说对啊，这么好的书名我怎么没想到。”

余华认为，《南方往事》给人感觉比较虚，《文城》是相对实的，“但是读完小说会发现，《文城》是一个更开放、更虚的书名。”但他认为这带来一种开放的理解空间，他以《百年孤独》为例，“我读了两遍，百年我读到了，别的也读到了，就是没有读到孤独。里面所有人都热热闹闹的，哪有孤独？而且马尔克斯还有一个著名演讲叫《拉丁美洲的孤独》。所以孤独是什么？马尔克斯把孤独的原义和概念完全扩充到开放式的，大家可以随便去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从南北地理的空间纬度解读《文城》。他提到余华的前期写作中，几乎没有出过长江。这次他由南入北，把黄河以北的风土、人情、人的生命存在样态也放到小说的框架里面来，“《文城》里有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个是小美由南入北，另外一个是林祥福由北入南，两种文化在溪镇交汇，生成一种信、义、爱的乌托邦信念。这是中华的文化、中华的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在余华最为人所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人物与时代都有血肉相连的紧张关系。而对于如何理解《文城》中的人物与时代，余华透露，自己一度不知道怎么把握人物最终的结局。“其中有一个想法是，林祥福到了南方以后，一到溪镇以后就找到了小美，最后小美跟他回去或者不跟他回去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和我最早写的小说初衷不一样。”

他依然将终点设计为展现那个时代：“即使林祥福不来到南方，他还在北方，他也可能一样不会过上安稳的日子，因为时代已经乱了，那是一个乱世，不止是在溪镇乱，在北方也一样乱。田家四个兄弟拉着大哥和林祥福回家的路上还在说钱庄的老爷也被土匪绑票，等于那时候全中国都是这样的。不管林祥福生活在什么地方，（只要）在乱世之中，他都无法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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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至善的人，一个被命运撕裂的人

主人公林祥福刚刚出场时，余华只有一个概念：“他是在雪冻的时候抱着女儿来寻找一个人，寻找的那个人是谁他不说，他谁都不告诉。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对这个人物越来越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善良到了极致的人。”

他曾想重写《圣经》里的一个故事。一个富翁有上千头羊，突然过腻了现在的生活，便把财产交给他最信任的仆人，带着家人和其他仆人出外旅游了。好几年以后，他突然想回家了，便让一个仆人先回去，告诉帮他看家里财产的人说：我要回来了，让他准备一下。

仆人回去以后被杀了，消息传回以后，富翁认为是自己的错，不应该派一个笨嘴笨舌的仆人去。他又派了一个非常灵活又聪明的仆人去，结果也被杀了，这时富翁还是认为自己错了，他说不应该派仆人去，应该派我最爱的小儿子去，“他看到我的小儿子就会知道我真的回来了”。结果小儿子还是被杀了。

“当一个极其纯洁的人变得愤怒的时候，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他最后打回去了，但是他前面纯洁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一直在想，我的文学作品笔下应该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有段时间我想重写《圣经》的这个故事，因为《圣经》已经没有版权了，可以改编的。后来在林祥福身上我完成了，林祥福就是这么一个至善的人物，善到极致的一个人物。有的人可能认为找不着了，但是我相信还有这样的人。”余华说。

在《文城》中，小美是一个复杂而具有悲剧性的人物。《文城》的前半部分，小美是被寻找的人，她偷窃了林祥福的家产，生下女儿之后便不知所踪。在《文城补》中，余华则以小美与阿强的视角展开人物前史的叙述，并以小美在林祥福到达溪镇后被连日的大雪冻死作为结局。“我为什么要写《文城补》，就是想告诉读者，小美所有的选择不是她要去做的，是命运驱使她去做的，同时她也被命运撕裂了。”

即使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文城》是一次不冒险的创作——对于讲故事技艺高超的余华来说是安全区内的写作；余华却表示，自己长期以来的写作习惯是会给自己设置难度。“在《文城》里把小美写成坏人很容易，但是要想再把她写成一个好人，可能难度大一点。”

他提到在北京师范大学上课时，自己时常教育学生小说永远是寻找困难的写，不要找容易的写。他曾在课上举过《红与黑》的例子。于连准备向德瑞那尔夫人示爱的桥段，如果是别的作家写，可能随意找一个没有佣人的角落，于连悄悄表达一下就行。“司汤达不是这样写的，他们是在草坪上有一张桌子，德瑞纳尔夫人和另外一个闺蜜坐在一起。于连坐在那用脚勾德瑞纳尔夫人，那种紧张、害怕、夫人闺蜜的莫名其妙，因为跟她说话答非所问，整个像一场战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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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冲锋陷阵的，语文是下来摘桃子的

对于当下的写作生态，余华发现一些作家的态度有点奇怪。“他们总是能够准确告诉我，他们（指别人）的毛病在哪里。”

“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回想当年在鲁迅文学院，我和莫言在一个宿舍里面住了两年，我们当时谈论外国文学，谈论我们同时代那些作家的文学，两年下来我们只谈别人什么地方写得好，别人写得不好的地方跟我们没关系，但别人写得好的地方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启发我们。所以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永远关注同行的优点，同行的缺点跟你没关系，但同行的优点能够帮助你。”余华说。

余华坦言自己已经被骂了快四十年。以前只是在纸媒上，还没有新媒体，也没有互联网。“从《兄弟》开始，蜂拥而来的骂，到《第七天》更多，这次《文城》出来我想骂声可能更多，怎么变少了？还是有很多骂声，但比起《第七天》少了很多，我觉得骂我那帮人可能是歇一歇，等我下一部再出来骂。”

在他看来，骂有两种，一种是真诚的批评，对待这种批评，哪怕自己不同意，但要非常重视对方的观点。“还有一种批评是自以为是的，或者是纯粹为了骂而骂一下的，那种不要太当回事。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意识到，受关注和受批评是成正比的，没人关注你，也就没人骂你。骂你的人越多，意味着你被关注的人越多，应该把它当成好事，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骂我。”

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曾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有人问余华如何看待语文教育与文学的关系。余华回忆，《十八岁出门远行》被人教社收进教材，“没几年就被踢出去了”。他问人教社编辑室主任，对方回答说普遍反映读不懂。

“后来有一年广东高考，把《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一个题目考，把一群广东优秀的孩子给害了，说全答错了，本来应该上北大、清华的，最后很委屈来我们北师大了。我就很好奇，我去查语文老师的教案，所有教案看下来，真是分析得非常好，这个语文老师跟那个语文老师的教案也不一样，但都分析得非常好。说实话，让我考的话肯定也不及格。”

他这样看待文学和语文的关系：文学是在前面冲锋陷阵的，而语文是下来摘桃子的，“只要能够进入语文课本的，起码在文学上是比较安全的东西，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但在质量上是相对安全的。”余华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开放性，不同的人在里面读到不同的感受。“但是进入语文以后，文学作品又被固定了，它的开放性变成封闭性，老师们用封闭的方式去教学生。”

他提到小时候在语文课上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接受的教育是，在百草园童年多么欢乐，到三味书屋进入封建主义等等。“我后来重读鲁迅，再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没有啊，仍然很欢乐，只不过环境变了，孩子天真欢乐的天性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压制的，鲁迅表现的就是这一点，很简单。但是你进入课文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来解释的。所以我觉得一部文学作品进入课本以后是好是坏很难说，在某种程度上未必是一件好事。”

《文城》交稿后，余华已经决定不写续集了。“因为21年才写完，如果我再写21年，我已经82岁了，实在是拖的时间太长了。”书出版后，许多读者好奇顾益民、陈永良、林百家、陈耀武、陈耀文等人的结局，余华说，“他们后来的故事都在我脑子里……《文城》是我最接近完成、又是最难完成的作品，终于把它完成了，这让我信心倍增。我希望能写续集，但条件是我的体力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