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南山苏区，位于汕头市潮南区，地跨普宁市和惠来，是土地革命时期东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5年，根据地军民坚持了八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沉重地打击当地的地方反动势力，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一部分正规军，有力地配合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中涌现不少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和英烈人物，其历史功绩永不可磨灭，青史长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重温大南山的革命历史，缅怀英烈的感人故事。近日，记者专程来到革命老村——潮南区成田镇后坪村，采访为大南山根据地刻下一批革命标语的石匠翁千的后人，瞻仰“翁千故居”，聆听“革命石匠”的英勇事迹。

△后坪村里的“翁千故居”。

一幢老古屋，走出了“革命石匠”翁千

“翁千故居”，位于后坪村寨内的“柯仔底”，名为“振德居”。是一座占地168平方米，坐北朝南的“下山虎”（三间两伸手）结构的古民居，房屋墙体为石材垒建。采访当天上午，翁千的孙子——现年95岁的翁进元老人，特地从潮阳棉城赶来，在村干部的陪伴下与记者一起察看了早已荒废多年的故居。

△翁千孙子——老游击战士翁进元。

站在杂草丛生的“翁千故居”前，翁进元老人告诉记者：“这个屋子是我的曾祖父翁娘枝所建。几岁时，我就在这屋里的院埕上玩耍打滚，记得当时屋里住着曾祖父、祖父、父亲等家庭成员10多口人。”

翁千，一名登科，1879年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后坪村的一户贫苦农家，全家有兄弟四人，他为长子。结婚后生育有九子一女（后长子因病早逝）。因为父亲常受到大地主的欺凌和剥削，贫困的家景致使翁千只是在私塾读了三个月的书，就开始跟随父亲翁娘枝下地种田和学打石的手艺。后坪村地处大南山的边缘余脉，全村8000亩山地多为旱园，却蕴藏着丰富的花冈岩（油麻石）材料，出产石磨、石臼等油麻石产品，因此有了像翁娘枝这样手艺出色的石匠。在父亲的教导下，聪明能干的翁千日积月累地刻苦学习，不仅能打出深沟平底的碑字，而且像石狮一类的精巧石雕工艺品，也能打得栩栩如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只读了几个月书，翁千却能够自学文化，练习书法，这为日后镌刻大南山革命标语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功底。于是，青壮年时期的翁千，就成为大南山区一带有名的石匠。

△“革命石匠”翁千画像。

旧中国的石匠，大都属于背着打石工具走四方的劳苦手艺人。长期的艰苦生活，使翁千目睹了官僚封建势力对贫苦百姓的种种欺凌，渐渐地催生了追求民主平等的理念和反抗强暴的精神。

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期间，国内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影响下，潮汕地区的农民运动逐渐兴起，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1926年，翁千所在的成田乡及附近的沙陇乡相继成立农会，这给翁千和家里人带来了影响与鼓舞。于是，他牵头联合全村的贫农，组织成立了后坪农民协会，并把村里“三姓祠”作为农协会所，在祠堂前挂起了犁徽红旗，贴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标语，树立了农民协会的权威。不单如此，翁千还在距离后坪村五六公里的“三蛤水”，通往红场雷岭的山路旁的一个半山腰上，在一块大石头亲自刻下一个犁徽（长2.1尺、宽1.5尺），形似红旗上的犁徽，象征着红旗与石长存（现属市级“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翁千在“三蛤水”刻犁之日，恰好潮惠二县边区农民代表大会在后坪村召开，潮汕的农民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投身革命洪流的翁千，也从此开始了为大南山革命根据地镌刻标语的历程。

一锤一钎，奔走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留下传世标语

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中，印刷、手写的革命标语何止千千万万，但据党史部门的资料显示，全国范围内的石刻革命标语群，只有大南山一处，独一无二，十分宝贵。大南山石刻革命标语群纵横几十公里，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南山石刻标语，为当年潮普惠县委为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而组织制作，分布在各重要隘口。据统计，保存下来的石刻革命标语群共36石，57条，467字（其中潮南区红场镇25石，37条，312字；普宁县汤坑径7石，10条，81字；惠来县盐岭径4石，10条，74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各地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转入低潮。经历轰轰烈烈农民运动的翁千，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现实的残酷，却使他坚定革命的信心，决心带领全家人当“赤派”。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可以在红场镇的红场阅兵台上看到，刻有“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标语，盐岭径有“列宁主义万岁”等标语。此外，还有“拥护中国共产党”“武装拥护苏联”“男女平权婚姻自主”“实行土地革命”“实行建设工作”“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工农兵团结起来”等革命标语。这些石刻标语，配合了当时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同时大大增强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意识，坚定了他们坚持革命斗争的意志。

如今，在潮阳区博物馆里，还保存并展出制作这些革命标语时所用的铁锤、铁钎等打石工具，这是由翁千家属捐献的。

1928年3月，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处于革命低潮时，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和红二师、红四师叶镛、徐向前等革命家率队，被迫战略转移到潮阳县南部红场（时称石船）、雷岭的大南山区。创建潮（阳）普（宁）惠（来）大南山革命根据地。

1930年夏，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革命群众，由于翁千是后坪村农会带头人，他自然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捕杀的目标，但他毫不畏惧，其时已经51岁的他带领一家三代（妻子、三、四、五、六、七、八、九子和女儿，媳妇孙子各三人，还有堂弟翁达三、堂侄翁锦）共18人，奔赴大南山革命根据地，一家人住在邻近红场的惠来县陇头坑村，继续参加革命。

1930年11月，中共潮普惠县委在大南山大溪坝村的石狮埔召开了潮普惠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潮普惠县苏维埃政府，夺取三县政权。县委把制作石刻革命标语的宣传任务交给翁千，他毅然接受。

不久，翁千在石狮埔的大石上刻下了“潮普惠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万岁”“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武装拥护苏联”“完成西南总暴动”（末二字未刻成）等几幅标语，鼓舞红军和群众的士气。同年，根据南方军委指示，潮普惠合为一县，大南山合为一个苏维埃特区，上级派翁千专职在主要公路两旁，将石当纸，刻写革命标语。因此，翁千的子女都笑称：“爸爸高升石司令，刻苦耐劳心眼明，千山万石任调遣，点石成兵闹革命。”

从此，翁千成为革命的号兵，用他的铁锤当纸笔宣传革命。

上图：翁家保留的革命烈士纪念章。

右图：刻在大石上的“犁徽”。

1932年，国民党军队对大南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大南山环境急剧恶化。但翁千坚持斗争，一方面继续在大南山镌刻革命标语，另一方面昼伏夜出，冒险送情报给红军部队。在镌刻革命标语的过程中，翁千奔走根据地各个地方，其中遭遇到不少危险。

当时大南山环境恶劣，山路崎岖，所到之处常常荒无人烟，翁千及其助手们时常是风餐露宿，来回奔波，抢夺时机镌刻革命标语。国民党反动派对其恨之入骨，时常派出便衣暗探，伺机进行谋害。

有一次，翁千在芦鳗坑搭架镌刻革命标语，全文是“苏维埃欢迎白军士兵拖枪到红军来”，标语分成两行，从上而下镌刻。当刻好下面6个字时，伪装成农民的敌人突然近身猛扑，翁千见状纵身跳下水中，敌人开枪猛打，水面泛起血花。次日，敌人大摇大摆到此收尸领取赏银，不料浮上水面的却是一条芦鳗。如今，那块大石上还留下“苏维埃（在右边）”、“兵拖枪（在左边）”的字样。

由于长年奔波劳累，翁千积劳成疾，加上一次镌刻标语时，为脱险而致头部受重伤。1933年7月18日，翁千在陇头坑的家中去逝，终年54岁。临终时，他嘱咐妻子洪氏：“你们不可离开本村，赤派一定会再来的！”由于思念丈夫，三个月后，洪氏也伤心过度而去世。       

1935年以后，大南山革命根据地虽逐渐丧失，但革命火种已经在群众心中点燃。

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些石刻革命标语，人民群众则竭力进行保护。他们有的在石刻标语上涂泥土，有的在旁边种上藤蔓杂草将其掩盖，有的则全村群众一齐出动，挑土担石掩埋标语。

红场阅兵台前面刻有“巩固苏维埃政权”标语，起初群众用泥土把它盖住，不久因暴雨冲刷泥土，标语又暴露出来。1935年底，国民党林溪乡乡长企图劈石为砖，群众极力反对，纷纷行动起来保护石刻标语。不久，国民党政府又派兵准备炸掉石刻，红场周围12个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动，伪乡长慑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只好把石刻革命标语保留下来。

翁千所镌刻的石刻革命标语和他的献身精神、“石刻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当年战斗在大南山的潮汕支队潮普惠南指挥部第五团团长、边纵第三支队副司令员马毅友，在解放后专著潮州歌册《铁锤颂》加以赞道：“血刻石标震南山，忠烈满门数翁千，赤派到底全家愿，留得丹心在人间”。

1978年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把大南山石刻革命标语定为广东省重点革命文物予以保护。大南山革命标语连同翁千的“石刻革命”精神是不朽的，它们将历千秋万代而常新！

满门忠烈，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翁千革命立场坚定。几位弟弟和8个儿子也深受影响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形势十分危急，大批革命人士被捕杀，但翁千仍鼓励亲人坚持斗争，他们也先后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牺牲。

1928年，马锡灏领导成田乡农会时，翁千的四弟翁长毛就是他的得力助手。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头目和地主对他又恨又怕，到处设下圈套企图擒拿。

1930年，翁千的二儿子翁甲乙（参加革命后改名龙合，翁进元的父亲）壮烈牺牲。

当时，马锡灏派龙合送信去西岐乡，在半路一个雨亭碰上了国民党军警，龙合虽迅速把信吞下肚里，但仍被怀疑而被捕。在狱中，龙合受尽酷刑，十只指头被吊断，仍坚贞不屈。当年的农历4月14日，龙合在潮阳县城东校场被枪杀，他连中十弹，依然屹立不倒，穷凶极恶的敌人竟残忍地把其遗体斩成四段。龙合的妻子官美香后来在县城善堂领尸，运回到乡里下葬。翁千悲愤交集，亲自为儿子刻碑，在墓碑上刻下的“庸龙”称号（“庸”字是辈序），希望儿子如蛟龙一般，再决战杀敌！

1930年9月，时任红军四十七团营长的翁长毛被捕，他宁死不屈、坚持斗争，在潮阳县英勇就义。翁千闻知后流下了热泪，对子孙们说，白派杀人如山，我们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生做赤派人，死做赤派鬼！

1927年至1930年四年间，翁千家族中，先后共有6名亲人献身于革命事业。

翁千的三个儿子翁甲乙（二儿子）、翁记（四儿子，上山后当上红军连长，在林招村附近的排金山战斗中因受重伤而牺牲）、翁六（六儿子，地下交通站站长，完成送信任务后牺牲）相继献身，翁千逐一为儿子刻碑励志。其后，翁千的堂弟翁达三和堂侄翁锦也相继为革命捐躯。人到中年而面临丧子、丧亲之痛，是人生中多么大的打击。

1932年，国民党独立第二师张瑞贵部，联同潮普惠三县反动联队，疯狂地对大南山根据地进行围剿。1933年春，形势更加严峻。翁千为了不让根据地的领导操心，于是打发三儿子翁明合前往江西，把七、八、九这三个儿子托人送至澄海坐船，前往槟榔屿（新加坡）。令人惋惜的是，这四个儿子从此下落不明、音讯全无，而唯一的女儿则送给亲戚抚养。身边只剩下妻子、儿媳和孙子们。自己则在大南山继承奔走，为革命镌刻标语。

“翁千故居”，其红色内涵应该发扬和传颂

△家园荒废的“翁千故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翁千故居”曾作为地下党联络点，经常有红军及地下党人员到来，但1930年发生了一件意外被捕事件，迫使翁千举家搬迁。

据翁进元老人介绍，当时地下交通员马金河入住翁千家，不幸消息被反动派知道了，于是进行围捕。第一次他们抓不到人，在出大门之际，藏在屋里小阁楼杂物中的马金河身上不慎掉下一个银元，滚在地面上发出的声音让敌人警觉起来，于是再度入屋进行搜查，马金河遂被发现而被捕，不久又被敌人枪杀。翁进元老人的母亲官美香事后形容，这是“一个龙银，害了一条命”。马金河的被捕，致使翁千家这个地下党联络点完全暴露。为避免敌人继续抓捕，翁千很快便带领一家移居大南山。敌人过后抓不到人，便放火焚烧了翁千的房屋，幸得村民在敌人离开后，众人合力扑火相救，房屋才没有被完全烧毁。

1933年，翁千及妻子去世后，儿媳官美香在亲戚的协助下，把翁千夫妇运回后坪村合葬。但官美香回村后发现，翁千故居没有修缮无法居住，于是只好暂住原先已破旧的祖屋。

1936年，官美香对“翁千故居”被烧毁的部分房间进行修缮，之后一家人就在此居住生活。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潮汕党组织再度进驻大南山。1947年，我党的游击队开始在大南山进行游击战。由于翁家的革命背景，“翁千故居”又成为地下党和游击队的一个联络点。官美香经常为到后坪村活动的武工队做饭并提供住宿。当时10多岁的翁进元则为武工队传递消息和送信。在一批批革命者的影响下，经马毅友司令批准，1948年，20岁的翁进元参加了革命，成为边纵“四七武工队”的一名战士。

△翁进元和村干部察看“翁千故居”现状。

采访当天，记者与翁进元老人、村干部看着屋顶坍塌、大门倾倒，院子里的野草长得有一人多高的“翁千故居”，回溯往事，不免生发好多的感慨。

翁进元老人说，“翁千故居”自1981年空置后，就开始逐渐荒废。村里的好多后生一辈都不知这个老房子的革命因缘，他的主人，曾是声名响彻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英勇石匠，一家人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

2017年，“翁千故居”被评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几年时间过去了，为何尚未启动修缮和保护？

在后坪村，记者通过采访，对翁千事迹感触至深——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从小到大星火燎原，是由像“革命石匠”翁千及其一门忠烈这样无数先烈的奉献与牺牲铸成的。翁千与“翁千故居”，是大南山革命根据地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保护与传承，正是对汕头市所拥有的红色革命历史资源的珍重。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人们能够在那个景色秀美的小山村，修缮一新的“翁千故居”里，让慕名而来的年轻一代，睹物思人、细心聆听“革命石匠”及其家人的英勇献身事迹，从翁千镌刻的一条条浸染历史痕迹的革命标语中，感知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曲折与艰难，卓越而辉煌！

来源：特区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