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2月26日，河北衡水中学跑操的学生。图文无关。（IC 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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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招股书援引研究报告称，和政府、地产开发商开展的合作办学，平均能节省65%的新学校开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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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梦琪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2021年4月2日，在纽交所上市还未足月，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irst High-School Education Group）的股价下跌已超30%。

这家在海外上市的中国教育集团，被称为“民办高中教育第一股”。

招股书披露的信息显示，由19所学校网络构成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有4所高考复读学校，另外的15所学校都被冠以“衡水”的字样，云南衡水实验中学（以下简称云南衡中）甚至在云南宜良、新平、丘北、镇雄和勐腊五个县城创建校区。这家教育集团起步于2012年，截至2020年9月30日，拥有25867名中学在校生，包括15689名高中生、8637名初中生和1541名高考复读学生。

实际上，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名号，远远没有其国内运营主体长水教育集团那么响亮。据长水教育集团官网介绍，截至2020年底，长水教育集团创办各类学校27所，版图覆盖北京、上海、河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山西等省份。

2021年3月11日，上市首日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开盘即破发。更多的担忧随之而来，以应试教育著称的河北“衡中模式”，由西南的后来者发扬光大，如今走上资本化之路，这会对各地教育生态造成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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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中模式”扩展争议不断

云南衡中的建立，始于长水教育集团2013年4月的一次考察。据《云南经济日报》报道，2014年3月24日，长水教育集团就决定在昆明滇池旅游度假区，以全额投资三千多万元打造云南衡中。适逢《云南省民办教育条例》实行1年半，刚刚破壳的云南衡中，便享受到“与公办学校同口径享受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政策”的利好。

一直以来，“衡中模式”填鸭式的题海战术、应试教育饱受争议。《南方都市报》曾报道，云南长水教育集团董事长张韶维称，衡水教育模式就是把现代企业的流水线移植到教育当中。教师是工人，把语文、英语、数学等科目考试所需要的知识，焊接到这些十六七岁孩子的大脑里。

在此过程中，“衡中模式”的落地并非一帆风顺。

2017年4月28日，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与长水教育集团签约，云南玉溪衡中实验中学（以下简称“玉溪衡中”）原计划于是年9月1日开学。但就在签约的两个月后，泰华地产公司官网发布的衡水第一中学董事会声明称，2014年9月19日23:40民办衡水第一中学公章被河北衡水中学张文茂校长强行取走。所有以衡水第一中学名义对外签署的合同、协议等所有办学过程与经营性活动，与衡水第一中学董事会和投资方无任何关联。

自建校以来，云南衡中名誉校长张文茂就曾多次带队调研，并将云南衡中称为“河北衡水中学的分校”。但据《河北青年报》2015年1月30日的报道，衡水中学副校长王建勇表示：云南呈贡（校区）建校并冠名衡中的做法，令衡中有口难言。

据澎湃新闻报道，玉溪引入的“衡水中学”，实则为“衡水第一中学”。两个学校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衡水第一中学”作为衡水中学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的民办学校。2017年6月1日，针对两校“公私不分、一校两制、内部互通”问题，河北省教育厅曾发文提出相关整改意见。

在玉溪衡中开学前，有网友质疑玉溪衡中是“纯私立学校”，2017年7月，红塔区教育局在论坛刊登说明，强调“（玉溪衡中）是国有民营学校，和纯私立学校有本质区别”，且与长水教育集团合作的条件之一，是“以政府办学的普惠性与公益性保障为前提”。

云南衡中老师肖晓（化名）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虽然内部员工将衡中在云南各个学校视为分校区，“但每个校区的性质都是不同的”。他介绍，以昆明为例，“本部是纯私立，但西山和呈贡校区却是与政府合作办学”。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招股书援引研究报告称，和政府、地产开发商开展的合作办学，平均能节省65%的新学校开办成本。

据玉溪衡中官网的公开信息，时任玉溪市副市长杨洋在签约仪式上称，长水教育集团“丰富了云南优质教育资源”。有意思的是，同年3月25日，浙江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揭牌时，当地官员却是另一副面孔，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公开表示：“（衡中）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面对靠题海战术，不断提升应试技巧的“衡中模式”，方红峰直言“我们浙江不需要”。

如今，云南衡中已经成为不少家长的中意之选。

有昆明家长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云南衡中最吸引他们的，是“每年会挑分数排名前几名的学生，到河北衡水中学学习，高考时回云南参加考试”。肖晓透露，据他了解，2021年“或有九名高三学生在河北衡中学习，直到高考之前，没有特殊情况都不会回昆明”。

“从‘掐尖’这一点来看，‘衡中模式’就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名校在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到底是办教育，还是办企业，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上市，已经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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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前的抢跑”

第一高中教育集团上市后，民间戏称为是“衡中模式”的资本化。作为品牌输出的“衡中”，为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学校提供优质师资、管理模式和教辅资料，但其是否在此过程中获利，招股书中并未有提及。

不过，2018年8月10日，司法部发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中明确提及，“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且“不得以品牌输出方式获得收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次上市“显露出资本逐利的一面，教育是其牟利的工具”。

在长水教育集团的股东名单里，长水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桑海勇的名字亦在列。桑海勇曾在河北衡中任教物理，2015年就任云南衡中校长。2017年，在一次接受新华网云南教育频道的采访中，桑海勇称，“如果高考制度不改革，‘高考加工厂’就有其存在的必要”。

另一方面，云南衡中又试图证明所培养的学生并非“考试机器”。2019年1月8日人民网刊发的一篇报道中，云南衡中西山校区副校长姜健相信，负面评价“多半是由于缺乏了解而造成的误解”。并且，姜健否认“半军事化管理”的说法，他认为云南衡中采取的是“精细化管理”，具体而言，是指“每个人学习生活的作息时间就像钟表一样精确”。

曾在采访中将云南衡中呈贡校区视为“烦恼”的王建勇，于2020年8月率河北衡中九大学科带头人前往云南衡中分享教学经验，而王建勇自己也作了《人要有点精神》的专题报告。

除了“衡中模式”资本化争议之外，在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学生中，还有八千多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生。自2020年9月1日《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经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后，全文至今未公布，但据新华社报道称，会议曾指出，要“确保义务教育公益属性”。

对于第一高中教育集团为了上市采取的VIE架构（协议控制），行业内观点不一。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通过，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一些教育企业因而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上市。2019年8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还曾建议：为维护我国的教育主权、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杜绝民办教育以VIE架构在境内外上市。

2020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发表论文《论教育资产上市的不可持续性》，在对香港联交所上市教育企业分析后，董圣足认为，注重规模扩张的教育企业，“将会面临增长的极限”。

杨东平视第一高中教育集团上市的行为为“政策落实前的抢跑”。而在其招股书中，该集团已明确表示，虽然修订草案内容暂不确定，但“原则上不具有追溯效力”。

目前，教育与资本、房地产结合的趋势更让杨东平深感忧虑，“现在的风气变成了，办学校的人把上市作为追求的目标，教书育人和追求利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杨东平认为，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上市，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坏的示范”。

（应采访对象要求，肖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