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黑板·划重点】

“教育学本土化是中国教育学人百余年来努力的方向。最近四十余年，教育研究者从历史反思走向实践探索和理论构建，推进了教育学的本土化转向。教育学本土化需要有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实现教育理论学习与借鉴的“多元化”；需要研究者扎根中国大地，推进本土创新，累计地方性知识，走出“中西二元对立”思维藩篱，实现教育学的本土化与科学化。”

2020年12月25日，第八届中国南方教育高峰年会以“云峰会”的形式召开。诸位教育界“大咖”围绕“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使命、任务与机制、举措”主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今天，小编为您奉上第十篇专家观点精华——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晖教授指出，教育学本土化是中国教育学人百余年来努力的方向。最近四十余年，教育研究者从历史反思走向实践探索和理论构建，推进了教育学的本土化转向。其中，以吴杰先生为代表，提出“跳出凯洛夫”的主张，开启了中国教育学本土化的新进程；以潘懋元先生为代表，开创了高等教育学科，诠释了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构建。当代中国教育学要“跳出”的已不仅仅是凯洛夫，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之争，跳出教条主义之累，跳出妄自菲薄之虞，获得真正的创新与超越。教育学本土化需要有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实现教育理论学习与借鉴的“多元化”；需要研究者扎根中国大地，推进本土创新，累计地方性知识，走出“中西二元对立”思维藩篱，实现教育学的本土化与科学化。具体从四个部分进行报告。

始于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班的教育学本土化情结——

把历史推到七十多年前，中国人民大学的专修班集结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受中国本土教育的青年学者（当时二三十岁左右）。他们到人民大学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教育学科的历史有一百多年。从王国维先生开始引进，到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融合，再到80年代、90年代新的改革开放时代开始时的创新，大概可以从这三部曲来看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王国维先生编了第一本教育学的著作，或者也可以认为是教材。陶行知先生作为东南大学教授，毅然辞去了三百多大洋的月薪，到小庄做十堰教育。还有晏阳初先生、陈鹤琴先生、舒新城先生、林砺儒先生，这些先生们引进、消化了有中国特色的民国时代教育。接着，就到了新中国，这些先生们由于形势的需要，就集中到北京的人民大学，后来转移到北师大，是一个专修班。我的硕士在东北师大就读，所以吴杰先生、王逢贤先生、梁忠义先生都给我上过课。这个专修班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济先生、张同善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瞿葆奎先生；厦门大学的潘懋元先生；华中师范学院的王道俊先生；开封师范学院的王汉澜先生。经过曲折之后，我们也是重新出发。

跳出凯洛夫：吴杰的“解放宣言”——

吴杰先生是苏联教育学的引进者，是凯洛夫教育学的坚定传播者，同时在80年提出“跳出凯洛夫”的教育学，具有非常大的理论勇气。今天，这个理论勇气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当时的主要举措，包括派出留学生学习苏联教育学、学习和推广苏联的教育经验、延请苏联专家培训我国高校的教师和研究者、翻译引进苏联的教育理论著作和教材等等。

50年代初，我国引进凯洛夫教育学。在文革期间对它进行批判，毫无疑问跟中苏两党关系有着密切的背景，其实里面有着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因素。我们80年代学的凯洛夫教育学，既有它的优点和长处，不能全盘否定，但它也有局限，应该要跳出去发展，这也正是吴杰先生了不起之处。他既是凯洛夫教育学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又经过自己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反省，提出要从凯洛夫教育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他在1980年第一期《教育研究》发表问题，开启了中国教育学本土化的新进程，这里，我认为有宣言的意义。吴杰教授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反思和跳出凯洛夫的宣言，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学界思想解放的先声，也成为四十年来教育学本土化的主流声音。

吴杰“解放宣言”的贡献及影响：一是将与凯洛夫和苏联教育学的单一对话，转变为与所有先进理论（国家）的多元对话，将照搬“老大哥”经验转变为面向本国的新问题；二是致力于推进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传承与进步，他的《教学论——教学理论的历史发展》（1986）和《外国现代主要教育流派》（1989），反映了他汲取世界最新思想，丰富中国教育学理论的努力；三是吴杰“解放宣言”是80年代教育学者们重启教育学本土化的代言，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教育专修班”走出来的新中国首批教育学者的心声。中国人民大学“教育专修班”走出来的新中国首批教育学者，发出了时代最强音。

以吴杰先生的宣言为代表，其实背后是一批人。今天早晨吴杰先生去世了，他1930年出生，今年刚好是90岁。黄济、王道俊、王汉澜、潘懋元等这样一批人，他们从50年代开始起步，到了60年代、70年代的沉思，再到80年代的开创，是一代人的使命或者说宿命。他们共同主张“坚持以我为主，博采各国之长”，彰显着中国教育学向本土化转型的铿锵步伐，是对教育学发展创新的使命感。

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的本土化构建——

1980年吴杰先生发出宣言或者是号角以后，一批同仁们都在探索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路向，其中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潘懋元先生。他开创了高等教育学科，成为教育学本土化典型例证。他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全方位进行理论创新，他对中国高等教育本土实践长期关注、支持和呐喊。潘懋元先生在构建高等教育学的过程中，1957年，他呼吁要重视高等专业教育，建立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与当时教育界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反思并行不悖。1978年，他再次提出建立一门以研究高等专业教育为对象的“高等教育学”，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984年，他通过一系列努力，终于完成了高等教育学科的初步建构，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诸多第一，标志着高等教育学这一崭新学科在中国的诞生。潘懋元先生第一个提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建立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发起成立第一个全国性高等教育学会，招收中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编写了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学构建的本土特色：一是理论研究的本土化特色，既要突破苏联“惯习”和欧美“经验”，又要结合中国学科发展实际构建学科；既要突破传统的学科构建方法，又要开创“由外而内、内外并进”的学科建设思路；既不囿于本土、更不崇洋媚外，以开放的态度开创符合中国实际的高等教育理论。二是实践研究的本土化特色。潘懋元先生今年是一百岁，仍然在第一线，仍然在积极思考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后碰到的问题和改革的方略，仍然在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仍然在课堂上跟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

地方性知识：本土化的力量源泉——

要为世界教育学理论提供中国地方性知识。从跳出“凯洛夫”走向跳出“凯洛夫们”，凯洛夫仅仅是一个符号，但是我们要跳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当年的凯洛夫，而是要跳出那种意识形态之争、教条主义之累、妄自菲薄之虞。面对很多束缚我们的局限，都应该要跳出来，“凯洛夫”更多是一个符号。

形成中国本土的教育学，甚至要形成中国本土的教育学派，前辈们也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学术界接受。高等教育学在国际上如在美国、在英国、在北欧是研究领域或者是一系列问题，而作为一个学科，他们认为是中国人的一个贡献。

应该贡献“中国经验”“中国知识”与“中国模式”，包括广东的改革，广东省教育研究院这些年通过论坛、通过系列课题、通过出版，也在彰显着广东本土化经验的提升和推广。

在教育学本土化的路径上，一定要包容和多元借鉴。我们看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每隔十年二十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方法、范式、概念上的突破，但是教育学即便在世界上最领先的教育学仍然不多，跟这些学科相比我们仍然是落后的。

所以研究者应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教育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实现教育理论学习与借鉴的“多元化”；要自我提升、读懂他人，研究者必须具备更高的研究能力和理论水平，能够真正“读懂”国外的教育理论；要有本土情怀、本土实践，研究者应具备本土情怀，关注本国教育实践，注重地方性知识的积累。

观念决定行动，本土融合泰西。在新时代，我们的理念决定我们的方向。在本土能够扎根多深，能够借鉴的域外、境外先进理论有多广泛，可能就决定了我们走得多远、多高。中国教育学本土化尚在路上，期望有更具原创和超越意义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学派出现，期待中国本土教育学走向国际。

来源：广东省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