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健全的人可能觉得无关紧要，甚至视为累赘。但没有无障碍设施，我们这样的人就无法在社会『生存』和『呼吸』。」

近日，「导盲犬查德因排便遭小区居民驱赶一事」在网络形成舆论漩涡。而其背后折射的，是国内无障碍环境建设及公众认知依旧落后的现状。

2019 年，「截瘫者之家」创始人文军在云南大理，因无障碍道路被私家车占用，另寻他路时坠入没有警示标识的地下车库口，意外身亡；今年 1 月，有着「轮椅上的小仙女」之称的陈小平，在深圳因无障碍坡道太陡，致使轮椅侧翻，摔倒后重伤去世。8900 多万残疾人，正被不够完善的无障碍环境所困扰。

「建设标准不高、系统不够、设施不均衡、管理不到位。」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总工程师冯远，向笔者这样总结当下无障碍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

本次全国两会上已有多位代表、委员提交了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立法工作的建议、提案。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还首次以代表团名义提交了「关于加快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议案，可谓史无前例。

「难以逾越的大山」

据媒体公开报道，50 多岁的上海视障女子刘阿姨，2019 年申领了一条导盲犬。但两年来，刘阿姨多次因导盲犬的定点排便问题，被小区邻居投诉甚至驱赶。

迫不得已，刘阿姨只能带着导盲犬出小区排便，但双目失明的她因为路况复杂，多次摔倒。

上海的盲人刘阿姨带导盲犬外出时意外摔倒。图源：监控视频截图

「小区居民对刘阿姨的不满，除了是对残障人士形成的偏见左右了他们整个社区的互动模式之外，他们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天可能也会残疾。」著名媒体人梁文道公开评论此事。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残疾在社会遇到的问题会造成所谓残障，而这个问题是我们集体的问题。这是意识的欠缺，不是单方面的道德缺失。」梁文道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 70 年》白皮书显示，截至 2019 年 7 月，我国有 8500 多万残疾人，此外有 2.5 亿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二者人数相加超 3 亿。

超 3 亿人的公共出行，与无障碍环境建设紧密勾连。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趋势上升，尚有大量潜在障碍人群。此外，还有孕妇、婴幼儿和伤患等需要用到无障碍设施的群体。

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要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维护政策体系，支持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而「提升社区无障碍建设水平」，也被列入社会关爱服务项目中。

健全人感觉稀松平常的出行，对残障人士来说往往「如临大敌」。36 岁的高位截瘫者李辉便深有此感。

几年前的一天，李辉骑着电动轮椅车去北京一个地铁站，在距离入口直梯几十米远的地方，硬是被一道马路牙子拦了下来。马路牙子约 30 厘米高，常人只需抬脚跨过，走上人行道，很快就到电梯口。但轮椅车上的李辉只能「望电梯兴叹」。

「30 多厘米的高度，在我们面前就是一座大山。」李辉说。类似的出行经历，他多得数不过来。

「水和空气」

李辉在北京市朝阳区组建了一支残疾人轮椅舞蹈队，时常和队员到各地演出。以坐飞机为例，从网上订完票后，他们要打电话告知航空公司自己是轮椅使用者，与对方核实自己的身体状况，沟通登机前的各种准备事项。

出发当天，李辉和队员通常要比普通旅客早两三个小时到机场，办理轮椅与行李托运，再换坐机场提供的轮椅，提早半小时赶在大部分旅客之前登机。

普通乘客登机时凭借的舷梯，自然无法帮到残障人士。他们常常要借助机场的升降车，才能顺利进入机舱。这时，又要换机场提供的型号更小的轮椅。「坐飞机太麻烦。如果不是特别远，我们一般会选高铁、动车。」李辉说。

但这并非麻烦的终点。出发、抵达时如果要坐机场摆渡大巴，李辉最感到头疼。

他告诉笔者，配置了无障碍通行踏板的机场摆渡车寥寥可数，多数情况下，像他这样的轮椅使用者上下车，至少要两个工作人员协助抬轮椅。人手不够时，还得向车上身强力壮的乘客求助。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力气抬轮椅，也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怎么抬。有一次李辉要上车，一个女性工作人员从他身后使劲推轮椅，他险些侧翻摔倒，这让他觉得既危险又麻烦别人。

「其实只要有无障碍通行踏板，我们上下车容易，也不用让别人受累。」李辉说道。

不仅是坐飞机，搭乘高铁、动车时，如果从线上购票，像李辉这样的残障人士无法买到无障碍座位，只能上车后和乘客、乘务员协调。

动车车厢有存放轮椅的无障碍设计，但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旅客的行李填满。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社会职业康复科医生孙知寒既是医生，也是「轮友」。几年前他外出旅游，线上订票时已注明自己是残疾人，需要机舱轮椅，还申请了轮椅到机舱口的服务。

等他登机时，这一要求却被工作人员拒绝，理由是「线上申请不行，要打电话，提前 48 小时申请」。经过好几轮沟通，他才顺利登机。

而在缺少无障碍设施的酒店，残障人士的日常洗漱变成一件尴尬的事。每次出门时，孙知寒都要带一根长长的软管，接在淋浴喷头上，然后坐在马桶上洗澡。

在北京，李辉坐地铁去上班。为了躲开人流稠密的高峰期，他往往天还没亮就起床，去赶最早一班地铁。乘客多的时候，他「上不去，只能等」。地铁车厢的轮椅专用停靠位，人流量多时挤满了乘客，「我过不去，也用不上。」

27 岁的李晶晶则属于先天性身体残疾。她把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比喻为「水和空气」。

「身体健全的人可能觉得无关紧要，甚至视为累赘。但没有无障碍设施，我们这样的人就无法在社会『生存』和『呼吸』。」李晶晶说道。

读小学、中学时，李晶晶最大的愿望是学校能建造无障碍卫生间。这样，她就不用在校期间一滴水都不敢喝；她还期盼学校教学楼能安装直梯，她就不用在家人和同学的帮助下才能上下教学楼。但直到她高中毕业，两个愿望都没实现。

无障碍设施的阙如，不但让有障碍人士行动受限，也会引发他们的愧疚、自卑，让他们感觉被社会疏离。一次李辉坐飞机时乘摆渡车，因为「折腾」时间较久，一个年轻乘客不耐烦，当场抱怨：「怎么会有这种『坐轮椅的』来拖累我们呢？」

「我有时会觉得，这世界好像是为健全人设计的。」李辉说道。

起步晚、底子薄

我国残疾人保障事业，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

1989 年 4 月，《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试行）》正式施行，意味着我国开始了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

因无障碍道路被占意外去世的「截瘫者之家」创始人文军。图源：受访者供图

南开大学哲学博士、天津东法律师事务所医药法律服务部主任周秀龙告诉「偶尔治愈」，上世纪90年代， 在许多单行法律尚未制定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就已颁布《残疾人保障法》，可见对残疾人保障事业的重视。

也是在那时，各地加大无障碍建设与改造的力度，以「创城」（即创建无障碍城市）为标志，无障碍建设和改造进入高潮。数十年间，无障碍建设效果显著。

机场、街道、商场等配备无障碍通道、厕所和停车位，导盲犬可进出公共场所，残疾人参加高考，会视残疾情况提供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免除外语听力考试等等。

但在周秀龙看来，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却相对迟滞。直到 2012 年 8 月，由国务院发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才生效施行，这是我国的第一部无障碍行政法。

这一条例规定，城镇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居住建筑、居住区，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

「从开始到现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从最初只服务于残障人群，扩大到对老年、儿童以及孕妇等不便人群的服务。」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洪文迁说。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邵磊表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起步较晚。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相关工作，相比之下我国晚了约 20 年。「起步慢、底子薄，这是我们存在的问题。尽管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很『着急』，在加快追赶，但还需要时间。」

洪文迁也认为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难以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场所，残障人群出现的概率比我们国家高得多，他们城市的无障碍是体系化的。」

一些有过出国经历的残障人士对此深有体会。

病痛挑战基金会创始人王奕鸥表示，在国外参加各种大型活动时，现场都有手语翻译，也有专为残障人士设计的字幕显示，「而这在我们国家比较少见，除非是一些国际性活动。」

李晶晶曾经到德国旅游。她惊讶于德国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公共汽车有供残疾人使用的升降梯，很多公共场所配备轮椅升降装置，电梯口有盲文，有的办事机构在门口设有残疾人专用的开门按钮。

即目所见是坡化了的街道，而且还有免费的残疾人接送服务，「这让我出门时感到很安全。」

早在2017 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残联曾联合发布《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报告》。相关数据显示，当时我国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相对较低，实地体验调查普及率为 40.6 %。 而电商自提网点、餐饮住宿、商业中心，位居公共场所普及率的排名后三位。

「总体来说，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要好于小城市；城镇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好于乡村。」邵磊表示。

因为所在地区无障碍设施普及率低，一些伤者的康复进程甚至受到影响。

孙知寒告诉笔者，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许多伤者在恢复得差不多之后，便出院返回家里。但是由于住所附近的无障碍设施覆盖水平低，他们出不了门，只能待在家中。久而久之，康复训练的成果付诸东流，他们也变得愈发封闭。

「适应、使用无障碍环境也是康复的一部分。」孙知寒说，「一个人受伤后，日常接收的反馈是『你不能』、『你办不到』。如果他们能利用无障碍设施做到很多事，就会收到积极反馈，这有利于康复。」

认知误区

尽管是个事关数亿人的公共问题，但多位受访专家均对笔者表示，目前，公众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认识并不到位。

周秀龙分析，很多人认为正常人外出通行已经很挤，因此不当有无障碍设施的存在。而他们占用无障碍设施也就「理所当然」。还有民众认为大街上罕见残疾人的行踪，在这一方面投入资金纯属浪费。

「但事实上，无障碍环境建设，关系到每位正常人能否顺利舒适地参与到社会各项活动中。」他说。

在孙知寒看来，这种「无障碍环境建设只是为了服务残障人士」的观点，是公众认知的主要误区之一。因为，不仅残障人士需要无障碍环境，健全人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或阶段，都需要用到它。「比如健全人推着婴儿车的时候，提着很重的行李的时候，都需要无障碍环境。」

而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一部分没有障碍的人也可能变为有障碍人士。譬如老年人或者是对信息化较为不敏感的人。「如果一个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那么他就是有障碍人士。」

不仅是公众，一些城市管理者也不重视无障碍环境建设。

周秀龙表示，一些城市管理者将「城市等级概念」歪曲化，认为修建无障碍设施是大城市的事情，一般的中小城市则应降低基础设施设计标准。

「部分城市公共道路施工人员认为修建无障碍设施是『选择性施工』，他们通常以『时间紧、工期短』、『生产盲道使用的止步砖成本高、产量少』为由，不建或者延建无障碍设施。」周秀龙说，「就算开始建造，在施工中也落实不到位。」

而由此产生的明显不合格的无障碍设施，李辉没少碰到。

李辉举例，一些酒店的无障碍坡道很陡，「轮椅一族」难以单独上去，还要人推。一些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处于停用状态，有的配置不全、没有无障碍扶手，有的马桶损坏，有的堆满杂物。

还有天桥。一些天桥的无障碍坡道设置过陡，骑轮椅车上下时战战兢兢。「上到天桥从其他方向下去，有时会发现没有无障碍坡道、只有台阶，我们又不得不原路返回。」

但最令李辉难以理解的，是一些无障碍卫生间内竟然设置了台阶。

「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可见建造这些无障碍设施的时候，他们是多么敷衍了事啊！」他说。

孙知寒认为，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加深，公众对无障碍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症结，有时候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公众认知层面。

他举例说，无障碍人脸识别设备、无障碍柜台的设置难度不大，关键要看管理者有没有一种认识，「就是对社会少数群体的尊重。看到并尊重社会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

作为「牙齿」的立法

今年全国两会，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加快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立法进程。

安徽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高莉提议，应尽快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制定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

高莉在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说，目前，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工作相对滞后，亟需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制定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

在她看来，近些年全国多地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我国法律中关于无障碍的规定，呈零散、碎片化状态，不系统、不规范，且法律之间缺乏有效衔接。

而且，多部专业领域的法律中还未涉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规定内容。

周秀龙表示，中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制定的人权行动纲领以及国内的政策、法规，显示出制定无障碍单行法律的条件已然具备。「可以考虑升格为单行法律，从高位阶单行法律对无障碍通行权进行规范与确认。」

「为什么有的无障碍设施会堂而皇之地不达标，为什么占用无障碍通道的现象会司空见惯？就是因为目前法律保障力度还不够。」周秀龙说。

邵磊也赞同此观点。他告诉「偶尔治愈」，法律就像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牙齿」，「只有在立法层面武装好『牙齿』，才能更好地建设、管理、监督、问责。」

盲道上冒出的管道 图源：中国残联官方微博

除了立法，公益诉讼如今也成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推力。

最高检官网 去 8 月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以来，杭州市检察机关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办理了相关诉讼案 25 件，涉及 108 个无障碍环境建设违法点。

这篇文章分析，无障碍违法的主要情形，包括盲道被相关设施违规占用或破损缺失，人行天桥未配套设置无障碍设施，公共停车场管理人未对无障碍停车位进行维护和管理，设有电梯的公共建筑未设至少一部无障碍电梯等 8 种类型。

「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强制性不足、主体责任缺失、行政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事关公共利益，检察公益诉讼必须『亮剑』。」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周姝说道。

今年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首次以代表团名义提出两份议案和两份建议。其中一份，就是加快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议案。

他们建议将「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列入 202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中，推动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早日出台。

「社会文明的底线」

「无障碍环境建设不是少数人和多数人的问题。保障残障人士的路权，给予他们关照，是社会文明的底线。」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邵磊表示。

王奕鸥所在的公益基金会此前做过一项相关调研。令她惊讶的是，一部分身体残疾的孩子辍学，是因为学校没有无障碍卫生间。「不能上学不是学校不收，或是家长没有时间陪伴，而是这个原因，这让我觉得很可惜。」

这个调研也让王奕鸥感受到无障碍环境建设与教育公平，是如此地密切相关。

她的一个 30 多岁的北京病友，此前家在小区三楼。因为没有无障碍电梯，病友每次出行都要父母抬上抬下。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抬不动他，这些年，他一直在申请带电梯的廉租房，直到去年才申请到。

「别人抬着上下楼的时候，残障人士会强烈感觉到自己和他人的不同。」王奕鸥说，而完善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能减弱他们「被社会异化」的感觉。

王奕鸥举例，有些孩子重返校园，也是因为上下楼梯、去卫生间需要家长陪伴，因此与同学的交往被限制。无意之中，他的特殊性被营造出来，其他孩子也会有意无意和他保持距离。

「主动求助很重要。但更理想的情况是，台阶、无障碍通道和盲道都有，每个人能以自己的方式平等地行走。」孙知寒说，「因为这是在告诉残障人士『在这里你不是被拒绝的，这里的环境对你友好』，这是一种社会融合。」

孙知寒医生（最右）和「轮友」一起外出 图源：受访者供图

而在邵磊看来，技术并非阻碍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核心问题。

他表示，如果始终将有障碍人士的需求视作「特殊化」，无障碍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邵磊认为无障碍应当是一种价值观。「技术可以提升、产品可以完善，甚至可以马上改变，但是人们的意识和眼光不可能一夜改变，『心无障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邵磊说。

身体力行地做社会公益，则是将无障碍价值观推而广之的重要方式。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的师生，会去幼儿园、小学、中学做公益，让学生体验坐轮椅，体会残疾人的行动不便；他们组织学生扮演聋哑人，再去考察、体验校园的无障碍环境；他们带学生去看望自闭症儿童，把导盲犬领进校园和学生互动，告诉他们导盲犬的职责和作用。

「大家一起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让大家对残障人士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以后他们对无障碍环境的认识，也会全然不同。」邵磊说。

「总而言之，对于无障碍而言，平等包容是一条底线，社会应该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通行的权利。」在邵磊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提倡「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传统，「所以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无障碍环境建设体现的正是这种态度，它超越了经济理性。」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李晶晶为化名）

文 | 潘闻博 钟筱初

编辑 | 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