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女作家已成为女性写作的中坚力量，从左至右分别为淡豹、周嘉宁、荞麦、辽京、林棹。 （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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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荞麦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微博网友倾诉各种困惑的私信，她将一些值得讨论的内容公布出来，让大家共同探讨。发私信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的问题多与婚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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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余雅琴

责任编辑 | 刘悠翔

1942年，作家丁玲写下《三八节有感》，开篇发问：“‘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与之形成微妙对比的是，在日后的文学史书写里，丁玲始终以中国女性文学先驱的身份出现，她的女性身份事实上为她的作品赋予了更加独特的价值。

将近八十年后，丁玲曾面临的问题依然是现代女性的课题。

2021年3月，学者张莉在《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序言中指出，女性主义文学是站在失语的、边缘的女性视角阅读文学。有了女性主义的视角，我们理解到即使《简·爱》这样的女性文学文本里也有不同的视角，如果我们仅仅以男女主人公的角度去看，就永远无法理解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被压抑的处境。张莉认为：“女性主义的视角让我们看到那些不应该被忽略的（人和事），看到了更阔大的世界。”

2020年，张莉与《十月》杂志编辑季亚娅一起发起了“新女性写作专辑”。张莉写道：“新女性写作”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在这群作者之中，出生于1980年代的女性已成为中坚力量，她们的成长浮沉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共振。她们是第一代独生女，在新千年前后度过青春期，被网络文化哺育，物质生活极大丰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都市问题……中年之后，她们普遍发现，不管如何强调80后的独特性，她们依然要面临百年来女性的问题，在爱情、婚姻和育儿中焦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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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自由的小黑屋

“其实，在辽京这个笔名之外的日常生活里，我可能也仅仅是作为某某的母亲存在的。”2014年，31岁的辽京生下了儿子，她辞去工作，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如今看来，这样的决定既大胆又危险，但在当时，她只是觉得既然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辞掉工作也没什么不可以，反正孩子大点了也可以随时回到职场。

从法语专业本科毕业后，她先是去了北非工作，后来辗转几个行业。她的最近一份工作最接近写作——一份经济类杂志的记者，主要撰写经济类人物的财富故事。

2015年，辽京开始用写作填满孩子睡觉后的碎片时间，这是她在生命前三十年都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没有发表渠道，她就在豆瓣阅读上写作，很快收到了读者的直接反馈。平台编辑也联系到她，鼓励她继续。她渐渐发现，在写作中她获得了做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得到的满足感。她上班那些年，几乎全部精力都在应付工作。“我很感谢做全职主妇的这段时间给了我写作的可能性。”辽京说。

对她来说，最初写作的状态就像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黑屋，那是最为自由的。2019年，辽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新婚之夜》，那之后，她需要面对写作之外的事务，“一旦你走出来，拿出作品，开始面对读者、市场和评论的时候，最初的自由就没有了。我现在经常会上豆瓣看看读者的反馈，再动笔的时候难免不被这些东西影响。”她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扇打开的门再关上，面对自己面前的电脑屏幕，思考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直到出书，她才从编辑那里知道女性题材的作品是“好卖”的，前财经记者的敏锐让她感觉到这里有种被贩卖的焦虑，仿佛女性消费点什么和自己有关的事务就可以获得一种释放，她知道那没有用。“性别话题是这些年比较有热度的，我觉得自己其实是被卷入了这股思潮中，但我创作的起点并不是女性意识。”

因此她有点抗拒“女性作家”这个标签，辽京说：“我始终觉得那种非常自然的女性视角是很宝贵的，我希望能保持这样一个状态。一般的认识里，女性作者就是要写与女性有关的故事，但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女性群体发声和写作。写小说始终是一个人的工作，源于个体的经验。”她始终执著于写作这件事本身，在通俗与严肃文学之间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她在乎读者的感受，想用自己的作品搭一座可以交流的桥梁。“我不是那种朝向文学史写作的人，我希望我的读者看过我的作品可以有共鸣。”她甚至写过以“油腻”中年男人为主角的作品，“我是代入那个角色在写的，我会想象一个男人在那样的情境下会如何，我想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

亦舒小说《流金岁月》里的朱锁锁曾是都市拜金女，在成长的痛苦中，她逐渐理解了真情的重要。图为2020年同名电视剧中的朱锁锁(倪妮饰)。（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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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家每天讨论文学”

林棹写的第一本书，书封上的作者简介里没有文学创作履历：1984年5月出生于广东深圳。中文系毕业。从事过实景游戏设计，卖过花，种过树。

2017年，她开始利用工作间隙在网上写作，说不上来为什么突然就有了这样的冲动，“使用的是另外一个笔名，我对那些文字毫无期待，但就是想写”。很快，平台编辑联系了林棹，她的作品获得了不少网友的认可和鼓励。

第二年，因为一场大病她被送进了ICU，死里逃生后，她辞掉工作专职写作。“（大病）会有一些不十分严重的后遗症，切实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生影响的，它让我立刻生出很多遗憾，诸如‘为什么不早一点尝试某事’，同时也让我更珍惜现在还能做的事。”林棹告诉南方周末。

“也要感谢丈夫的支持，康复期间我有了在家写作的想法，我说给自己一个限期，没有结果就放弃。”但说来也巧，就在下定决心写作后，某天母亲收拾房间在角落里发现了林棹的一块旧硬盘，其中储存着《流溪》十余年前的初稿，一部关于女性成长的小说。2019年，林棹的这部处女作登上了《收获》杂志长篇专号，并在隔年进入宝珀文学奖短名单。

高中时代，林棹开始对文学着迷。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一个名为“暗夜病孩子”的论坛，包括张悦然、周嘉宁在内的文学爱好者都在上面发帖。林棹一度钟情于泡在里面，静静做一个“旁观者”。即使整个大学阶段都在疯狂书写着各种文字，她却不敢想象自己能以写作为生。毕业后她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抛下多年的爱好，从事着让自己感觉稳定的职业。她已经记不起《流溪》是在什么情境下被书写出来的。林棹回忆：“当初没有从事写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信心不足。”

类似的情节被周嘉宁写进小说《密林中》，一个喜欢文学的女孩，因为混迹于某个论坛而开始了一段青春历险。这个在小说里叫做“半衰期”的文学论坛“通过隐秘的渠道在青年中流传，几乎成为时代的一个暗号。十多年过去了，论坛功能已不复存在，却还保留着当年的所有数据。全黑的底色，刺眼的白色文字停滞在某一个时刻，不再更新，像一座座墓碑。这样的审美在现在看来过分简陋，但在当时象征着年轻和粗暴。而如今活跃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各股力量，当年都知晓这个论坛，有一些人甚至将当时的网名沿用至今”。

1998年，16岁的周嘉宁参加了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并获得二等奖，次年，她再次参赛，获得一等奖。“参加新概念大赛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在此之前，我本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一种可能性是将写小说变成一种职业。我的文学启蒙完全在新概念大赛之后。2000年前后，我开始上网，在文学论坛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和张悦然也是那时候认识的，当时大家每天都在讨论文学，每天都在创作。”

周嘉宁2007年研究生毕业，她第一次离开上海，到北京生活，与张悦然一起创办了文学杂志《鲤》。那几年的生活让她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孤独。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来说，那也是某种变化的节点。“后来渐渐意识到，除了写作我没有什么更想做的事情。”周嘉宁就这样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近五年来，周嘉宁在写作之余关注公共讨论，很多女性议题是她之前没有意识到或者一直困惑的，当它们进入公共讨论之中，周嘉宁时常感到豁然开朗。

作家荞麦是周嘉宁的好友，在微博拥有135万粉丝。每天她都会收到很多微博网友倾诉各种困惑的私信，她将一些值得讨论的内容公布出来，让大家共同探讨。发私信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的问题多与婚恋有关。直到此时，荞麦才意识到自己某种不自觉的“厌女”倾向，过去她会指责在某些情境中的女性不够坚强勇敢，仿佛自己可以站在一个非女性立场上去审视这一切。荞麦曾经以自己不像一个女孩而得意，而倾听的具体困境多了之后，她则更愿意与广泛的女性群体站在同一边。

亦舒小说《喜宝》里的女主角姜喜宝追求“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那就要很多很多的钱”，看似在金钱社会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终究是幻灭的。图为2020年同名电影中的姜喜宝(郭采洁饰)。（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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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情感模式都破产了”

2021年初，荞麦的新书《普通婚姻》出版，这是一部以主人公十年婚姻为主线的小说，扉页上写着“有人拥有现实，而有人拥有幻梦”。从青春时代迈向中年，荞麦意识到，八零后一代曾经以为自己有无限可能性，其实不过是在走前人的“老路”，这让她对世界多了一份理解，也多了一份幻灭感。

“我们新千年的时候看《上海宝贝》也看《欲望都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践行那种享乐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追求物质、事业、感情。《欲望都市》的主人公三十多岁，我当时以为自己不到那个年龄就可以过上差不多的生活。但显然，我们今天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已经不再关心那时候阅读的女性作家在做什么，好像从前我们熟悉的情感模式都破产了。谁能想到时代对已婚人士的奖赏是大家都早早买了房子？”荞麦说。

尽管将自己的书命名为“普通婚姻”，但荞麦笔下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其实是今天的“非典型婚姻”：“他们没有为彩礼争执，没有第三者插足，更没有婆媳问题，这样的婚姻是我身边最普通的样态，放在今天的舆论场看又太不典型了。”

直到三十四五岁，荞麦才决定结婚，后来很快有了孩子。育儿过程并没有占据荞麦太多的时间，她的挑战，是中年之后安稳的家庭生活。“中年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社交生活变得非常少，几乎都在围绕以家庭为单位的事务来转。而年轻的时候，总是跟不同的人一起玩，会有大量刺激创作的东西。家庭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成为我的负担，而是没法刺激我的创作。”

周嘉宁回忆起自己大学毕业前夕在一家报社实习，有次去实地采访正在建设中的黄浦江下的复兴路隧道，在造到一半的隧道地下，她闻到水的气味——河床在自己头顶之上，那是一种巨大的莫名的冲击。在很多年后，每当被问到对上海城市变迁的问题，她总会想到这个场景。

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周嘉宁在长篇小说《密林中》回望新千年的开始。“我觉得这二十年肯定是变化非常大的二十年。前不久我听一个播客，几个八零后播主说，八零后的一代人在青春期的时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在短短的时间内，从外面涌进来一个世界，我们一下子接收到了海量而模糊的资讯，各种高浓缩的文化和思潮影响着我们，塑造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

2020年，淡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美满》。此前，她做过记者，更早一点的时候在网络上颇具影响力，有着系统的人类学学术背景，陆续在不同的平台发表小说。

少年时代，她在家人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整个1990年代的文学景观都曾影响到她。她既像母亲一样喜欢张洁、陈染的作品，也被虹影、棉棉大胆的写作所吸引。考上北大社会学系后，淡豹一度不再关心文学，也没有成为作家的想法。直到看到了索尔·贝娄、库切与菲利普·罗斯等人写学院生活的小说后，她又开始重新阅读文学作品。在美国留学期间，身处异乡，淡豹对母语的情感被激发出来，她开始在网络上写小故事，渐渐积累起自己的第一批读者。回国后，她很自然地以记者作为职业开启自己的写作。

《美满》的命名颇有反讽的意味，九个故事都在书写生命里的不美满。在淡豹看来，这个词是人们梦想追求到的一种境界。在这本关于流动、离散与家庭的小说集里，几乎所有主人公内心向往的东西都是“美满”。她写一些看上去微不足道却让安稳的日常受到巨大冲击的事件，关心这样的事件带给人们心灵的孔洞。

这本书收录了淡豹从2013年到2020年之间的作品，写的都是自己青年时代以来感受到的周围人的共同心态——压力、孤独感和常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痛苦——也许技巧上不是最纯熟的，却倾注了感受最深的情感动机，自己关注的核心问题，人的幻灭和痛苦。未来，她想把写作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城市空间当中不为人所关注的角落：小区里跳广场舞的区域，服务了单身群体的便利店，漫长通勤中的交通工具……城市生活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咖啡店里。

2021年春节期间，淡豹发表了一篇小故事，戏仿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讲述的是一对最为普遍的都市男女的故事。她最近读到1977年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一封信，里面谈到《小团圆》的人物九莉，说她的性格是：高度的压力，极度的孤独和以自我为中心。尽管可以分析出九莉性格的许多成因，淡豹却觉得这样的特质在那些背井离乡在大城市工作的上班族身上同样很常见。

“在变动的时代，我们都是背井离乡的人，多多少少曾经以拼搏为目标，期待着个人的上升，生活可以变得更好。”淡豹的写作始终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她说，“大家在谈论婚姻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如何在婚姻中间保全自己的财产，不要让婚姻变成阻碍自己发展的一个因素。我们在质问生育价值的时候，角度经常是说生育会如何影响女性的发展，这背后都是一种自我保全和自我发展的话语。我管它叫做‘新女性主义启蒙式话语’，不再把婚姻当作寻求爱和理解的空间，不再强调生育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重视自己的牺牲，正视自己的价值，本质上就是把每一个人作为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的主体。”

历史让女性书写者的命运一再交汇，就在八零后女作家以青春探索生命的世纪之交，学者孟悦和戴锦华于2004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女性主义文学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两位女性学者在绪论里指出：19、20世纪之交我们民族经历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一定是一个百思不厌、回味无穷的瞬间：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的地平线。

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进入到21世纪，在纷乱的景观中，八零后女性作家在回望中前行。《密林中》的结尾颇具象征意义：女主角再次打开“半衰期”的页面，它还在那里，像一座墓碑。周嘉宁写道：“她看到一首诗歌。想起很多年前，那会儿刚刚进入21世纪，每个年轻人都特别忧伤，却又因为这些忧伤而兴高采烈。外面下雨了呢，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公元二〇〇二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更确切地说，当你和我一样坐在轻轨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飞速地驶向，下一个未来的年。”

女作家周嘉宁把2000年视为自己认识世界的开始，她感叹2000年以来的巨大变化。图为2012年5月南京一所高校校园里，穿着民国服装的女大学生在拍摄毕业照。（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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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家，从而重新理解社会

即使以一个非常私密的视角进入，林棹认为《流溪》写的是一个被男性规训的女孩，她试图以一个拥有男性视角的女孩来书写一个世界。女主角张枣儿出生在一个暴戾的家庭，她怨恨母亲，将自己不幸的命运归结于她的身上，而这样的悲剧并不是孤例。

林棹认为自己所做的就是书写女性角色，这些文字天然是女性经验的载体，这是无法压抑和回避的。采访最后，她告诉南方周末，正是通过当年的文学论坛，一位编辑前辈找到了自己，有了之后的故事。或许，这样的故事会是21世纪一个文学传奇的开始。

2021年，辽京新书《晚婚》出版，故事不算复杂：女主角婉丝从农村奋斗到北京，过了三十岁还没结婚，在焦虑中她终于遇到了各方面都堪称完美的对象，就在一切都过于顺利的时候，她发现了丈夫的秘密，却没有放弃婚姻。

“某种程度上说，婉丝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主角，她甚至有些讨厌，可是谁又能说她的自私怯懦没有自己的影子呢？婉丝的故事是一个标准的八零后的上升通道，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而如今农村出身的年轻女性或许连考上大学的可能性都变低了，社会给我们试错的机会越来越少。”辽京说。

而在另外一篇新作《吮吸》里，她则坦陈了作为母亲的“痛苦”，她以一段飞机上的艳遇为切入点，写出了一种隐秘的母亲的“恶”：是否有那么一个时刻，母亲期待眼前的孩子没有存在过。

她一边毫无隐藏地去书写个体的男性带给女性的痛苦，但也会觉得“舆论仅仅强调了母职的付出，但不可否认，做母亲也有很多快乐的时刻”。谈到7岁的儿子，辽京展现出了无限的柔情，“小孩子说出的话总让你意外”。

在她这个年龄，身边的全职母亲越来越多，育儿的焦虑是诉说不尽的。“社会鼓吹我们用消费去填补焦虑，给自己报一个又一个辅导班，但那是无效的。我不是一个处处要求完美的母亲，也不会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而自责。”只是有的时候，当以作家辽京的身份进入现实生活的时候，她也要面对更多的期待：抽象来说，是不是要拥有更自觉的女性意识；或者具体到，儿子的语文成绩要不要因为有个作家母亲而提升。

荞麦认为自己与周嘉宁是人到三十岁之后才会拥有的那种朋友，两个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居然可以亲密无间。她们曾在还不是很熟的时候一同去清迈旅行，每天在阳台上畅聊，从私人生活到文学创作，她们几乎可以无所不谈，但不常联系时也不失亲密。

有篇报道写得有趣，说某日周嘉宁收到一份采访提纲问她何谓女性写作的意义，荞麦替她答道：“文学写作具有什么意义，女性写作就具有什么意义。”

荞麦渐渐意识到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对待女性原创文学的审视和苛刻，他们天然会认为女性的题材不是严肃文学的题材，只有涉及生存、时代，或者是更宏大的东西，以男性为主角，讲述他们如何与时代搏斗才可以被纳入严肃文学的框架。“其实我以前为了迎合那种标准，也想成为一个像男性一样写作的作家，书写大的时代，甚至为此改变我的语调，让它更坚硬。”荞麦对南方周末分享道。

对于雨果奖和星云奖得主、女作家乔安娜·拉斯来说，她在男性写作为主要范式的科幻小说世界里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文论《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她指出如果以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的阅历为标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阅历确实是“狭窄的”，但是如果以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阅历为标准，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的阅历同样也是狭窄的。

如今，中国八零后女性作者似乎都在抛弃宏大的主题，书写个人、爱情、婚姻和家庭，这似乎标志着女性从公共生活的退场。

不过，学者李静在《那刺目的清醒——“新女性写作”的当代价值》一文指出，不少女性作家的作品都展现出这样一种现实：女性面对男性时，似乎更容易罗织幻觉。在大众文化不断地制造美梦、抛洒鸡汤的当下，类似这样比较严肃的写作能够兼具自我的反省和先锋的旗帜。这样的写作等于重新拷问家的意义，质疑传统的婚姻观念和浪漫爱情等问题的价值。这些作品不是仅仅在书写小问题或者家里的私人的问题，而是通过重新理解家从而重新理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