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陈小萍（右）与王娟一起在KTV庆祝生日  图/受访者提供

2021年1月，残疾人陈小萍坐轮椅摔倒在人行道口并于三天后去世，引发了一场关于无障碍设施的讨论。陈小萍的好友周友明认为，这场意外，不是赔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叫社会上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对无障碍（设施）更了解，要有这个意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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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8日，陈小萍去世后四天，她的遗体告别式在深圳市殡仪馆举行。

那天是好友王娟最后一次见小萍，“她是好看的，化了妆，白白净净躺在那里，看起来像睡着了。”几天前，她们还聚在一起庆祝王娟的生日，人却突然“就这么没了”。想到这里，王娟忍了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众目睽睽下，放声大哭，“这次过后，我就真的再也见不到她了。”

更大的悲恸来自于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几年前与小萍相识时，王娟觉得她阳光、热情又仗义。二人同坐轮椅，很自然地便成为朋友。王娟虽年纪稍长，反倒觉得从对方身上学到不少。

小萍出生于多子女家庭，身患残疾。成人后，如何谋生与发展基本全靠自己。她与王娟的联结也因身世相似变得更加紧密。

陈小萍去世当晚，王娟失眠到凌晨3点，悲痛之余，内心也翻涌着一股“同病相怜”的悲凉，“没了也就没了，你说以后我们会不会也像小萍这样？”她打下这行字，发给了与小萍同为好友的刘志豪。

摔倒在人行道口

出事地点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和大道。

路口不远处就是后亭路口公交站。下午两三点钟的人行道上，穿梭往来最频繁的是骑着电瓶车的外卖骑手和打工人。

2021年1月11日下午，陈小萍驾驶着电动轮椅独自前往后亭地铁站，在这段路的人行道上坡处翻倒。她整个人从轮椅上跌落，摔到头部。起初，她没太在意，在微信好友群中说了声“我刚才摔了一跤，头好痛”后，仍坚持回到了家。

小萍出事时的人行道口

几小时后，小萍被家人送到附近的仁和医院抢救，随后又转至龙华区人民医院。朋友中最先得知小萍入院消息的是张溢。她习惯和小萍视频，每天都想听到对方的声音，这基本成为残友之间互相关心的日常，同时也是确定彼此是否安好的必要手段。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1月12日的疾病诊断证明书显示，陈小萍因“摔伤后头痛、恶心、呕吐3小时，意识不清1小时”入院，被诊断为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目前病情危重，神志深昏迷。”

由于医保难以覆盖，1月12日，小萍的父亲陈培亮在网络上发起“轻松筹”，声明称，“因无障碍设施不完善，小仙女不慎从轮椅上跌落，后经开颅手术4个小时后，转入ICU，病情再次危急。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们几乎精神崩溃，治疗费用更让我们的家庭陷入了绝境，恳请社会各界好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这场募捐持续了三天，直到1月14日陈小萍去世。

担忧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好友张溢事后几番回忆，“也说不清楚”。

陈小萍去世后，她的亲友曾前往派出所调取监控，她二嫂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表示，“摔倒的位置正好是一个监控死角，四周较为偏僻，也没有更多目击者。”由于缺少直接的监控画面资料，小萍摔倒的具体过程不得而知。但同时，陈小萍的二嫂也指出，小萍曾向她说，“路上坡有点高，刚开始摔的时候头好晕。”

这种路口被称作缘石坡道，是无障碍设施的一种，位于人行道口或人行横道两端，方便乘轮椅者通行。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萍好友江文山到现场考察后描述，出事的路口坡度“目测可能有30至40度，很短很陡”。

在由住建部颁布的国标《无障碍设计规范（2012年）》中，明确对缘石坡道的高度作出规定，其中“三面坡缘石坡道正面及侧面的坡度不应大于1:12；人行横道宽度应满足轮椅通行需求”。

深圳市无障碍环境促进会副秘书长杨金龙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小萍出事的坡道坡度很陡，几乎达到了1:6，是不合规范的。此外，这个路口还存在斜坡路面不平整、阻车桩距离过近等问题。

1月16日，深圳市无障碍督导总队前往事发地进行现场勘测及调查。据深圳市无障碍环境促进会调查，经宝安区交通运输局证实，“新和大道是由沙井街道办建设，2017年移交至宝安区交通运输局管养，但并未移交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相关资料以及项目竣工验收材料。”经查，新和大道建设项目未经深圳市残联组织、残疾人代表进行试用评测。

2月中旬，本刊记者联系到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对方称，目前调查情况还没有出来，责任主体尚未确定。

据陈小萍好友周友明介绍，小萍家人未想过具体追责的事宜。在他看来，这场意外，不是赔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叫社会上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对无障碍（设施）更了解，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1月28日，本刊记者来到事发现场后发现，路口的几处阻车桩已被拆除，路面也已修平。但该路段的其他路口与小萍出事时的情况并无二致。

在残友圈中，因无障碍设施不规范而发生的死亡事件并非首例。2019年，无障碍出行推广者文军在大理考察路线时意外身亡。据《南方周末》报道，人们事后分析，事发处无防护栏，即便健全人也可能跌进去；事发路段路面平坦，降低了滑轮椅时的警惕性；司机公共意识不足，占用了无障碍通道……种种原因堆叠，酿成悲剧。

残友洛因记得，自己知道文军去世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分享到微博上，随后引来了近千万的阅读量与媒体关注。但这次小萍的事，她有些失望，“为什么相隔这么快，还会再有第二个人发生这样的事情？”

张溢以前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怕的。小萍事发后，她仍常常经过那条路，不知从何时起，心里的无畏却蒙上了一层灰。

2020年，张溢与小萍、周友明（三人被朋友称为“三剑客”）、江文山等人共同成立“握手世界梦想之家”，这间公司规模不大，致力于通过职业培训帮助残友就业或创业。疫情期间，为了鼓励更多残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她与小萍、周友明等人一同走过西藏、云南、广西、海南各地，身体力行地测试各地的无障碍设施。

回想这段难忘的经历，张溢说：“高原反应那么难我们都能克服，‘小仙女’这件事我还真的有点害怕了。”小萍出意外后，有人说：“如果万里行途中你们出意外了，怎么办？”那时张溢没想过自己，如今回想，生出后怕。

“握手世界”万里行活动第八季，三剑客与刘志豪在杭州

无障碍标杆城市

七年前，王娟从家乡山东到深圳寻找出路。

此前她只出过一次省，那是小时候，“跟着爸妈去黑龙江呆过两年。”成人后，由于坐轮椅，也没上过学，“生活比较受限”，她只能在山东老家做些手工来赚取微薄的收入。

智能手机普及后，王娟在网络上认识了些工作过的残疾人朋友。这其中，有人建议她到深圳打拼，“说是有一家珠宝加工厂招坐轮椅的残疾人。”她听后，十分心动。

“我想着爸妈年纪大了，我不可能靠着他们一辈子的。这么天天在家里，也算是一种啃老。”在家犹豫思索了半年后，王娟决定“拼一把”。

深圳是我国最早开展无障碍建设的城市之一。因南方特有的温暖气候和改革春风下遍布的工厂，这座城市也特别受身障人士青睐。2010年，深圳特区以立法的形式公布了《深圳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2018年，“积极创建无障碍城市”的内容首次出现在深圳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中。

杨金龙认为，尽管从数据上看，深圳真正能实现无障碍通行的比例非常低，各个设施之间的系统性与衔接性存在问题，“但它在地铁、机场等各类交通方面做得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深圳是我到过的（国内）最好的城市了。”到深圳前，残障人士陈嫣在广州工作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广州的地铁里没有踏板，她不便坐地铁，只能住在单位附近。“可是（踏板）在深圳很普及，我每天上下班进入地铁的绿色通道后，就会有工作人员通知地勤帮我拿踏板。”她目前任职于深圳无障碍促进会。

刘志豪早王娟几年到深圳。与王娟目的类似，“听说深圳好找工作”，他就想来试一下。但更大的原动力来自于不甘心，“想闯一闯，见见世面。”他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出行虽不用轮椅辅助，走起路来却很缓慢，过去二十多年都在老家度过。

他很早就决定去深圳，却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你摔倒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洗衣服做饭怎么办？”面对妈妈无穷的质疑，他以不吃不喝的行动来表示决心。最终他赢得这场与父母的博弈，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刘志豪与王娟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同一家珠宝切割厂。他们住的宿舍由厂里提供，距离工厂500米，生活的大部分日常由工厂到宿舍这两点一线组成。王娟的轮椅是手滑的，头四个月上下班，都要求助于工友。她后来换了电动轮椅，才免去麻烦旁人。遇到下雨或刮台风，她总是担心水太深，浸过轮椅的电机，自己骤停在路上。尽管一直幸运，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她的轮椅还是坏过两次，“全是坏在十字路口，我只能打电话请室友来把我推走。”

第一次抵达深圳是6月的最后一天，王娟仍记得清楚。她住的第一间出租屋，在一户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我们所有的残疾人被安排住了进去，不分男女。”她用了一整天适应新环境，从“卧室阳台间难以逾越的凹槽”到“轮椅转不过身的卫生间”，那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空间本就局促的厕所里洗澡。

由于王娟的轮椅太大，很难直接滑进厕所里，相熟的大姐为她找来一台更小巧便利的轮椅，每次进厕所，她都要从自己的轮椅换到小轮椅上。

不过，相比起张清杰，王娟还算幸运。对身障人士而言，租到一个方便生活的房子，总是要比旁人考量更多因素，同时，也被拒绝更多。2019年末，在深圳创业的张清杰打算与女友一起搬进新的租屋时，却临时被房东叫停。“当时我们约都签了，钱也给了。”张清杰说。对方还是执意要毁约，“说是不吉利”。

出门自由

陈小萍出事的那几日，刘志豪已经离开深圳。临近年关，他早早回了山东老家。从深圳到家乡，火车单程就要花费二十多个小时，由于“太折腾了”，他并非每年春节都回家。打算回家的那一年，他通常会比春运提前一点动身，躲避人流。

在深圳北站，从检票口到月台，常人只需走5分钟的距离，刘志豪需要用20分钟。他常常会提前和检票员说一声，请对方提前放他进站。一般情况下，对方都会通融。但有几次，他被工作人员以“统一进站”为由拒绝了，险些错过回家的列车。

漫长的回家途中，另一个不方便之处是上厕所。归途列车上人满为患，以他的速度，走到厕所处，基本别想再回到座位上了。因此，每次坐火车前一天，他都要把自己“清空”，乘车当日，不再饮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报告（2018）》指出，截至当年，我国残疾人数超过8500万，其中超过1132万残疾人反映需要康复服务，急需家庭无障碍改造服务的重度残疾人接近3329万。

“但你却很少能在街上看到他（我）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众多残疾人中，不止一位如此说道。

他们都去哪儿了呢？

从“困”在家里到拥抱社会，对郭佳妮来说，这份自由是她好不容易抗争来的。她患有先天性脊髓性肌肉萎缩，日常行动依靠轮椅。起初，家人比较抗拒她独自外出。“他们觉得很危险，我不会保护自己什么的。”她介绍，由于肺部发育问题，她比别人更容易感染流感。在她父母看来，“既然外出风险这么大，那就呆在家好了。”

她赌气绝食过，也不断尝试着更加小心地坐轮椅出行。经过日复一日的抗争，她逐渐获得出行的自由。现在，她在一家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也兼职做一个泛残障科普知识交流平台的副主编。

陈小萍的意外曾将郭佳妮拉回到某个自己“临近死亡”的时刻。她家门口坡道陡，平时驾驶电动轮椅上坡时颇为费力。有次下雨，家人推她上坡，轮椅直接翻倒在湿滑的坡道上。幸好系着安全带，“不然我已经飞出去了。”

她的好友沈丞晴也有过类似经历。在天津的旧商业中心，尽管商场橱窗里展示的都是最新一季的衣物，但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并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一水的坡道坡度足足有60度。”沈丞晴妈妈以为用力一推就能上去，结果迎接母女二人的却是“轮椅在坡道上前轮翘起，然后迅速后翻”。那次，沈丞晴险些后脑勺着地，幸好旁边的路人帮忙，才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摔倒是严重的，但是也是常见的。”日常独自外出时，沈丞晴最担心的就是摔倒。尽管她要去的一些公共场所设有无障碍设施，但她走近时发现，坡道的尽头“是有锁链的”。上了锁的无障碍设施有时出现在银行，有时出现在商场。

周末放假，王娟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公园或商场溜达闲逛。在寻觅合适的据点时，她总会优先考虑“这个地方我能不能进得去”，以及“要是玩的时间长了，有没有无障碍厕所可以使用？”

有一次，王娟和朋友相约去深圳摩尔城。她早到了几分钟，例行公事般先去寻找这栋建筑里的无障碍厕所——这已然成为她每到一个陌生地的首要任务。“倒不是说一定要先去看，但是我肯定会注意这个地方有没有无障碍厕所的标识。因为这关系到接下来的时间我能不能好好地吃饭，大胆地喝水。”

在王娟的印象里，摩尔城商场有4层楼，她把每层都看了一遍，但发现所有无障碍洗手间都是锁着的。她向保洁阿姨询问，对方答道：“又没有人用，平时哪有真的坐轮椅的人来用？”可王娟当时分明就坐着轮椅，保洁看到却只能说“那也没办法”。她后来追问过商场的保安与前台，但到最后依然没搞明白“到底是谁负责这个事情？”

“看不见”身障人士需求的现象体现在公共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这些最终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困在家里。

崔雅梦是一名残健融合推广者，毕业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毕业后，她没有直接进入学校做老师，而是成为一名推广无障碍设施的人。在她看来，阻碍身障人士走出家门的原因有很多，“设施是一部分，态度也是一部分。”

在这个圈子呆久了，她常常听到残友对于无障碍设施的“吐槽”，身为非残障人士，她也习惯于在各种公共场所观察无障碍设施的设计，看到不合理的地方，会和大家一起“吐槽”。2019年，她开始有了更多的行动——使用12345市长热线的信访制度投诉那些不合理的设计。在走过的城市中留下自己的一些观察“痕迹”，成为她的行动之一。

第一次投诉发生在南京，崔雅梦投诉了一个建在无障碍通道上的栏杆，城管答复，“在下周进行拆除。”然而，这个“下周”迟迟未到，对方给出的理由是，“城管对此没有执法权，仅能建议。”之后，她又联系到了这个地方的房产拥有方南京地铁，却依然收效甚微。之后一个月，她坚持写建议反馈。2019年7月8日，她收到了秦淮区的办结回复，栏杆最终被拆除。

两年多的时间里，反映的问题虽然并未全部解决，但她乐此不疲。

崔雅梦第一次投诉的内容  图/受访者提供

残障是一种状态

崔雅梦对无障碍设施的反思始于她奶奶去世那年。奶奶生前患病时，一直住在没有电梯的七层老房子里，虽然她嘴上不提，但雅梦一直知道她“很愿意去看外面的世界”。但四五年间，这种机会几乎很少。崔雅梦有时觉得，“奶奶在房子里困住了”，甚至急救车来了，大家也只能用轮椅运送她下楼。

奶奶走后，崔雅梦慢慢思考衰老与死亡，也开始反观自身。“所有人都认为无障碍设施和服务是给某一特定人群的，可实际上，似乎我也是它们的受益者。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说，我永远都不会受伤，永远都不生小孩，永远都不会老，我的家人也不会老，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其实，无障碍推广必须全民意识到这件事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这一想法，与谢仁慈不谋而合。“从广义上来说，当我们老去，一些身体机能逐渐缺失时，也是在慢慢变为‘残障者’的过程。”谢仁慈说。

20岁是谢仁慈自认为身体机能最巅峰的时期，她借助假肢来去自如，不太会用到无障碍设施。随着年龄渐长，她的残肢与假肢不断磨损，残肢受到的压力愈发明显，损伤也越来越多，她发现自己走得比以前更吃力了。

自己的残障身份与状态一直在变化，促使谢仁慈拍摄了一则主题为“我们为什么需要无障碍设施？”的视频。

视频发布后，引起不少人对陈小萍事件的关注和对无障碍设施的认识。有趣的是，给她最多反馈的是孕妇群体——不少新手妈妈在视频下面分享自己的经历。有些人说：“推过两年婴儿车就知道这些通道设施多不友好”。也有人说：“以前孩子小，我推着婴儿车出门就能明显感觉到城市设计对特殊人群的不友好。”

“我觉得这么做是值得的。”谢仁慈说。

2020年农历大年三十，深圳天朗气清。张溢与丈夫孩子匆匆团聚后，和周友明、江文山一起于新年的凌晨出发，赶往惠州的一座寺庙许愿。

陈小萍离世后的头几日，张溢一度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她拒绝详细讨论此事。身边信佛的残友们劝导她不要再天天伤心：“他们说她一生中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新的一年，张溢、周友明、江文山决定继续走下去。张溢相信，这也是小萍的遗愿。丈夫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拼？她自知对家庭有所亏欠，也未言语什么，但每次只要一提到便有些哽塞。这趟惠州行既是为小萍祈福，也是为他们之后的活动祈愿，“我希望能用我们的行动打动更多残友，然后鼓励大家真的更多地走出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陈嫣、洛因为化名）

文 | 本刊记者 王佳薇 实习记者 赵焓璐

编辑 | 黄剑 hj2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