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唐人街探案》开始，“唐探”系列已经推出三部院线电影和一部网剧。2021年2月12日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标志着“唐探宇宙”初步形成，包括侦探们的集结、世界观的全貌呈现、善恶主题的确立、观众群体的沉淀。

（本文首发于2021年2月18日《南方周末》）

尽管推迟了一年上映，《唐人街探案3》仍以预售票房第一的成绩领跑2021年春节档。 （剧组供图/图）

在日本拍完电影《唐人街探案3》，陈思诚就一直待在国内。疫情之下，他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儿子。在家里，五岁的儿子朵朵自称“赛罗”，管陈思诚叫“赛文”——这些名字都来自日本IP奥特曼。

“原来奥特曼不是一个人，而是个有近百人的大家族。”陈思诚被儿子科普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在想，为什么一个55年历史的日本老IP对中国当下的一个5岁孩子还能产生影响？”

“奥特曼之问”是陈思诚在疫情之年的诸多反思之一。2020年全国电影院关闭近半年。“行业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陈思诚说，“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锅里的肉，不要只停留在《西游记》这些老祖宗的东西，应该多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给当下的孩子们。”

原定于2020年春节档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推迟了一年，这一年里，陈思诚拍完了一部青少年科幻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与“唐探”一样，也是一个原创IP。

2015年，陈思诚自编自导了《唐人街探案》，迄今为止，该系列已经推出三部院线电影和一部网剧。

2021年2月12日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标志着“唐探宇宙”初步形成，包括侦探们的集结、世界观的全貌呈现、善恶主题的确立、观众群体的沉淀。在陈思诚的构想里，未来的“唐探”主线电影，可能会“接近于‘复联’的感觉”。

制造“唐探”

2019年7月，电影《唐人街探案3》在泰国开机。泰国是陈思诚的福地，2015年，第一部《唐人街探案》在曼谷拍摄，这部影片几乎成了陈思诚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个系列电影的前两部收获了42亿元票房，陈思诚由此自立门户，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时隔四年回到曼谷，正式开机的前一天，陈思诚决定把曼谷五天的拍摄日程延长到七天。这是陈思诚执导的第三部《唐人街探案》电影，主要戏份在日本东京拍摄，加入泰国的戏份更像是种怀旧。

剧组在泰国中部码头开机，当天动用了四十多辆车，面包车装人，货车运送吊臂等设备，还有一台大型移动卫生间可供八人同时使用。

中午12点12分，陈思诚揭下iMax65毫米摄影机上的红布，领着剧组高喊，朝着太平洋鞠躬祈福，然后在大家的簇拥下派发红包。十分钟后，《唐人街探案3》的第一场戏在这里开拍。

拍电影的过程充满了重复和等待。晚上拍王宝强晕船呕吐。这是一段喜剧，王宝强演第一遍，陈思诚就对着监视器笑个不停。但他并没有喊“过”，而是不断教王宝强调整节奏，一遍一遍地重新吐。电影里十秒左右的戏，反反复复拍了两个小时。

“其实看着真恶心，（要想）拍成喜剧的感觉，靠眼神和节奏。”王宝强很信任十几年的老搭档陈思诚。

早在2006年，王宝强就听陈思诚说起“唐人街探案”概念的雏形。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时候我们已经拍过《士兵突击》了，他说想拍一个这种侦探（电影），是一个组合，一个大叔和一个小孩。”

2005年左右，陈思诚曾经迷恋推理桌游“杀人游戏”。当时北京汽车电影院出现了全国第一家“杀人游戏”吧，陈思诚没拍戏的日子几乎天天去玩，刚玩没多久他参加一个全国的比赛，拿了第三名。“本来我是三级卡还是二级卡，就因为得了一个名次，一下跳到八级卡。”陈思诚回忆。后来他在电影《唐人街探案》里设计了一款推理软件Crimaster（“犯罪大师”），全世界的侦探在这里竞争排名。

当时的国产犯罪推理影视剧，最红的IP依然是唐代的狄仁杰和宋代的包青天。“狄仁杰、包青天很好，但是如何注入新的意识、新的表达？”陈思诚想拍现代侦探故事，考虑到在国内拍涉案题材制约较多，直到2012年去泰国拍戏时“发现”了曼谷唐人街。他在多次媒体采访中提到，这里有四百多年历史，当地居民“至今用繁体字，听着邓丽君的歌”，适合拍中国人的故事。

两位“唐探”主角名为“秦风”和“唐仁”，电影第二部又增加了“宋义”——他们的姓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朝代。

为了让这部犯罪推理电影更“合家欢”，陈思诚将《唐人街探案》拍成了喜剧。他生长在喜剧氛围浓厚的辽宁沈阳，所在的微信“沈阳明星群”圈内闻名，后来扩展为汇聚东北艺人的“东北虎群”。“海涛、吴昕、林更新、印小天、霍尊、小沈阳、秦岚……”在《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中，不仅小沈阳出演喜剧角色，就连美国海关的非裔关员也操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

喜剧的创作过程却很艰辛。在泰国拍摄《唐人街探案3》时，有一天剧组晚上九点收工，凌晨两点半又要转场两百公里外拍戏。为了带动全剧组的情绪，陈思诚在拍摄现场总是大笑大叫，自嘲“跟个精神病一样”。

“那些恶到底从哪来呢？”

张子枫出演《唐人街探案》时13岁，此前演的角色都是阳光美少女。她在《唐人街探案》片尾露出邪恶一笑，翻转了剧情，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选演员时，看起来腼腆的张子枫内心却富含很多能量。一次饭局上，张子枫做了一个表情，与电影里最后的笑容很接近。这个角色最后定名为“思诺”，是英文“雪”（snow）的谐音。雪看起来晶莹剔透，实际上是各种杂质的混合物。

在《唐人街探案》系列中，主角刘昊然惯有的清新形象也被颠覆了。

刘昊然饰演的秦风穿着帅气的西装出场，开口说话却总是结结巴巴的，在探案过程中更是狼狈得衣不蔽体，还一度乔装成女护士。“一个角色里你的侧面展现得越多，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就怕一面，所谓的偶像，就演一种高富帅什么的，挺可怕的。”陈思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唐人街探案》中，王宝强饰演贪婪市井的唐仁，此前他演的几乎都是朴实憨厚的角色——许三多、傻根、宝宝“。十多年了，观众对我的声音、形象都比较熟了，突然改变，我内心也会比较挣扎。”王宝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来自河北邢台的他听录音模仿南方口音，摸索“荷尔蒙挺高”的人物状态，开拍之初“比较羞涩”，如今“拍到第三部，怎么演都对了”。

《唐人街探案》系列试图呈现人性的复杂。第一部是一个关于误解的故事，王宝强饰演的唐仁被栽赃杀人，他和刘昊然饰演的秦风努力寻找真相。在陈思诚监制的电影《误杀》中，警方寻找真相，而杀人者编造了另一个“真相”。“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很多人‘误杀’，像现在的网络暴力、人云亦云。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误杀’了别人，言之凿凿地说，这个人，有病。”

2017年陈思诚执导了电影《唐人街探案2》。片中，王宝强愤愤不平地对着手机里的陈思诚照片说：“这个家伙没我帅，没我瘦，没我有气质，一脸的花心相，穿得这么土。”

这段台词是陈思诚写的，他为此搜集了网上对自己的各种负面评价，提炼出这些“最典型的”。这段戏的网络弹幕好评如潮——“说得好”“自黑很厉害”。

《唐人街探案2》呈现了兽性、人性和神性的斗争。陈思诚看过美国一些连环杀手的案卷，他们有的家庭条件很好，品学兼优，是好好先生，却从小就对虐杀动物感兴趣。

“那些恶到底从哪来呢？有一些人的兽性就是比神性比人性都大，很难去控制。”因此，“唐探”第三部探讨的是反战和悲悯。

“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开启了国产类型片中少见的“悬疑推理+合家欢”模式，前三部主要在泰国、美国和日本取景。日本演员妻夫木聪(左一)和泰国演员托尼贾(右一)分别自“唐探2”和“唐探3”起加入，组成国际化侦探队伍，图为2019年夏“唐探3”在日本拍摄时的剧照。

“我们不能只卖电影票”

南方周末：你在2020年疫情暴发后说，电影人应该有更多宏观思考，思考疫情对整个人类的一些改变，你有什么收获？

陈思诚：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产业下一步该往哪走，疫情加深了我的思考。之前我们业内的制片公司都还是在想着内容本体，所有的增长都是跟着电影票房本体的增长而增长。从2015、2016年开始资本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一度特别盲目的追捧，那个时候万达和华谊这样的公司都已经达到700亿到900亿左右的市值，到了2018、2019年，资本突然对我们弃如敝履，因为资本会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盈利的不可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都太强。

我一直在想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有那么多大的公司，不管是科技公司像华为，互联网公司阿里、腾讯、美团、拼多多、京东，包括最新冒出来的泡泡玛特也有千亿港币市值，为什么资本对它们的估值都那么高，而我们现在整个电影行业的市值，包括像华谊、光线什么的才两百多亿，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国内电影公司加一块，整个市值都还不到迪士尼的6%。不仅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迪士尼可以在全球做他们的文化输出，讲他们的美国梦？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我觉得下一个风口一定是在文化行业，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其他的都已经有了、见到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差距）是亟需解决，而且相差太远。当你的经济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对精神的需求相应就来了。

南方周末：以当下的产业困境看，关于未来的愿景似乎变得更遥远了？

陈思诚：我觉得不遥远，中国人学什么都快，三年到五年左右，就应该有突破产业（壁垒）的内容公司出现了，我们只要打通了跟其他行业之间的壁垒，商业影响甚至文化影响我认为都是成N倍的（增长）。一旦这种盈利模式变成健康有序的，资本对这个行业的想象力会随之而来。

南方周末：你说的三到五年跨产业的内容公司崛起，也包括理顺和解决过去这两三年电影行业和电影院的各种问题吗？

陈思诚：对，我们必须得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只卖电影票，说白了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我们除了卖电影票卖什么？把卖什么、怎么卖这两件事解决，就OK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我拍再多的《误杀》，它也卖不了其他东西，因为它只是一个电影本体。从创作本体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卖的东西，（应该）具备可以系列化、衍生化、跟其他产业共振的属性。就像迪士尼那些东西，他们做漫威、皮克斯、卢卡斯或者那些动画片，就是因为那些文化产品都具备跟其他产业共振的可能性。文化产品确立的是一个精神内核，如何把价值观转移到其他公司，把那些没有灵魂的玩具、衍生品变得有灵魂。各个行业对文化品牌的需求都特别急切，包括旅游小镇、乐园都在需求内容，但我们的内容极度匮乏。

不能让我们中国青少年不是看日本奥特曼就是看美国变形金刚，这种成长很可怕。能不能讲我们的故事、讲中国的故事给他们看？

我们在制作端也需要进行工业化升级，视听语言、拍摄器材的升级。

电影必须得变化，它必须得再拉开电影产品本身与其他介质的区别。不仅是内容，内容端的区别要更具话题性、社会性、单价性、可看性。视听一定得是只有电影院才能感受到的，如果一个东西，在iPad、手机上和电影院看都一样，为什么观众要走进影院呢？

这就是电影行业（应该进行）的两个变，还有一个变就是产业化的变。这方面迪士尼已经无数次验证过他们的成功了，他们的乐园衍生品，这么多年卖出的这些东西。我们行业只有这样，才是我们的下一步。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近邻韩国的电影业对中国电影业的借鉴意义？

陈思诚：韩国虽然跟我们一衣带水，但中国电影跟韩国电影的土壤没有任何可比性。而且我观察近几年的韩国电影，发现他们也陷入一种瓶颈，很明显。他们该拍的恨不得都拍完了，你就说韩国最大的三个案子，历史上的一些事件，也拍成了《出租车司机》《辩护人》《南山的部长们》。

他们对类型片的探索是成功的，但真正从大商业的角度来讲，是不成功的。他们拍到现在没有一部《侏罗纪公园》《变形金刚》、“漫威”那样的电影，还都比较偏个人表达，这可能与整个国家的市场范围、观影基数相关，没有经验可以迷信，更没有经验可以去循。中国的市场是没有办法学别的国家，学不来，中国只有建设自己独有的东西才行。

南方周末：疫情对于电影院线和流媒体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甚至在改变电影行业原有的生态格局，你怎么去应对，会不会收缩拍摄院线电影的计划？

陈思诚：不会收缩，但未来可能成本控制会算得更清楚。我不认为我们和流媒体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是互补的。就像“唐探”一样，我们也需要有流媒体让我们的宇宙变得更大。但还是那句话，电影就是电影，从设计、剧本、文本，到整个拍摄运用的所有的东西，它就是电影。我认为疫情过后马太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可能所有的优势资源都会集中到更优质的那部分去，再想在电影院、电影行业里浑水摸鱼赚钱，就很难了。

南方周末：2014年你和郭帆等五位导演曾被国家电影局派到派拉蒙学习，当时他们的科幻电影后台是不对外开放的，对于那次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陈思诚：我们没有特别刻意地去看什么科幻电影，我们看的都是商业类型片，比如我们去了迈克尔·贝导演的工作室，当时他在给派拉蒙做一个预告片。它是为动画片设计的一段忍者神龟的戏。我记得特清楚整个预告片的制作费是3000万元人民币——他花3000万元人民币做了一段纯预告片，五六分钟，然后用这个预告让派拉蒙过绿灯会，绿灯会过了以后，才是几个亿美金的投资。我们当时还看了另外一部片子叫《诺亚方舟：创世之旅》，它不是科幻片，但也是视觉特效大片，那时候给我们的刺激都很大，就觉得我们的电影工业性要加强。回来以后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拍科幻片或者视效大片，宁浩后来拍了《疯狂的外星人》，路阳拍了《刺杀小说家》，郭帆拍了《流浪地球》，我拍了《外太空的莫扎特》。

南方周末：所谓的重工业电影的重要性在哪里？

陈思诚：第一就意味着做大票房，好莱坞电影是在全球卖电影票。

我们说辽宁票房怎么样，四川票房怎么样；它是全球化视野，看的是中国内地市场卖多少，日本市场卖多少。

第二就是它有一些电影就不是一定要赚钱或者赚多少钱。就像《变形金刚》，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宣传品、预告片，是为了卖那些玩具。一个生态或者商业逻辑在支撑着他们可以花那么多钱来做这些电影。前两天，我们国内现在一个比较好的电影后期公司的老板振聋发聩地发了朋友圈，他说再这么下去，我们电影的后期公司都快没人了。《流浪地球》、“唐探3”都是它做的，但是现在它确实被游戏产业挖人差不多被挖光了，这就是因为国内游戏行业比我们（电影产业）大，可是这种事情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电影行业是七大支柱产业，比游戏行业要有钱的。这是产业之间的横向竞争，督促着我们得自立自强，火都烧到我们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