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一篇名为《另一个“拉姆”》的文章

在网上刷屏了

作者马金瑜也登上了热搜

马金瑜是一位曾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媒体人，曾经自称为了爱情远嫁到青海贵德县，为蜂农丈夫扎西生儿育女，称丈夫的心“像山上的泉水一样”，他们养蜂养花、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曾被传为美谈。

而在文章中她控诉，现实是，她遭遇了丈夫长期的家暴和出轨，为了孩子她多次隐忍，从未报警。如今，她已经逃离了危险地，并决心面对一切。

（马金瑜和丈夫扎西。图源：封面西洋镜）

据2017年报道，出生在新疆的马金瑜大学毕业后在一线城市当了记者，为多家知名媒体写过深度报道，也获得过许多新闻大奖。做了14年记者之后，她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遇到了蜂农扎西，47天后，她嫁到了位于青海西南部的贵德县。

来到这里生活后，马金瑜和丈夫酿蜂蜜、收花椒、拉黄菇，并通过电商帮助偏远牧区的生态食材找到销路。当时，马金瑜“远嫁青海蜂农，从女记者到明星店主”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2017年接受采访时，马金瑜曾甜蜜地回忆道，认识47天就闪婚，原因是扎西怕她跑了，因为当地条件艰苦，很多姑娘嫁过来又跑了。而扎西最吸引自己的特质是善良，“他的心里特别干净，像山上的泉水一样”。

但在那时的采访中，马金瑜已经透露出丈夫的“大男子主义”。当时的她，已经为扎西生了三个孩子。

（马金瑜和丈夫扎西，图源：青海日报）

2月6日14时40分，马金瑜通过@真实故事计划 发布了文章《另一个“拉姆”》，她用社会关注的拉姆事件开头，开始叙述自己遭受家暴却隐忍的经历。马金瑜称，她经常被丈夫扇得鼻青脸肿，每次被打后，她都通知和自己一起工作的藏族女工：明天放假。

马金瑜回忆称，2015年，丈夫半夜酒醉之后，询问她是不是和他的藏族朋友（男子）有事，然后突然暴打她，“我的眼睛顿时模糊了，拳头不断砸在我的头上，头发被抓着，动不了，只听见孩子大哭着，孩子父亲喊着：‘你看着你的阿妈！’头被击打的瞬间，我的小便失禁了。”

马金瑜写道，这次暴打一直持续到早晨，她浑身是血，但没有报警，一次也没有报警，她自己去了位于西宁的青海人民医院，检查是眼球血肿，眉骨骨折，同时她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三个孩子。

（马金瑜和牧民在一起，图源：青海日报）

2017年春节，马金瑜称，其丈夫出轨一名藏族女大学生，她要离婚但丈夫不肯。期间她还努力经营着微店，借钱进货，交房租，给工人发工资，交孩子学费。2018年，马金瑜终于忍无可忍，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丈夫。马金瑜称，自己很感谢帮助过她的同事和朋友们，她和孩子都会好好活着，自己已没有怨恨，但仍相信爱情。

最新进展

马金瑜丈夫谢德成否认家暴，称没有打过马金瑜，有时候闹矛盾，只是“早上不说话，晚上又和好了”。

青海警方则表示，目前为止没有马某某被家暴的报案记录。

青海省妇联称已经介入，正在联系，有最新的进展会及时公布。贵德县政府工作人员也表示，已经关注到了相关消息，会向领导汇报听取指示。

至于文章中描述的马金瑜被打到眉骨骨折，是在带孩子去西宁检查孩子身体，回来路上发生了事故。“她的眉骨骨折了，我的左侧肋骨断了，孩子脑袋撞到了变速箱挂挡。”

谢德成称，他们在青海当地开公司，卖农产品，一起生活了七八年，有三个孩子。2017年，马金瑜回新疆探望生病的家人。“后来她母亲因为生病去世，我想过去探望被拒绝。她打电话说，不和我过了。” 谢德成称，他询问原因未果。“她去新疆的时候，我们还计划在贵德开一个民宿，我还带着工人刷墙，在院子里种菜。她来了个电话就说不过了。”

谢德成称，此后马金瑜又于春节、六一儿童节回来过几次，直到2018年彻底出走。“她带着孩子走的时候，打电话不接，微信也把我拉黑。”

他称，三年间他一直没有马金瑜和孩子的消息，直到昨天通过媒体看到网传文章，双方目前还没有办离婚。

网友质疑

有网友在痛斥家暴的同时

也开始质疑马金瑜

认为她是卖惨求关注

有自媒体翻出此前与其相关的报道

发现马自述中被家暴的时间线和其他文章里

依旧是大城市名记者放下一切

嫁给爱情的童话故事模式

有些自相矛盾

甚至有评论称，马金瑜高学历、独立女性，为何不能及时逃离出家暴？

马金瑜在《另一个“拉姆”》自述文中提到没有立即逃离丈夫家暴的原因，她写道， “我总是愿意相信，相信一切会结束，相信人会改变，相信前面的路。”

事情真相和细节到底如何？

现还不得而知但关于家暴

每个受害者都应该拿出法律武器

中央政法委评马金瑜被家暴：

不是家务事，全社会都应“零容忍”

据@中国长安网微博消息， 一线城市的女记者金瑜嫁给青海蜂农，做助农电商，近期却撰文自述长期被暴打，带子出逃。如何看待为爱远嫁青海却遭家暴？

①

法律，永远是受害者的靠山

婚恋自由，情如饮水冷暖自知，对个人选择，我们不应多加苛责。但发生在家门里的违法行为，同样是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从2016年3月开始实施。婚姻不是乌托邦，当遇到家暴，也要拥有止损的勇气和退出的自由。

②

法治中国，一个也不能少

家暴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需要社会各界共同谴责、抵制、发现、惩处、救助。经济发展水平、乡风民俗也不是家暴的“挡箭牌”。被声讨追责的是“家暴”，而不是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民族。

③

错的永远是施暴者，不是受害者

被家暴不敢说的原因很复杂，如何避免、走出家暴受害者在亲密关系之中的“习得性无助”，需要全社会的援手和共识。我们的确不能盲目出发，但也不该由此否定一切“诗和远方”的美好愿望。与其嘲笑，不如敏锐关注，不如热心帮助！

最后想对每一位勇敢生活的女性说，请不要放弃爱自己的权利，你值得一切美好！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这也意味着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暴力，不再只是家事，更是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家庭暴力有其特殊性，经常面临被害人不愿“家丑外扬”、报警后举证难等现实困境，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及时向被害人施以援手。

家暴受害者应该如何举证？

面对往往发生在家庭等隐蔽场所的家暴行为，受害者该如何举证？家庭暴力的施加方应当承担哪些法律后果？法律界人士就此作出详细解答。

马金瑜是一位曾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媒体人，为了爱情，她远嫁到西部一个闭塞地区，生儿育女。养蜂养花，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曾在媒体行业内传为美谈。现实是，她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长期的家暴凌虐，甚至为了孩子她只能选择隐忍。如此反转，实在令人扼腕。

一些网友提出，马金瑜被家暴事件中，由于受害者未第一时间报案，事后再报警，可能导致不予立案的结果。

对此，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辉表示，这个说法可能源自部分难以举证的家暴情况。“有些受害者身上的伤痕自愈了，或看不出相应伤痕，医学检查无法确定伤情，取证就存在困难。”

家暴行为因发生场所较为隐蔽，常常不为人所知，给受害者维权造成障碍。作为家暴受害者应该如何举证？李辉告诉记者，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报警。“被家暴之后，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果断报警。除了当事人外，受害人的亲朋、居委会、妇联等都可以向警方报案。”报警之后就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接报回执单，甚至会有笔录，这些都是将来举证家暴的证据。“报警，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李辉强调说。

除报警外，受害者还可以向亲戚、朋友、邻居、居委会、村委会、妇联、团委、受害者单位、加害者单位、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都可以求助。“有求助就有人帮你，就会留下求助的痕迹、调查的痕迹、处置的痕迹，这些都是举证家暴的证据。”

此外，受害者应及时到医院验伤，留下医疗验伤记录。“如果未能及时报警，也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己去医院验伤，并向医生反映被家暴的情况，要求其记载于医疗册上。”

家庭暴力往往具有反复性，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事后，施暴者哀求原谅，一些受害者就会心软。这个时候，最好要求对方写下保证书，也可以作为存在家暴的证明。”

“如果可能，在被打的时候，或者事后，通过录音录像保存证据。”李辉建议，受害者要想举证家暴，也可以采取录音录像等手段，进行记录、举证。

实施家暴将面临哪些后果？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施暴者家暴情节较轻的，没有到达治安管理处罚界限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其给予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告诫书中会载明施暴者的身份信息和家暴事实，并禁止加害人实施家暴。这份告诫书还会成为将来司法程序中家暴的关键证据。”李辉说。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会将告诫书送交受害者和施暴者，还会通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会对施暴者和受害者进行查访，监督施暴者不再施暴。“这会对施暴者产生相当的社会监督力。”

《反家庭暴力法》还规定，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一旦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会导致训诫、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

除上述后果外，家庭暴力中加害人的施暴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将被以故意伤害罪等罪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监护人实施家暴行为，还可能被剥夺监护人资格。

遗憾的是

生活中能够得到保护的女性非常少

2020年底，最高法联合全国妇联、中国女法官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法院共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共5749份。而同样是截至2019年底，全国妇联的一项统计显示，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面对暴行，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会选择报警。

数字对比的背后，既有观念上有待改变的方面，也显示出社会支持系统有待完善。在观念层面，把家暴与普通家庭纠纷随意画上等号的情况仍在发生，“清官不断家务事”也成为一些部门面对此类案件时“不作为”“不介入”的理由。2020年12月18日，山西黄陵县法院回应“女子忍40年家暴诉讼离婚被驳回”一事时，审判该案的法官就称，经庭前调查，女子自述的“非打即骂”在正常夫妻矛盾范围内。

另一方面，在现阶段，无论是家暴的认定，还是人身保护令的申请，都需要当事人有效认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能提出证据链，这使得受害者不仅需要提供局部伤痕照，还需要医院的诊断记录，甚至施暴者侧面承认施暴的书面或者录音证据等。对于在私密环境下发生，且大多只有当事双方存在的家暴行为，要提供这样的证据，无疑是绝大多数被家暴女性不能承受之重。

回到“又一个拉姆”事件本身，从网上目前的评论来看，在对女记者表示同情之余，也不乏有人给这位女记者贴上“恋爱脑”的标签，认为她作出“远嫁青海”的选择之初就为自己埋下了“被家暴”的雷，因为当地的女性有更多遭受家暴之苦的经历。女记者是否被家暴，需要严肃求证；而当地是否“普遍存在”家暴行为，也需要严肃求证。如果事实如此，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就是当务之急。

我们常说要对家暴要零容忍，但除了亮明态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到“零容忍”，乃至逐步趋向“零发生”。从实操层面而言，最迫切的是要为被家暴者提供更加方便的自我解救方案，比如降低她们申请人身保护令的门槛，又如设身处地地考虑受害者提供证据本身的困难性，找出有针对性的对策，这些都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广东普法综合整理，资料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