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边是喧嚣多元的城市，高楼林立，光鲜亮丽；而另一边，在城市的背光面，有着一群居无定所，沿街流浪、乞讨、卖艺，颇有一丝赛博朋克质感的流浪汉们。

居者无其屋，深圳版“窃格瓦拉”

——“我是谁？”

我是一名在深圳流浪多年的无家可归者。

你问我来自哪里，叫什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存活在地球多年，我甚至都不曾有过一张自己的身份证。

唯一隐隐约约记得的是，老家似乎是在潮州。哦不对，好像不能被称之为“家”。毕竟，我与那些将我带来这个世界的人，很多年未联系，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我还活着。

除了偶尔接收到那些来自外界的嫌弃与非善意外，我与这个社会基本0关系，无人在乎我的存在，也无人记得我。

更何况，我打小就疾病缠身，患有小儿麻痹症和肺结核，所以我每天都要思考，明天的我还活着吗？又该怎么活呢？

好在，这座城市还有救助站可以给我一些温暖。

流浪人员往往生活贫困、劳动能力匮乏，因此而带给他们的，不仅有危险的居住环境、各种资源的匮乏，还有家庭破裂、社会歧视与孤立，以及有限的社会支持。

例如此案当事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社会关系断绝，疾病缠身、基本无生活能力。

（图源网络，与正文内容无关）

一无所有因此无所畏惧

——“我该怎么活下去？”

但待在救助站吃住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开始想，有没有一些其他办法可以改善生活。

2015年11月5日，我看到宝安某花艺馆的收银台上，有一部正在充电的iphone4s手机，且无人在旁边。当下我觉得，可以拿去换钱，换一顿热乎的食物。

没想到因此进了看守所，但意外的是，看守所的生活能保障吃住，好像也不错。

之后，在2016年9月1日、2017年12月12日，我又做了两次类似的事，都被法院判进看守所7个月。

福兮祸兮？从看守所出来后，我依旧只能靠救助站生活。但是在多次盗窃后，我似乎有点习以为常了，不习惯的反而是救助站的生活。

2019年9月20日，我潜进深圳市某印章有限公司内，趁一人熟睡时，将他放置于旁边椅子上的钱包拿走。

次日凌晨4点，我在宝安某宾馆前台偷拿了两包芙蓉王牌香烟，但不幸被发现，只能将香烟丢下后逃离现场。8点半，我在地铁站某猪肉汤店内，趁店家在店铺厨房内备餐，从收银台抽屉内偷拿出两部华为手机，然后以60元卖出。

10月2日，我在南山某网吧内准备偷手机时被抓。

这次不知道可以在看守所住多久。

外部环境的恶化，极有可能促使流浪乞讨人员不断触犯法律底线。

对于一部分流浪汉而言，盗窃成了最方便快捷的谋生手段。更何况，看守所中的生活似乎比沿街流浪更为稳定靠谱。

很多人在有了一次违法行为后，极大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变成惯犯、累犯。同时，流浪汉所涉案件中，高发的往往是传统犯罪类案件，如盗窃、故意伤害等。

因此，衍生出一批“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超喜欢在里面（看守所）”的窃格瓦拉。

（图源网络，与正文内容无关）

别人笑我太疯癫

——“是黄大仙叫我这样做的。”

那些做法律援助的律师来找我，我告诉他们，其实我是黄大仙当代传人，所有的行为都是在黄大仙指引下实施的。

黄大仙传人怎么可能违法？那些摄像头拍到的不是事实，我没有违法。

他们不信，还说我行为举止失常，在说胡话。我告诉他们，网上有我的视频，可以佐证。

我跟他们太难沟通了，真是见鬼，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想表达什么。“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过也许，他们也是这么想我的。

负责此案的杨叶律师告诉普法君，确实在网上搜索到其所称的视频并观看，他在视频中使用的是广东潮汕一带的方言，说公安正在找他，看上去特别希望被警方通缉，且引以为豪。旁边还有同村人在调侃他。

但在上一个案件被羁押时，对其做过精神鉴定，鉴定结果为正常，他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因此，那些没有逻辑道理的那些言语，可能是他装疯卖傻。

最终，上述案件的当事人被判刑一年二个月。

事实上，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由来已久，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杨叶律师告诉普法君，针对这个难题，法律规章制度、行政手段一直在不断完善和下达。

如，早在1982年，国务院便出台了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后来在2003年被新法《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

民政部也出台了部门规章《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配套实施，针对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进行救助。

2020年3月9日，民政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等11部门出台《关于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全面开展照料服务达标行动、大力开展救助寻亲服务行动、持续开展街面巡查和综合治理行动、集中开展落户安置行动、全力推进源头治理行动、全面提升救助管理干部队伍素质行动。

（图源网络，与正文内容无关）

但流浪乞讨人员的安置和处理可能从来不是一时一地、一措一举可以解决的，法律也只是社会调整的手段之一。任重，而道远。

而当下，需要引起社会关注的不仅有流浪人员，还有其他社会底层及无生活来源的人。例如无依靠无救助渠道的老年人，这类人群也是高犯罪率人群。

如湖南农村老人付达信，为了养老，故意抢劫被捕，被法院判处2年有期徒刑。宣判的时候，付达信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你再好好审审。”对于付达信而言，监狱里的馒头和鸡蛋是他在外常年都享受不到的待遇，监狱里的生活要更加温暖。

“窃格瓦拉”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普法君真心希望，未来无家可归者有家可归，有劳动能力的应当勤劳工作，毕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即使有困难，可以求助国家与社会，绝对不要选择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

本文故事根据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杨叶律师亲历案件改编

来源：深圳法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