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一个地球仪，五条人从火锅桌上来到海边。五条人微博1月7日发布的广告视频用了新歌《地球仪》的概念，即便是商务也有着强烈的五条人风格，配的文案亦不含糊:“今天的问题，从前的答案，未来的美梦，昨日的烦恼，所有问题和答案相遇都是美好的瞬间。”

2004年，仁科离开汕尾海丰坐6小时的大巴到广州找同乡茂涛，那时候茂涛拥有一个四条人的不成型乐队，仁科加入之后有了五条人。5个人的五条人从未真正演出，但五条人这个名字被保留。现在，五条人的成员为主唱兼木琴阿茂（胡茂涛）、主唱兼手风琴仁科（许昌锄）以及鼓手苗长江。2020年，五条人参与综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在第一期被淘汰，即兴表演2次，淘汰3次，返场4次走到决赛拿到第二。

贝斯手牛河（何俊霓，左二）在2020年12月暂离五条人，目前五条人的成员为主唱兼木琴阿茂（胡茂涛，右一），主唱兼手风琴仁科（许昌锄，右二），鼓手苗长江（左一）。 仇敏业 摄

▍走进摄影棚

“采访15分钟够吗？”

“30分钟可以吗？”

“20吧。”

“嗯好。”

记者与五条人的经纪人在微信上利落地商定了五条人的采访时间，像两个知根知底的商人在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

交易的是时间。如此紧张的采访时间，对于大部分独立音乐人来说是少见的。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之前并非寂寂无名，他们巡演、出专辑、与艺术家合作、参与央视纪录片的拍摄，但那样的声量与主流视频平台的S级网综比起来，仍然是两个量级。

五条人在参加《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后走红。 张亮 摄

五条人在哔哩哔哩跨年策划中，用“猛虎下山”形容自己的2020年。2020年7月25日晚，《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开播。穿着人字拖、操着一口南方口音普通话的仁科和阿茂走进大众视野。

的确是猛虎下山。这是一头斑斓又生猛的老虎，从华南的原始森林中走出，北上京城，连同背后那一片万物生长、自由放歌的丛林一起带到了北京大厂的摄影棚。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这是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开篇。德波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理论以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对景观的建构为背景，如今仍然适用。

综艺时代，摇滚、街舞、诗词、戏剧，一切艺术形式都可以放进棚里，配上花字，植入广告。《乐队的夏天》制作方米未传媒的创始人马东在第一季邀约二手玫瑰乐队时曾说：“轮也该轮到摇滚乐了。”这是站在市场角度的考量。独立音乐引入网综需要勇气，没有参考，效果无从知晓。米未传媒花了一年的时间做调查，请到了新裤子、痛仰、刺猬等乐队，那些自带锋芒的音乐人对于大众来说是新鲜的，第一季基本实现口碑与流量的双丰收，头部乐队商业价值陡增。

“野孩子和五条人捍卫了乐队们的气场、个性和人的温度。其他乐队捍卫的主要还是奥林匹克精神。”音乐自媒体人迟斌对第二季《乐队的夏天》发表观点。当有了成功的参照，节目从一个未知的乐队大型聚会变成名利的庞大流量池，第二季的乐队有了可见的收敛与认真。

挂着红色塑料袋logo的大幕拉开，手风琴声缓缓流出打个招呼，仁科和阿茂一边向后转去，后方的鼓手长江吐出一口气身体前倾，鼓槌停在上空——仁科起了《道山靓仔》的音——临场换歌，没有迟疑，另外4名乐手几乎瞬间做出反应。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们让先前准备好的灯光舞美失效，之后的谈话环节，仁科奇妙的语言节奏打断了马东主导的访谈思路，设定中关于音乐与创作的问题被他一句“有空打电话给我”结束。

《乐队的夏天》构造了一个怎样关于乐队的景观？可能是老牌乐队追怀黄金年代，可能是新生乐队在现实与梦想中挣扎，米未已经算是较为高明的叙事者，但还是避免不了一些俗套的叙事。

踏着南方夜色来的五条人闯进以北京为中心的摇滚乐惯用叙事，背后飘着红色的塑料袋，说：“我们宁愿土到掉渣，也不愿俗不可耐。”之后的热度与此前的作品证明他们是有能力做到的。

作为这一季《乐队的夏天》中流量最大的乐队，五条人面对商业演出、广告是必然的。许多乐队在面对商务时呈现出水土不服，当然有观众欣赏这种艺术家的窘迫与尴尬，但五条人选择的是另一条路。

“我其实没把它完全当成一个活儿。如果为了钱，干完就走了，我不会，在工作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把它看作我生活的一部分，尽量从中理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会观察导演的工作，跟其他演员聊天，听他们的经历，这些都是收获。我不是卖给别人10小时，这10小时我全盘收回，都是我的经历。”仁科与阿茂在10月份的时候与演员文淇拍了一个手机广告，致敬《重庆森林》《布达佩斯大饭店》《杀死比尔》3部电影。“文淇妹妹眉毛都在演戏。”仁科说得认真。

在谈话节目上和康姆士乐队的永驻合伙骗过马东，在广告拍摄现场读作为道具的巴迪欧《何为真实的生活》，和《十三邀》的主持人许知远交换人字拖，五条人拥有反客为主的才能，且让场面圆融，不砸场子，也不委屈自己。

但这样的他们，能否从影像创造的表征中逃脱呢？

德波悲伤地判断，景观将是“普照于现代性被动帝国的永远不落的太阳。它覆盖着世界的整个表面，永无止境地沐浴在自身的荣耀中。”

观众热情高涨地打捞五条人回舞台，也不过是在资本的池子里翻腾出意料之中的水花。真人秀在“真人”与“秀”之间寻求着平衡，打造一出出越发精妙的戏剧。五条人的随性而至，所有的临场发挥，连同他们的音乐本身及其背后的海丰故事、石牌奇情一起进入到这个影像时代的狂欢中。

阿茂和仁科。

▍出海丰记

绕不开的海丰。

在《乐队的夏天》之前，“海丰”与“民谣”是五条人身上两个主要的标签，“海丰”粘得尤其牢固。其中当然有普通话作为音乐市场主流的傲慢，也确实是因为，用海丰话演唱是五条人前两张专辑《县城记》《一些风景》中最易被感知到的不同。

2009年，五条人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在刀马旦创始人佟妍的帮助下发行，其中的多数歌曲以海丰为背景。

书写脚下的土地是古今中外创作者常常选择的路径，艺术作品自成一个星球，有其山川河流，都市原野。 我们看到贾樟柯电影里落日余晖中的山西县城，看到班宇小说里铁锈斑斑的东北厂区。文艺爱好者们借由作品构建自己的精神地图，日后的某一天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比对。

巴黎是《午夜巴黎》里名人荟萃的巴黎，也是《巴黎伦敦落魄记》里藏污纳垢的巴黎。在五条人之前，海丰是“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里顽强剽悍的民风，是彭湃烧掉田契时那一把自断来路的火。

“哎，朋友/你迈问我/有无听过，海丰的汽车、摩托车声/路口那个耳聋的，都被震得惊了。”在海丰县城的街头，梅二深刻体会到《踏架脚车牵条猪》中的场景。顶楼马戏团乐队的贝斯手梅二是一名上海青年，与五条人同样使用方言演唱，听到《县城记》觉得特别好，于是去了一趟海丰。“到了海丰才知道他们唱的是真的。”

能发出声音的交通工具都在按喇叭，商店里的音响抢占着人们的耳朵，城市的建设对撞农村的秩序，工地的粉尘混合农田的土壤。一些五条人的歌迷抱着圣地巡礼的心情来到海丰。县城出身的来到海丰转一圈，发现这里和自己的家乡并没有什么不同，部分来自城市的文艺青年试图感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海丰味道，但多是失望而返，感慨县城没有美学。

在物理世界寻访五条人的创作痕迹不需要到海丰，中国任何一个县城都行。仁科说，离开海丰后才知道全中国的县城都一个样。做音乐不能像做社会学调查，阿茂不理解为什么人们听歌会那么注重歌词，但五条人音乐中的社会样本显然切中了人们对于“时代巨变下的人”这一命题永恒的关注。

县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撕扯，没有摩登都市也没有桃花源，撕扯出血淋淋的故事和活生生的人。娶不到老婆的阿炳耀，儿子在广州上大学的李阿伯，县城故纸堆里的陈先生和红色往事，五条人一同翻个底朝天，写成歌兜进两张专辑，然后坐上6小时的大巴来到广州的城中村，头也不回。

五条人在广州南亭码头。严明 摄

2015年，民谣批量生产的时期，南方、北方和姑娘、流浪成为最热销的标签。五条人在那时候签约摩登天空，推出《广东姑娘》这张专辑，普通话歌曲的数量增加，几乎毫不意外招来评价——五条人为了商业妥协了。但在“过期流行歌”的表象下，五条人依然在不自觉地进行社会观察，叙事的能力依旧强大，只是霓虹闪烁，夜色迷人，风尘仆仆的小镇青年进了城，那就看看城里的月亮。

2001年，阿茂到广州大学城投奔在华南师范大学上学的哥哥大茂，随后在华师大西门斜对面开始卖打口唱片，2004年仁科到广州，在阿茂的介绍下开始卖盗版书。广州是光鲜亮丽的珠江新城，也是各色人群混杂的城中村。《广东姑娘》《梦幻丽莎发廊》两张专辑里有发廊里相互取暖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有工厂日夜不停碾压青春的机器，有天桥下卖盗版碟的老赵。

2017年，五条人的第四张专辑《梦幻丽莎发廊》发行，梦幻丽莎发廊以广州石牌村中的蒙娜丽莎发廊为原型，至今仍在营业。

如果他们赋予县城的审美趣味是荒诞，那么在面对居住在城中村的人们现实的窘迫，则选择用浪漫化解。在晚上让他们骑上摩托车去兜风，让年轻朴素的女孩子戴上面纱，让在工厂上班的男孩子全力爱上一个叫“美丽”的女孩子。

《南方人物周刊》评价五条人：“用草根的底色和精英的话术聚拢割裂的生活”。与五条人多次合作的设计师胡镇超认为：“他（五条人）是一个叙述者也是一个观察者，是当事人，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们用很江湖的一套输出价值。”知识分子是五条人极易被忽略的一面。仁科与阿茂两人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论是早期贩卖打口碟，抑或是后期成为音乐人，他们一直与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关联。叔本华、萨特、齐泽克、福楼拜、埃米尔·库斯图里卡、阿基·考里斯马基……从访谈中亦可窥见二人持续进行大量的书籍与电影补充。

2020年9月，五条人音乐会在网上开唱。这次将音乐会的举办地点选在广州紫泥堂的一处废弃厂房。南方+记者在现场直击了五条人乐队演出的台前幕后。

海丰到广州，民谣到摇滚，配置不断升级，五条人游走在精英与草根、先锋与本土之间，中间填充荒诞的想象与浪漫的音乐。

从线性的角度来看，社会当然是在前进的，但有些人被折叠在角落里，有些在圈层的边缘被离心力甩得很远。

音乐作品是滞后于人生体验的，许多动机往往在多年后才会被整理成歌。《县城记》的2009年，阿茂与仁科早已离开海丰，现在也早已从石牌桥搬出，但人们依旧从这些滞后于创作者经历的故事中感受到了时代下具体个人的情绪并得到共鸣。五条人的音乐所呈现的以及歌迷从中感受到的，本身或许就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线性的，是折叠的、拼贴的、交错遮蔽的。

有人用“新闻民谣”来形容五条人的音乐。音乐是极端个人的表达，新闻追求客观——为何人们在音乐作品中感受到真实？

五条人的下笔极端克制，极少抒情，但依然能感受到音乐背后的悲悯与关怀。《初恋》的动机来自真实故事，一辆白色厢式货车撞上高架桥，起因是司机在驾驶过程中想到了他的初恋。那位女孩没等到司机事业成功嫁为人妻，他后悔当初离开家乡。《初恋》拥有和煦温暖的旋律，歌词也基本照搬新闻平铺直叙。阿茂收起平时常用的怪腔怪调认真唱完整首歌，最后告诉大家：“嘿，我的朋友，祝你一切顺利，生活愉快，明天的太阳依然为你升起来。”

2019年4月，北京乐空间，五条人“故事会”巡演现场。  宋晓辉 摄

▍地球仪

2012年发行的《一些风景》是同名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欢快的器乐起了3分多钟后，手风琴开始讲一个故事：“瓦在路咧碰到一个老青暝人/伊厷伊诶目在14岁开始睇不到人细/但是最水的人细已经在伊个脑下（我在路口碰见一个老盲人/他说他的眼睛在14岁看不到了/但是最美的风景已经在他的脑海）。”

没有身居高处的怜悯，也不是天真无邪式的感慨，《一些风景》中是对生命与美的巨大感受力。五条人真诚地相信，最美的风景在那位老盲人14岁的时候就已经看过。

手风琴是个奇妙的乐器，乘兴而起，似乎没有来处也不会结束，像是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黑猫白猫》中那一场盛大的派对。故事结尾，主人公上了驶向远方的船，手风琴还在继续演奏，生活也还在继续。

“咱们去纽约，去巴黎，去欧洲看戏，去澳洲钓鱼。”歌词出自《一些风景》中的《世情》，英文译名为“about life”，直译为中文即“关于生活”。

这首歌不属于五条人的作品中传唱度高的那一批，发行时间上也称得上久远，但五条人把这首歌带去了2018年葡萄牙的巡演，录进了现场专辑《昨夜我又梦见自己去流浪》中。

在葡萄牙的巡演现场，仁科特别请贝斯手牛河用英文解释了这首歌的背景：“The next song is about a young boy working in a factory, he always want to see around the world,maybe about Paris,French,Portugal,but in the end ，he still working in the factory,that’s the story means.”(接下来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年轻男孩，他一直想去看看世界，可能是巴黎、法国、葡萄牙，但最终，他还是在工厂工作。这是这首歌想要讲的故事。)

在重新上传的现场版本中，五条人在歌曲介绍中写道：“如今，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巡演版图扩大到了国外，却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可能的另外一种命运——留在老家终日为三餐奔波，接受残酷的现实。”

仁科写小说，去年太忙停了一段时间。“我有很多话要说，但不是像我和你这样沟通来聊一些很清晰的问题，很多东西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我就是写了一些这种状态。”2017年，仁科在朋友圈看到朋友邵晓黎发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一个发光的地球仪，于是想给自己在杂志《冯火》上连载的小说以此写个结尾。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城中村，没头没尾的故事最后是这样一段话：黑暗中，那个地球仪，越转越亮。突然一刹那，我想，如果我小时候能有一个地球仪，一个会发光的地球仪，那我的人生轨迹绝对不一样。瞬间明白了命运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五条人走进人们视野中带着“方言乐队”的属性，但转动世界这个地球仪的设想或许很早就有了。从仁科在海丰的书店里看《故事会》的时候，世界就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阿茂之前的愿望是成为一个导游，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他今年应该会有长时间的出游。

“以前我家里会贴一个世界地图。因为我很喜欢地球仪，很喜欢地图。中国地图、广东地图，甚至那种城市地图、iPad上的地图，不光地图，广州科技城有个半圆的荧幕看宇宙的，我也喜欢看，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看那种空间。”仁科有个坏掉的地球仪放在了排练房，新歌《地球仪》的封面是一个最常见的蓝色地球仪，印度洋的中间趴着一只苍蝇，最外层的塑料膜已经起泡，背景是黑色的塑料袋。

2020年，五条人发布新歌《地球仪》。

“鱼儿变成威士忌，土地贫瘠，骆驼在哭泣/我将威士忌洒在沙漠里。”以《地球仪》为标志，五条人的音乐正式进入“中国迷幻摇滚土特产”时期。荒诞趣味与深情浪漫，全都倒进威士忌里，打乱在时空中，五条人呈现出更大程度的自由。创作于2018年的歌曲《食醉狗》在2020年8月发行的版本中加入了前卫吉他手李剑鸿的电吉他，仁科将其喻为“生命之水”（96度的蒸馏酒伏特加，是世界上已知烈度最高的酒），极尽迷幻，仿佛可见醉汉蹒跚前行，一步一口酒，明暗交替、时空错乱。

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那批音乐人大多受打口碟滋养，但即便面对着同样的缺口磁带与CD，每个人也有各自的审美取向与偏好。其中欧美的摇滚乐自然是主流，多数热爱音乐的少年从欧美大牌乐队爱上摇滚乐。阿茂与仁科比起他们更为特别的地方大概在于，他们不仅是流连于摊贩前的小伙子，更是自己摆摊的老板。“你要听更多，唯一的办法就是当老板。”阿茂高中毕业后冲着“打口天堂”名号去了广州，之后开始卖打口唱片。“那时候因为真的没什么钱就去淘一些垃圾，真的就小本生意。”卖钱的当然是流行歌手的碟，但那些小语种音乐，拉美音乐、吉普赛音乐、阿拉伯音乐由于边缘的市场价格和独特的风格也一并被阿茂收入。“因为他们那种自由，一出来音阶很奔放，这个是启发很大的。”打口天堂里存在着音乐的无数种可能，淘到怎样的碟，就听怎样的歌，有时徒劳无功也常有意外的惊喜。之后，实验音乐、先锋摇滚、爵士音乐一同进入阿茂与仁科的世界。

五条人在2020年“南方夜色”巡演现场。 李孟轲 摄

走鬼生涯，即兴人生，五条人永远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

疫情期间，五条人上半年没有工作。仁科和朋友们住在一个农场里，农场里有两头牛、一只鹿和许多只鸡。新闻里是庞大且厚重的消息，仁科看新闻，也看独立纪录片导演徐童的作品游民三部曲。

“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疫情）印证了我的想法，就是生活是建立在波动之中的。我们老是想着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恰恰生活不是，因为你本身身处的空间，就是一个球，一个球在围着太阳转，本身就在运动，从空间，包括地形都在运动。”仁科说。

参考：正午故事《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南方周末《你敢来踏我们的田？——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南方人物周刊《五条人：人间及格》，音频节目八分《五条人*梁文道：我们为什么对荒诞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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