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不应是一座城市的负担，而是其永续生命力的保障。”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向芯说。1月11日上午，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编写，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主编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下称《蓝皮书》）在暨南大学举行发布会。

《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

珠三角城市更重视积分入学指标

从2001年开始，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流动儿童可以在所在地就读公立学校的国家政策，但其在各城市落实程度不同，呈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

当前我国城市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以“积分入学制”和“材料准入制”两大类为主。积分入学制根据流动人口参加积分管理累积的分值和当年度公办学校起始年级的可提供学位数，分学校或区域按积分由高到低安排适龄儿童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入学管理办法；材料准入制，是指流动人口必须拥有、符合政策所规定的材料资质后，其子女可获得在本地入学资格的入学管理办法。

广州、深圳、中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的入学政策更重视居住年限。21世纪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冯思澈选取了16个样本城市（地区）进行调研。结果显示，积分入学制城市入学政策友好度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杭州、深圳（南山区、坪山区）、中山、广州、东莞、济南（天桥区）、苏州、成都、厦门、上海；材料准入制城市入学政策友好度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安、兰州、武汉、南京、天津和北京。

《蓝皮书》认为，各城市的入学政策还是彰显了城市规划及发展方向的偏好，以“社保缴纳年限、在城市居住年限”等分数占入学政策中积分体系的主要比例应是积分入学政策的未来改革方向。

“就当前情况看，中考是阻碍流动儿童在特大城市升学的主要门槛。”向芯认为，珠三角地区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相对友好，但户籍仍是影响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同时我们注意到，家庭经济资本正逐步取代户籍，在深圳公共教育资源分配机制中占据核心地位。”

回流儿童成关注焦点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人口政策的提出，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表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引发关注。韩嘉玲介绍，《蓝皮书》围绕流动儿童群体的生活现状、发展特征、入学政策、升学途径等，呈现流动儿童的教育现状，梳理地方案例和社会力量的教育实践，关注回流儿童问题，已有流动经历的儿童从城市向城市“再迁”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新现象。

《蓝皮书》认为，受到近年来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以及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相伴而生出现了另一个儿童群体——回流儿童。这些儿童至少有过一次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求学的经历，但由于各种原因又返回家乡。

无法上公办学校以及父母返乡是儿童回流的主要原因。在回流之前，大部分儿童在城市的就读情况、师生关系和学业成绩都较好，但近80%的儿童回流后即留守，与父母见面频次低，且与非回流儿童相比，更少被老师关心，被欺凌的比例也更高，使其学校适应状况不良。

与非回流儿童的学业情况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的比例也更高，达到了22%。在心理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回流儿童还是非回流儿童，其抑郁的风险都在60%左右，而其中回流儿童的抑郁比例更高，达到了64.26%。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研究助理余家庆说：“无论是既往‘钟摆式’的乡城流动现象，还是当前出现的城市间流动新现象，都是流动人口家庭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政策不断调整、衍变的适应性结果。”他认为，各界需重新审视既往儿童在乡城间流动的二元体制，把新的目光投向在城市间再次流动的儿童及其家庭。

《蓝皮书》还就如何完善城市流动儿童的公共服务政策提供了建议：地方政府应加强落实中央要求，以常住人口为指标来制定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规划；扩大学位供给，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简化积分入学程序；同时，加强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更精准地提升流动儿童的公共服务。

【记者】钟哲 实习生 潘宛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