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言在阳台查看微博私信  图/本刊记者 王佳薇

在媒体与律师的口中，吴女士的案子因传播范围大而成为“经典案例”，所以能够幸运地“被看见”。同时，从站出来的那刻起，吴女士常常会收到一些微博私信，是陌生人向她倾诉自己被谣言缠身、中伤的经历。“我始终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绝对不是个案，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王佳薇 实习记者 赵焓璐

编辑 | 黄剑 hj2000@163.com

全文约8219字，细读约需18分钟

吴言得知立案成功消息的前一晚，杭州迎来降温，气温从十多度骤降至五度。

2020年12月14日下午，她身着一件薄呢大衣，与男友周琦以及两名代理律师来到余杭法院。“有消息了吗？”这是整个下午吴言问得最多的问题，只要停一会儿没看手机，就要问一句，生怕错过那个重要时刻。

他们焦急地坐在法院对面的星巴克内，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心里那个确定的答案也变得轻飘飘起来。

17点19分，立案成功的消息传来。吴言最先从网友那里得知，赶忙去看官方消息。余杭法院公众号发布了案件的最新通告。通告称：“12月11日，诉讼代理人向我院补充提交了刑事自诉状及证据材料。经审查，本案符合刑事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我院于12月14日立案受理。”

过去几个月，她因“出轨快递小哥”的谣言被公众熟知。困惑、报警、对峙、举证、被劝退、抑郁情绪、求职无果……这场为期129天的斗争，在吴言看来，如今对自己、对社会都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答复。

12月14日晚，在余杭法院门口，吴言拿到立案通知书  图/本刊记者 王佳薇

12月26日，立案成功后的第12天，案子迎来最新进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依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案立案侦查。

在吴言的代理律师顾振华看来，诽谤罪案件从刑事自诉案转为公诉案，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少见。这也为此类案件的刑事控告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在媒体与律师的口中，吴言的案子因传播范围大而成为“经典案例”，所以能够幸运地“被看见”。同时，从站出来的那刻起，吴言常常会收到一些微博私信，是陌生人向她倾诉自己被谣言缠身、中伤的经历。“我始终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绝对不是个案，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在了解吴言经历的同时，《南方人物周刊》也采访了几名同样困于谣言的人。谣言之后，他们试图将自己的人生拉回正常轨道，但影响依然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日常中，时隐时现。

谣言

如果不是这场谣言，吴言和多数上班族一样，过着家里—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早上8:30上班，下午5:30下班。她喜欢网购，每隔一两天，就会有快递要取。她通常在下班路过小区门口的驿站时，顺道取快递。

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2020年7月7日，吴言像往常一样，下班后回家，在小区门口停好车，取快递。她在驿站门口没停留多久，报了取件码、拿到快递后就离开了。

隔壁便利店朗某把这一过程偷拍成一段9秒钟的视频，后来发送到了名为“三墩车队”的微信群中。这个微信群有两百多名成员，平时讨论改装车相关的内容，也会放一些美女视频。群成员何某看到这条消息后，向朗某提议：“要不要玩一下，骗骗群里的人。”

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策划了一出“白富美女业主出轨快递小哥”的戏码。朗某扮演快递小哥，何某则扮演吴言。在他们编造的故事里， “吴言”是孤独的“白富美”，饥渴难耐，出轨快递小哥，两人的“聊天记录”充斥着性暗示字眼。随后，朗某把在驿站偷拍吴言的视频与“聊天记录”截图发到群里，并进行“现场直播”。

8月5日，车友群里的陶某看到后，出于“吃瓜”心理，把视频和“聊天记录”打包，发到一个一百余人的群里。谣言因此扩散，在传播过程中，也愈发离谱。

在当事人吴言知情前，这则谣言已经扩散至整个城市，甚至全国。

谣言被散布之后的8月7日凌晨，吴言收到北京好友发来的聊天截图，询问她怎么回事。看到这条消息后，吴言称，“整个人都是懵的。”她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也没搞清楚二者之间的联系，唯一明确的是，“我只知道我被偷拍了，我被诽谤了，我被传播了。”

吴言当时想的是如何找到那个“快递小哥”，及时止损，“剩下的还来不及去想。”天亮后，她拿起手机拨打110。也是在这个时候，她所在的小区业主群、同事群都在转发那则视频。同事告诉她，他们都在讨论此事。那是她第一次对这个事情的传播度有了认知，“之前想的是传播范围可能没那么广，朋友只是刚好看到。”

她去派出所录完口供后，由于担心证据被销毁，她与男友周琦赶往驿站要求调取监控录像。他们通过驿站联系到了朗某。周琦和吴言闺蜜的男友去便利店与朗某对峙。

这不是周琦第一次见朗某。造谣事件之前，便利店刚开业，他经常和吴言一起在那里买酸奶、雪糕。“当时会有一些交流，觉得这人还不错，没想到是这么一个龌龊之徒。”周琦称。

编造谣言的动机，被朗某解释为“只是玩玩”。随着舆论发酵，“只是玩玩”的戏码演变成了一场社会事件。本刊记者几次去到便利店，郎某都答复“我不接受采访”。此前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朗某表示，“原本就是发在群里大家开个玩笑的事情，发完之后两三天我就在群里澄清了，说这是假的。没想到后来被转出去，闹得这么大。”

但关于澄清的事实，吴言与周琦提出异议。他们了解到的唯一一次澄清发生在8月，朗某得知陶某打包发送造谣视频与截图后，出于惊恐，在“三墩车队”群中澄清过一次。周琦称，“有网友给我们爆料，7月下旬，在同一个群里，面对同一批受众，朗某又故技重施，编造了一个用一杯奶茶就让对方主动献身的赵女士。如果他真的7月澄清过，为何要再喊一遍狼来了？”同时，据周琦介绍，在与陶某的私下和解中，对方表示没有看到朗某作出澄清。

事实究竟如何，吴言和周琦希望警方的介入能还原真相。

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朗某、何某发出行政处罚书，认定二人“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于情节较重”，给予行政拘留9日的处罚。

“所有的刑事犯罪都是主客观统一的，客观上，他要有诽谤的行为；主观上，他认识到这个行为是捏造事实的。在这个案子中，主观方面的证据不足，第三方（陶某）只是一个传播的行为，在传播的过程中，他是否意识到这是一个捏造的事实，这方面的证据是不足的，因而不构成刑事犯罪。”吴言的代理律师顾振华解释道。

举证

谣言发生后，周琦有些自责。7月那段日子，他工作忙，频繁出差，“本该是我替她拿快递的。”周琦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再去回想这件事，他不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总是与人为善的人”，却要遭到如此低级的恶意攻击。“我真的一度挺失望的，这是对我价值观的一个打击。”

后来，吴言和周琦下定决心通过法律手段维权。8月12日，吴言在个人微博中发出求助信息，希望网友们把看到的传播诽谤的信息截图发给她。之后，她陆陆续续收到几百条私信，“都是大家在各种各样的微信群里看到，然后截图或录屏下来给我。”

在她众多的举证材料中，一篇浏览量过万的公众号文章被视为最有效力的证据。一条匿名短信给他们提供了这一线索。看到文章的第二天，吴言和周琦迅速赶到公证处做了公证。一路上，她不停地刷新手机页面，“生怕有什么闪失”。

这篇浏览量过万的公众号文章，被视为吴言重要的举证材料  图/受访者提供

而这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据吴言介绍，如果以收到爆料截图里面的群人数计算，谣言影响到的人就有五万多，实际的传播量难以估算。目前，他们寻求法律手段的诉求之一就是：“弄清楚谣言确切的传播量。”

与巨大的传播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缺乏有效证据。被造谣之前，吴言对诽谤罪没有太多了解，之后漫长而困难的举证，更像是自己与男友的一条学法、普法之路。

“追责”，从开始到现在，吴言的诉求没改变过。走上刑事自诉这条路之前，她和周琦想过和解。“到现在我都觉得不恨他们，但我也永远不会原谅他们。我当时想要跟自己和解，放过我自己。”他们向朗某和何某提出：录制道歉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每人赔偿他们在此期间的各种损失费5万余元，其中包括二人失业期间的工资、律师咨询费、公证费、交通与电话费等。

朗某和何某接受了在网上公开道歉的要求。但关于赔偿金，两人有不同的想法。根据《新京报》报道，何某一直在讨价还价，希望把赔偿降到3万元。在吴言看来，“他道歉的目的是讲价，这不是一个认错的态度，这个道歉我没办法认。”

朗某同样认为赔偿金额过高，“吴女士只提供了一份公司开具的工资证明，没有提供月工资流水，应该赔偿半年吗？对于她男友的失业造成损失，我们来赔偿也不合理。”

交涉几次后，双方最终没能达成和解。10月底，在律师郑晶晶与顾振华的帮助下，吴言正式提起刑事自诉，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来维权。一开始，郑晶晶与顾振华建议她走民事，这也是许多诽谤案件追责惯常使用的方式。相比起来，“自诉案件成功的难度比较大，充满了不确定性。”顾振华介绍。

本刊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输入关键词“诽谤罪”“刑事自诉”“浙江”，经检索后，共有77条结果。在这些案例中，多数是以裁定方式（指驳回自诉；或因证据不足，法院不受理自诉人的起诉）结案，以判决形式结案的仅有十余起，而判决自诉成功的案例更是极少数。

“难度主要体现在固定证据。”顾振华介绍，“一般的刑事公诉案件是代表国家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由公安机关来固定证据。而对受害人来说，主观方面捏造的证据是很难调取的。不过，这个案子比较好的一点是她们（吴言）通过公证的方式收集了一部分证据。”

2020年12月26日，案件迎来新的节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案件正式由自诉案转为公诉案。相应地，控方也从吴言及其代理律师转变为检察机关。“到时候开庭的话就是检察官指控他们（朗某、何某）构成诽谤罪，吴女士和我们（代理律师）可能会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角色介入本案。”顾振华解释。

顾振华称，“一般情况下，侮辱诽谤罪是自诉案件，但是如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就是公诉案件。”吴言相信，这样的结果其实是传递一种信号，“告诉大家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朗某、何某一案的情况通报

抑郁

8月以来，吴言有过两次大的情绪波动。一次发生在8月末，“那段时间没有发生任何其他事情，但突然之间会觉得今天情绪有问题。”为了避免自己歇斯底里地发疯，她不停地在家里踱步，在阳台抽烟，之前一周才消耗一包烟，如今只用一天。“一旦停下来，就觉得自己的情绪要突破出来了。”

收到朗某、何某被行政拘留通知的当天，吴言还收到了公司的劝退电话。“公司HR说我现在遇到了这个事情就先休息，同时也再看看其他工作。”这是一家以零售业为主业的公司，她的职位为总经理助理，不仅代表公司形象，也要处理对外沟通事宜。本刊记者联系到这家公司，但对方拒绝透露劝退吴言的原因。

由于担心吴言的状况，周琦也离职了。他几乎24小时不离开吴言，即使下楼扔垃圾，也要拉着对方一起。

他们租住的房子，正南边是一个温馨的小阳台。过去，吴言喜欢坐在阳台上喝喝咖啡、看看书。造谣事件后，她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客厅，阳台上的吧台桌也因为闲置太久而积了层厚厚的灰，旁边可见几个烟蒂。

吴言喜欢时不时盯着窗外的阳台发呆。她说，“我是不会自杀的，但就会觉得身体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特别想过去。那不是我的真实想法。”

9月8日，吴言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这件事对你的影响真的这么大吗？”当听到医生问出这个问题时，她的“眼泪不由自主就下来了”。这是她感到自己被温暖到的一个瞬间。最严重的时期过去后，那些情绪如今偶尔还会浮现，“但我逐渐觉得自己可以一点点控制它了。”

吴言的抑郁诊断书  图/受访者提供

类似的抑郁情绪，木兰也感受过。她曾通过私信与吴言联系。

2020年8月，木兰从原来任教的私立中学辞职，到成都专心准备教师编制考试。她刚毕业一年，手里积蓄不多。在朋友的建议下，她租住在成都双流区西航港街道的一处民房。

木兰准备教师编制考试时的复习资料  图/受访者提供

“这里原住民非常多，楼房老旧，一栋楼只有三四层，楼与楼相距很近。我可以通过自己房间里的窗户，清清楚楚地看到对面楼里的情况。”木兰回忆。

这是她毕业后第一次独自在外租房。她住的房间在四楼，整层共有4个房间，3间都住了人。房间里没有厕所，洗澡要到走廊的拐角处，木兰觉得不太方便，“我都尽量早点收拾好，不跟邻居碰面。洗澡的时候我也会带着手机，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方便报警。”

木兰租住的社区  图/受访者提供

租这个房间，木兰花了三百多元。由于价格便宜，租户相对鱼龙混杂。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刚搬进来的前三晚，她都开着灯睡，“有点害怕。”第四天傍晚，她在房间里学习时，听到楼下两个男人的议论声。

“你看到新搬来的那个女的了吗？”

“她是做那个的。”

“应该不是吧。”

“她就是做那种事情的，她之前连开了三个晚上的灯。”

听到这番对话，木兰“搞不懂，为了佐证他们说的不正确，坚决地把灯关了”。她没料到的是，谣言却因此传出，而且越传越凶。她感冒时点了感冒药的外卖，被解读为买避孕药，朋友及其男友一起到家里修灯泡，被解读为“接待客人”。

她的一举一动皆成为这场谣言的素材，周围的看客以此为据，推演出他们心里的叙事。

走在社区里，木兰总会看到别人对自己指指点点。有一次她去附近超市，经过一群在树下乘凉的人时，听到有人小声议论：“你看就是那个女的。”“很正常，这年头卖的多了去了。”

木兰说，“当时那里只有我一个人在走。”

她想过抗议，拉着朋友一起去茶馆里找最先造谣的人，试图从别人口中获知对方情况，但得到的答复多数是，“我们也不认识你，谁会造谣你。”9月14日，她第一次去派出所报警，由于证据不足，又未造成实际的伤害，并未成功。警察给了她两个建议：要么证据找齐，要么搬离小区。

“但这种事情很少会指名道姓地讲，取证非常困难。”木兰不再去图书馆复习、备考，她开始用手机拍照片、录音。“很失望，我几乎整天都是一边愤怒、难过，一边在努力地寻找证据。”这是木兰情绪最崩溃的时候，感觉“人生毫无希望，好像人人都不可信任”。每天晚上，她都忍不住会哭，甚至想“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9月18日，木兰从租住的小区搬走，“但还是放不下这个事情，心里有阴影。”不管走到哪里，她都感觉好像有人在对自己指指点点。

一个月后，在父母的陪同下，她又报了一次警。警察带着她爸爸一起去最初造谣者的家里询问情况，对方不在家，接到电话则矢口否认造谣一事。木兰最终也没有等来一句道歉。

反思

被谣言中伤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思，以及改变。

8月的杭州正值酷暑，吴言整个月几乎没穿过短裤、短裙。她很少出门，仅有的几次外出，也是一身长裤加短袖，把自己裹得很严实。

“我想过会不会是自己的穿着让别人有想法。”这个想法短暂地出现过，但她后来很快明白，无论女生怎么穿，始终是自己的权利，不应该因此被诽谤。更何况，她取快递那天穿着“很正常”。

和吴言相似，张瑶的改变表现在习惯上。她平时非常注重保存证据，“朋友之间转账，会立刻截图，然后上传到网盘里面。”她的网盘里有一个文件夹，名为“存档”，里面收藏了各种证据。“包括你发给我的名片，”她向本刊记者说道。

这个习惯始于三年前一次被造谣的经历。张瑶读植物学研一时，常常要去距学校一百多公里外的实验室做实验。要带的器材大且重，不方便坐高铁，她总是一个人坐顺风车前往。

“那一次是第一次，”她顺利到达实验基地后，顺风车司机问她要了微信。她当时没有过多警惕。之后，司机常常在张瑶的朋友圈动态下点赞或留言。有几次，他甚至直接把车开到张瑶宿舍楼下要见她。察觉到不对劲后，张瑶拉黑了对方的微信，也在顺风车公司软件中拒绝对方再接自己的单。

张瑶在实验基地做实验时  图/受访者提供

张瑶再次见到对方是在学校保卫处。这名顺风车司机向警察称张瑶借了自己一万多元，警察带着他找到学校，双方面对面对峙。“他没有任何证据。”再看到对方，张瑶只觉得恐怖，这种情绪贯穿于整个事件。

对于指控，张瑶坚决予以否认。法院向她下达了立案通知书。司机提供的证据是一份伪造的聊天记录。“我很确定那个聊天不存在。”张瑶称，只是，她之前清空了和对方的聊天记录，所以一直很被动。经过几个月的拉锯，这场无妄之灾以对方撤诉收场。

回看此事，张瑶觉得莫名奇妙，开始反思自己过去不够警惕。谣言之后，她变得审慎，跟新朋友和陌生人交往时，“都比较存疑。”此外，及时保存证据也变成她的日常，“虽然后来都没用上。”

12月17日，吴言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第一次摘掉了口罩，面对镜头，她表示“我不是什么都没有错，我是什么都没做”。

看到这个视频，钱靖杰说，“我跟这个女士太有共情了。作为一名男性，我都依然记得被不认识的人捏造龌龊谣言的恶心劲儿，像吃了苍蝇一样倒霉。”

2019年年底，他被学校不认识的人造谣自己“被包养”。朋友在聚会上开他玩笑时，他才发现，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谣言，“除了我自己。”那之后没多久，谣言也在社交媒体中出现。某微博账号转载钱靖杰的生活照后，评论里出现了一条涉及性的评论，字眼露骨且恶意满满。

几重谣言混杂在一起，对19岁的钱靖杰来说，“影响真的挺大”。与吴言不同，他一直在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那么多视频中只有我的下面出现了侮辱性评论？”

这种反思一直持续。“我以前真的很爱分享啊，觉得开心的事情，也想发出来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只要在抖音、微博等平台上看到私信，他都会坦率地回答自己的学校、名字，“从来不会担心，我行事光明磊落，没什么不好跟别人讲的。”两次谣言过后，他好几个月没再更新自己的社交媒体，还关闭了朋友圈。

钱靖杰曾在微博上举报过这一评论，但并未被微博管理员审核通过  图/受访者提供

最伤心时，钱靖杰也没想过要和任何人提起这些经历。比起维权，他更希望事情快点过去。谣言后来不了了之，“我可能也学会了去保护自己的隐私。”钱靖杰说。

第二次报警无果后，木兰会在心里自问：“是不是我想多了？”直到在网上看到吴言的遭遇后，她才相信真的是有这种无聊的人。“他们纯粹就是为了开玩笑，根本不考虑会对受害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谣言的事，木兰放弃了2020年的编制考试，回到家乡。即使在家，她也很少社交和外出。“还是害怕，陌生人一用那种眼神看你，就会生出恐惧。”

父母一度责怪她内心不够强大。为了克服恐惧，她把微信头像换成电影《花木兰》里的“MULAN”字样，那是她在电影结束后翻拍的。她说，“木兰身份暴露后，也会有一些非议，但她并没有畏惧那些东西。我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勇敢，不要畏惧别人。”

互助

2020年9月，吴言开始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维权经过与心情。第一次收到私信时的开心，她至今还记得，“我觉得，我起到了作用，让那些人看到我了，他们愿意去维权或是面对谣言。”

她与木兰的结识便是在那个时候。了解到对方的基本情况后，吴言鼓励木兰勇敢搜集证据，并积极地出谋划策。

如今，吴言每天会收到几十条私信。“随便往下一划拉，就有至少五十条。”她发现，向她私信咨询的多数诽谤案例都在社区发生。“社区化的（案例）想取证特别难，因为多数人都是外来的，他们不被这个社区接纳。”

除了接受媒体采访，吴言一天中最多的时间，都用来刷微博或回复留言和私信。她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公众，“这条路确实难，但结果是可以走得通的。”回想这颇为困难的五个月，她坦言，“是一团力量支撑着我。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的话，很可能撑不到现在。”也因此，她希望未来可以帮助到更多想要维权的人。

不少人质疑她想红、蹭流量。吴言觉得，抛开性别就事论事，任何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那些刺耳的声音是一定会存在的，“就像有人爱你，也会有人恨你。既然选择了去聆听那些善意与正义的声音，就也要接受那些负面的。”

实际上，在吴言站出来之前，许多有相似经历的人并不知道如何借助法律来维权。“看到吴女士的视频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所遭遇的可以用法律来制裁。”钱靖杰说。

12月，从新闻里得知吴言的案子立案成功后，同在浙江的谢莹莹主动联系了吴言的代理律师郑晶晶，请对方做自己的代理律师。几个月前，在得知交往了三个月的男友已经结婚的事实后，她与其分手，并在他们相识的论坛里揭露了对方隐婚的情况。这一行为惹来对方的威胁与造谣，“他诽谤我卖淫，每一次都是给200块到500块。还用非常恶毒的言语攻击我。”谢莹莹介绍。

这段经历一度让谢莹莹一蹶不振。吴言的案子给了她很大的勇气。她搜集了一部分证据后，正式向当地法院提出刑事自诉。

在谢莹莹眼中，吴言是个勇敢的女性，也是自己的榜样。谢莹莹说，“根据她的案子，也让我相信自己的遭遇会得到应有的公平与正义。”

（注：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除郑晶晶律师、顾振华律师外，其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