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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之策，圆梦之力：

广东脱贫攻坚理论观察

文／杨洋

2020年，中华民族离全面摆脱绝对贫困目标越来越近。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事关全面小康质量成色，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局和起步。

放眼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始终存在，但真正大规模高质量的脱贫工作至今未在中国之外出现。规模宏大的脱贫攻坚战，写就了一张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答卷”，彰显中国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2009年以来，累计409.1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3倍；825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村均集体收入达29.5万元……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脱贫成效和脱贫贡献尤为令人瞩目，创造出一系列决战脱贫攻坚的“广东经验”，成为“中国经验”中一块重要的拼图。

“乡亲们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放不下心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盼言犹在耳。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力度，近年动员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数万干部扑下身子、扎根山乡，为乡村振兴聚集“头雁效应”，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脱贫路线图上用担当绘出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推出“三个率先”经验：率先在全国开启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探索，率先开启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率先构建起社会广泛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衔接迈出实质性步伐。

在全国上下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背景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在乡村振兴的使命召唤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深远。而在系统梳理总结脱贫攻坚“广东经验”的过程中，广东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总定位总目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信心和底气，也正跃然纸上。

重磅报道

脱贫攻坚的广东战法

记者／杨洋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脱贫攻坚的历史使命即将完成，中华民族摆脱贫困的千年愿景即将梦圆。

2009年以来，累计409.1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3倍；825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村均集体收入达29.5万元……在这样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中，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全面小康建设中，作出了卓绝的广东贡献。

而这历史性成就的背后，是广东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率先在全国开启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探索，率先开启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率先构建起社会广泛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在不断增强脱贫奔康内生动力、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中，形成广东战法、广东韬略。

打好红色基底

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

反过来，许多贫困村的“穷根”，就在于基层党组织基础不牢固，中央与地方的好政策无法通达神经末梢。

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的湖中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村。该村2016年被定为省定贫困村，村干部各做各的，难以形成合力，村民对政策推行各种不配合，贫难脱、帽难摘，很多基础工作都推动不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扭住农村基层党建这个重要开关，印发实施《广东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三年分别以“规范化建设”“组织力提升”“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主题，破解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全面完成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

湖中村被列为软弱涣散村进行整治。

80后女党员何俊霞回乡后通过选举上任村支书，第一件事就是抓好村级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定了湖中村《村干部履职规范三字经》等系列制度，作为“头雁”带领党员发挥先锋示范作用。同时，村里还推进了小龙虾养殖、扶贫车间等脱贫项目。

五华县委书记吴晖直接挂点湖中村，多次进村实地调研和解决问题，并就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支部班子建设、如何发挥党员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力地推进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

2020年6月18日，湖中村最后三户贫困户达到退出标准。至此，湖中村摘帽脱贫，昔日的软弱涣散村一跃成为党建示范村。

湖中村只是夯实基层党建、决战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案例。

上下同欲者胜。

这场举国出征的硬仗中，广东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一根本和基础，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政治责任，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大组织保证。近8万名干部扑下身子、扎根山乡，在基层党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增长才干、锤炼本领，全省825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发展基础和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党旗所指，就是胜利所向。

全省各级党组织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党的领导书写在田野和大地上，让红色成为广东脱贫攻坚的最鲜亮底色。

大扶贫大开发

脱贫攻坚要牢牢依靠党的领导，但绝不是党政主导“独角戏”，广东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全社会参与“大扶贫”。

还是以梅州市五华县为例。按照相关部署，广州对口帮扶梅州，番禺区对口帮扶五华县，截至2019年10月，广州番禺区协助五华县完成投产项目54个，完成总投资74.4亿元。

国有企业广东电网公司则充分发挥行业优势，采用“光伏扶贫”的方式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在集中连片荒山建设30兆瓦光伏扶贫电站1座，收益期25年，惠及全县2万多贫困人口。民营企业敏捷集团结合当地“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打造桑芽菜产业基地。各个帮扶单位也探索出了极具特色的帮扶机制，加大综合开发力度。

大扶贫格局的“大”，在于工作的大统筹、力量的大整合。

广东率先构建起社会广泛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凝聚起决战决胜的强大合力。围绕“谁来扶”的问题，始终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将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等三大机制有机融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

珠三角地区6市帮扶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2个市1719个相对贫困村，区域对口帮扶成效显著。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推动村企共建、县企共建，将民营企业扶贫资源精准有效地配置到村到户。

全国首创“6•30”广东扶贫济困日平台，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扶老、助残、救孤、助学等扶贫济困活动，逐步成为全省参与面最广、惠及范围最大、社会效果较好的扶贫济困爱心平台。

广东把对口帮扶、定点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先后实施了“双转移”战略、扶贫开发“双到”战略、粤东粤西粤北振兴发展战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同时按照“中央要求、当地所需、广东所能”，把东西部扶贫协作作为应尽义务和分内之责，不断拓展协作领域、深化协作内容，做实携手奔小康行动。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不仅是政府的义务，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同时，扶贫开发本身也会反哺社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脱贫致富不仅意味着新的生产力，也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量，将打开乡村更为广阔的市场，形成“助人者自助”的良性循环。

用好改革关键一招

在脱贫攻坚上，广东发挥改革先行地的优势，大胆探索、改革创新，走出一条符合广东实际的特色减贫治理道路。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广东坚持把党中央工作要求同本地实际相结合，持续深化扶贫开发体制机制改革。广东率先在全国开启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探索，率先开启相对贫困治理实践，创新推动贫困村创建新农村示范村、扶贫资产管理、以消费扶贫推动社会扶贫、全产业链推进产业扶贫等新做法新模式，探索出了一批值得推广的经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

看今日之广东，英德沙口镇的红茶秋茶收成给脱贫奔康的合作农户带来增收，河源市东源县黄洞村的新一批“粤菜师傅”培训开班，揭阳市揭西县的火炬村迎来一拨又一拨的红色旅游团，昔日的贫困村都找到了奔康致富的道路。

先行者，不忘同行人。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广东对口帮扶广西、四川、贵州、云南4省（区）14个市州，帮扶93个贫困县摘帽、5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为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广东力量。

“西部高原地区气候环境普遍比较恶劣，经济底子薄起步晚，更加需要创新思维，以创新激发内生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深圳海事局干部、挂职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委常委、副县长的周水平说。在化隆县，周水平和帮扶干部一起，以管理和制度创新为抓手，推动当地建立创新的市场氛围和良好的法治环境，让深圳经验持续助力西部高原地区乡村振兴。

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广东稳扎稳打，即将迈入全面小康。

2021年，乡村振兴开新篇，国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广东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长效脱贫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历史使命，更要放眼到新发展格局的视域中，坚持用好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充分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改革开放精神，持续深化扶贫开发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全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改革不停步，振兴再出发。

广东在脱贫攻坚中以实践干出来的经验和智慧，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再出发的新起跑线，将在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书写新的广东韬略。

广东相对贫困精准减贫治理的基本经验

文／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不断完善减贫治理体制机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战略位置，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全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动员全党全社会向贫困发起总攻，取得了中国减贫史上最好成绩，为全世界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始终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最大发展机遇和第一民生工程，先后实施山区扶贫开发、八七攻坚、扶贫开发十年纲要、扶贫“双到”、脱贫攻坚等减贫治理战略，率先在全国开启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探索，率先开启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率先构建起社会广泛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衔接迈出实质性步伐。2009年以来，累计409.1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3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显著改善，825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村均集体收入达29.5万元，发展基础和发展能力显著提升；近8万名扶贫干部和驻村干部得到培养锻炼，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理念深入人心，党群干群关系显著改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此外，广东还对口帮扶广西、四川、贵州、云南4省（区）14个市（州），帮扶93个贫困县摘帽、500万贫困人口脱贫，为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广东力量和广东智慧。

站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要实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必须深入总结精准脱贫攻坚战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积累的战略性经验、形成的前瞻性理论，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参考和理论支撑，为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长效帮扶机制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

精准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广东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扶贫开发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帮扶方式由党政主导“独角戏”向社会参与“大扶贫”转变，减贫治理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一）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取得重大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以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3%作为扶贫标准，在全国率先开启解决相对贫困探索。2013—2015年，广东省以3480元作为相对贫困标准，全省认定20.9万户、90.6万相对贫困人口。通过三年的“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开发式帮扶，累计完成3000个村6万户30万人的“两不具备”村庄移民搬迁工作，56.8万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村危房改造顺利完成，被帮扶相对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220元。2016—2020年，现行标准下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全部实现，贫困劳动力就业率98%以上，年人均产业增收2400多元，有劳动力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147元，全部实现高质量稳定脱贫。

（二）贫困地区发展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对口帮扶全面深化，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共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民生保障、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等多个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累计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50个，建设“一村一品”基地1048个，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3万个，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较快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大为增强。2277个贫困村人居环境基础整治任务全面完成，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全省中等以上水平，贫困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7456元，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33.5万元，实现“后队变前队”目标。

（三）贫困地区减贫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全党动员促攻坚成为全省上下的普遍共识，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政治责任得到全面落实，全省1.8万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近6.5万名干部先后参与住村帮扶，5840多名扶贫干部持续攻坚，近10万名村“两委”干部奋战一线，一大批干部得到培养锻炼。精准帮扶精准施策的理念深入人心，从严从实真抓实干作风全面建立。志智双扶取得重大进展，贫困群众主动脱贫意识、脱贫能力显著增强，教育引导、政策引导、宣传引导良性格局初步形成，基层治理主人翁意识实现重振。

（四）以脱贫促振兴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广东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严格落实“省负总责、部门联动、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全面加强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建立起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精准识别、精准脱贫的工作体系，上下联动、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保障资金、强化人力的投入体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广泛参与、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广东相对贫困精准减贫治理的主要路径

广东聚焦欠发达地区发展实际和贫困群众“急难愁盼”事情，充分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改革开放精神，持续深化减贫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减贫战略由区域开发、到村帮扶向精准到人转变，推动帮扶方式由开发式为主向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转变，构建起具有广东特色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减贫治理之路。

（一）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政治责任，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大组织保证。严格落实“省负总责、部门联动、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检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尽锐出战，全力以赴抓好脱贫攻坚工作。省“四套班子”成员全部把脱贫攻坚工作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到市县调研都要看扶贫，每次全会都要强调扶贫，每年开头都要召开全省会议专题部署扶贫。省委书记李希连续3年率党政代表团到扶贫协作地区调研对接全覆盖，主持召开3次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会议、17次省委常委会、4次专题会议研究脱贫攻坚工作，对脱贫任务重的县实现专题调研全覆盖。省人大连续4年听取省政府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报告，2018年对脱贫攻坚组织专题询问。省政协2017、2018年连续两年把脱贫攻坚作为重点提案，2019、2020年组织各民主党派对脱贫攻坚进行专题调研。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面加强统筹协调，出台90多份脱贫攻坚政策文件，协调解决了一系列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全面实施遍访贫困户制度、深度调研制度、专题研究制度、定期报告制度、考核督查制度等五项工作制度，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各行业部门牵头建立脱贫攻坚专项工作组，严格落实“四个优先”工作要求，实施责任清单管理制度，持续加大政策供给、资源投入、人才保障力度，强化工作合力。实施脱贫攻坚挂牌督战， 6位省领导和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41个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挂牌督战8个地市、41个县（市、区）、133个村，实地督战265次，走访648个镇、1898个村、4205户贫困户，帮助基层解决困难923个。

（二）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统筹推进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全面提高脱贫质量和脱贫稳定性。始终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贫困问题，因村因户因人精准分类施策，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环境、增强贫困户稳定脱贫能力，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一是全面增强产业扶贫带贫能力。依托“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推广“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扶持专业镇村、专业镇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7875名，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23.21亿元，建设光伏扶贫电站9300余座。云浮市创造了整镇推动发展特色扶贫产业的“云浮经验”，形成“镇镇有产业、村村有基地、户户有项目”的产业扶贫格局。二是持续提升贫困户就业稳定性。完善就业奖补扶持政策，加强区域劳务协作，落实“一对一”精细化服务。实施“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粤菜师傅”三大工程，建成扶贫车间、扶贫工作坊1103个，开发公益性岗位1.78万个，帮助全省41万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人均就业增收1.8万元。茂名市创新开展“岗位信息对接一批、技能培训提升一批、扶贫车间解决一批、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批、劳务协作转移一批”就业扶贫“五个一批工程”，全市92%的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三是全力推进消费扶贫转型升级。高水平建设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累计搭建消费扶贫专馆254个，覆盖中西部17个省份，省内21个地级以上市全部入驻，展销3200多家企业的8500多种产品。在全国19个省区认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902个。开展“消费扶贫月网上行”等系列消费扶贫活动。四是全面补齐贫困户“三保障”短板。贫困户子女就读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免除学杂费，从义务教育至大学教育实行生活费补助，共补助学生29.5万人，年均发放补助资金10.8亿元。筑牢“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道保障线，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已全部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医疗救助比例达到80%以上。将危房改造标准提至户均4万元，2015年以来全省完成危房改造34.4万户，贫困户住房不安全问题全部解决。农村低保最低标准提至年人均6384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提至每年2100元和2820元。

（三）坚持“三位一体”大扶贫工作格局，广东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凝聚起决战决胜的强大合力。围绕“谁来扶”的问题，始终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区域对口帮扶成效显著，组织珠三角地区6市帮扶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2个市1719个相对贫困村，派驻5597名驻村干部，投入130.94亿元，帮扶相对贫困户11.82万户36.78万人。阳江与珠海建立了“阳江—珠海扶贫工作月碰头会”等沟通协作机制。定点扶贫机制不断完善，动员全省1.8万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派出驻镇（街道）工作组1112个、驻村工作队1.2万个、工作队员6.5万人，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依靠力量。“万企帮万村”扎实有力，深化结对帮扶、村企共建，9115个企业累计投入帮扶资金66.5亿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全国首创“6•30”广东扶贫济困日平台，10年间“6•30”活动共吸引1000多家社会组织、近万家企业、100多万志愿者、2000多万爱心人士参与，募集社会资金320多亿元，其中2016—2020年共募集社会资金近220亿元。

（四）坚持用好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积极探索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充分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改革开放精神，持续深化扶贫开发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全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是建设美丽乡村筑牢生态振兴基础。省财政村均投入1500万元，深入推进2277个贫困村创建新农村示范村工作，全面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农村大量积存几十年的垃圾、污泥、废弃房得到彻底清理，贫困村200人以上自然村路面硬化全面完成，行政村和自然村集中供水率分别达99%、98%以上，贫困村公共服务站、标准化卫生站、快递物流覆盖率分别达99.8%、98.5%、80.2%，初步实现由“局部干净卫生”向“全域干净整洁”、由“美丽乡村试点”向“连片精品线路”转变，贫困村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二是管好扶贫资产筑牢产业振兴基础。把扶贫资产管理作为脱贫攻坚重要内容，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创新实施明确所有权、放活经营权、保障收益权、落实监督权“四权分置”的管理模式，全面加强对扶贫经营性、公益性、到户类扶贫资产“三类资产”的监管，巩固产业扶贫成果，夯实两项衔接基础。韶关南雄市成立扶贫资产投资公司，以企业化、市场化模式运营管理县、镇两级扶贫资产。三是打造不走工作队，筑牢人才振兴基础。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实施基层党组织“头雁工程”，持续抓好扶志扶智工作，全面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红色村选派第一书记，创办脱贫攻坚“农民夜校”等，加强思想、文化、道德、法律、感恩教育。综合运用生产奖补、就业补助，通过“按劳取酬”和“二次分红”让贫困群众增收，形成“观念转变+增收”的潮州经验。四是建立监测帮扶机制筑牢稳定脱贫基础。出台《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意见》，加强对建档立卡未脱贫户、已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监测，落实技能培训、就业帮扶、产业带动、小额信贷支持等帮扶措施。深入推进扶贫开发与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有效衔接，不断完善农村低保保障政策，低保覆盖范围从收入型贫困家庭向因病、因残、因学等刚性支出负担过重、影响基本生活的支出型贫困家庭扩展，做到“保人”与“保户”相结合。严格落实“四不摘”要求，保持现行帮扶政策、驻村工作队稳定至2021年上半年。支持江门、韶关、清远等地开展健全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低保政策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衔接改革试点。

（五）坚持服从服务全国“两个大局”战略，把东西部扶贫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助力被帮扶地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按照“中央要求、当地所需、广东所能”，动员全省全社会力量，实行新增资金、新增项目、新增举措向督战县、村“三集中”，强化主体责任、帮扶政策、工作举措“三落实”，全面深化携手奔小康行动，在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成效考核中连续三年评价为“好”的等次，为全国全面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啃了硬骨头、作了大贡献、当了排头兵。一是创新“战略统领、清单落实”统筹协调机制，推动扶贫协作与区域协调发展深度融合。把帮扶桂川黔滇四省（区）脱贫攻坚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深度融合，深入推进珠江—西江经济带、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建设，与桂川黔滇四省（区）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协作联席会议、领导定期互访、职能部门相互对接等协调机制。二是创新“财政主导、社会助力”投入支持机制，推动政府主导与社会助力深度融合。2016年以来，省、市、县、镇四级财政累计投入援助资金168.8亿元，县均从2016年的1039万元增加到2020年的6011万元，财政援助资金总额和县均数居全国前列。2018—2019年我省合计投入379亿元，连续两年超额完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任务。三是创新“尽锐出战、双向互动”人才支援机制，推动双向交流与本土培养深度融合。2016年以来共向被帮扶地区派出党政干部1159人次，接收被帮扶地区挂职干部998人次；共派出教师、医生等人才11292人次，开展“爱心助学”“希望工程”“学前学会普通话”等活动，形成了涵盖从幼儿园到职业教育的全链条式帮扶机制。四是创新“龙头引领、前店后厂”产业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梯度转移与增强“造血”功能深度融合。与四省（区）共建95个产业园区。引导1万多家企业到被帮扶地区投资兴业，在扶贫协作四省（区）认定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88个。五是创新“精准对接、精细服务”劳务协作机制，推动广东用工需求与西部人力资源深度融合。实施“广东技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三大工程，建设校企合作、劳务服务站、扶贫车间三大平台，强化政策激励、权益保障、动态跟踪三项服务，24个省份约有387万贫困劳动力在粤就业，扶贫协作四省（区）在粤务工贫困人员220万人。六是创新“广泛参与、全面覆盖”携手奔康机制，推动广东市场技术优势与西部资源优势深度融合。组织全省88个经济较发达县（市、区、镇）与93个被帮扶地区贫困县，293个镇、895个村（社区）分别与被帮扶地区342个镇、1033个村结对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实现贫困县、镇及深度贫困村结对帮扶全覆盖。组织全省1084间学校、420家医院与被帮扶地区1186间学校、741家医院结对。

（六）坚持从严从实较真碰硬工作作风，多措并举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脱贫攻坚正确方向。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和各环节，狠抓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着力解决制约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突出问题，千方百计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到战疫战贫“双统筹双胜利”。一是多措并举克服疫情影响。实施就业扶贫助复工行动，累计组织专车、专列、专机3053趟（次），帮助扶贫协作4省（区）13.4万名贫困劳动力来粤务工。多措并举解决项目复工难，通过筹措资金、流转土地、提前规划等方式，“一项目一策”解决项目复工难问题。推动全省231个人工养殖野生动物扶贫产业项目全部转产转型。线上线下创新解决农产品销售难，创建广东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广东消费扶贫月网上行”等网络平台，实施大湾区“菜篮子”车尾箱工程，创新实施“以购代捐”消费扶贫机制，组织“广东消费扶贫月网上行”系列活动。二是狠抓突出问题整改落实。始终坚持“两不愁三保障一相当”标准不动摇，聚焦直接影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的问题、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问题“三类问题”，结合专项巡视、跟踪审计、人大询问、纪委监委反馈、考核评估发现问题，全面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工作清单和整改台账，上下一体改、举一反三改、全面彻底改。2016年以来，全省各地累计排查整改突出问题3278个，教育扶贫生活费补助、无房户住房保障、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建立了长效整改机制。三是持续推进扶贫作风建设。连续三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曝光一批扶贫领域违纪违规典型案例，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扎实开展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基层减负年活动，狠抓重复填表报数、会议多、发文多、无实质性内容的督导检查多等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整治，以作风攻坚促进脱贫攻坚。全面改进调查研究方式方法，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方式调研督导，看真贫、访实情、出实招。

相对贫困精准减贫治理留下的宝贵经验

善于总结经验才能干好工作。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伟大实践中，广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把精准脱贫攻坚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予以统筹部署，构建起上下联动协调互促的减贫治理新格局。区域联动、战略互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广东坚持尊重区域发展规律，贯彻协调发展理念，推动扶贫减贫与“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战略相衔接，与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广州和深圳“双城联动”相统筹，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与区域对口帮扶、粤东西北振兴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协调互促，构建起区域协调、城乡互促、区域联动的减贫治理新格局。

（二）必须坚持精准方略，因村因户因人精准分类施策，切实提高帮扶政策和帮扶举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广东紧紧围绕“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求，深化拓展“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帮扶举措，深入推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住房保障扶贫、民生保障扶贫、基础设施扶贫、党建扶贫等重点工程，提升发展能力、改善发展环境、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相统筹，筑牢稳定脱贫基础。

（三）必须坚持大扶贫格局，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帮扶局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不仅是政府的义务，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广东始终注重将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等三大机制有机融合，把对口帮扶、定点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先后实施了“双转移”战略、扶贫开发“双到”战略、粤东粤西粤北振兴发展战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管理优势，深入实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推动村企共建、县企共建，将民营企业扶贫资源精准有效地配置到村到户。在全国首创“6∙30”广东扶贫济困日平台，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扶老、助残、救孤、助学等扶贫济困活动，逐步成为全省参与面最广、惠及范围最大、社会效果较好的扶贫济困爱心平台。

（四）必须坚持内源式发展，推动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广东始终遵循内因外因辩证作用规律，以党建为抓手，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始终把外源式帮扶与内源式脱贫结合起来，不断激发其进取精神和内生动力，实现自主脱贫。向贫困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和软弱涣散村精准选派第一书记，培养脱贫致富带头人，选树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加强贫困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推广“以奖代补”等帮扶政策，培育文明乡风，整治等靠要等不良习惯，帮助贫困群众转变观念、提升能力、增强信心，树立“我要脱贫”信心，激发内生脱贫能力。

（五）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扶贫开发体制机制，走符合广东实际的特色减贫治理道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广东省坚持把党中央工作要求同本地实际相结合，持续深化扶贫开发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贫困村创建新农村示范村、扶贫资产管理、以消费扶贫推动社会扶贫、全产业链推进产业扶贫等新做法新模式，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同时，统筹推进区域对口帮扶和定点扶贫工作，推动产业共建与特色扶贫产业培育“以大带小”，推动产业扶贫与消费扶贫、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全链条发展，以大市场、大帮扶的理念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打造长效脱贫的广东模式

——专访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米运生

记者／杨洋

全面小康圆梦在即，而脱贫摘帽并非一劳永逸。从脱贫攻坚到长效脱贫，再到乡村振兴，需要广东进一步谋划接续之策，打造长效脱贫的广东模式。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米运生教授长期研究农村土地、农村金融等课题，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广东如何摸索建立长效脱贫的接续之策？《南方》杂志记者与米运生教授展开探讨。

新征程，新任务

《南方》杂志：“十三五”期间，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指引下，广东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我们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应该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如何设立长效脱贫机制？

米运生：要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就需要设立长效脱贫机制。广东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开放的发展道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广东已经充分享受到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面向未来，开放也有利于广东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十四五”时期，广东要更加主动走开放的发展道路。一方面要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另一方面要加快对内开放，在巩固和拓展泛珠三角基础上重点发展珠江经济带，不断扩大发展腹地。

第二，必须坚持改革的发展道路。面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不能畏难。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领域，要勇于探索、自我革命，通过改革释放潜力、激发活力、永葆魅力。

第三，加快形成区域和城乡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把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纳入总体发展框架和发展格局，通过珠三角、非珠三角的优势互补，实现联动发展和共同繁荣。要通过构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主体相互兼容。要通过扶持性的功能类政策，弥补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天然劣势，把“三农”从短板变成潜力板，把潜力板变成生力军。

第四，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均等化。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基础上，广东要进一步建设建成城乡统一的医疗卫生、养老、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广东可以率先探索12年制义务教育，率先实现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城乡统筹。

第五，形成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合力。在财政、金融、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领域，统筹规划和妥善使用人财物等扶贫资源，建立健全系统性、整体性和连续的帮扶政策，形成全社会参与扶贫、减贫的生动局面。

《南方》杂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中央的要求是“扶上马，送一程”。广东应该怎样做好政策接续，有哪些先进经验和做法值得延续？

米运生：中央提出“扶上马，送一程”的要求，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来说非常重要。这要求我们不但要关注短期效果，而且还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和中长期效果。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应该从如下两个方面做好政策接续：第一，防止“旧病复发”。及时摸查各种诱因和隐患，告知相关预防办法，通过提高“预后”效果巩固脱贫攻坚的效果。第二，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对贫困群体进行能力训练、生活方式、营养健康、“三观”提醒等方面的知识与信息帮助，提高贫困户的免疫力，增强抵御贫困的素质和能力。

对广东来说，在“扶上马，送一程”方面积累了不少值得延续的好经验、好做法，主要包括如下思路：第一，在扶上马时，全民参与；送一程时，重点关注经济、医疗卫生、文化和教育等各系统。第二，做好“后续拜访”，贫困户摘帽之后，不能就认为是万事大吉，从而觉得可以歇歇脚、松口气了；相反，要通过动态跟踪和后续拜访，如果有人途中掉下来，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建立以杜绝返贫为目标的预警体系，建立全程、全面的监测网。

打通长效脱贫的堵点

《南方》杂志：您的团队正在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乡村振兴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广东较早在全省层面推进土地确权，也建立了农地流转的服务平台。直面长效脱贫、乡村振兴的新课题，在土地制度改革上面，广东还应该打通哪些堵点？

米运生：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的核心，其改革成效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败。考虑到广东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的资源禀赋情况，农地制度改革需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要通过农地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在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三个层面，要根据改革的目标明确不同的侧重点。

对承包经营权而言，无论如何改革，都要守住“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个底线。为了发挥好农村作为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增进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保护农耕文明，广东要在稳定承包关系的前提下打通农地产权不稳定的堵点、缓解农地频繁调整的问题。而夯实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我们要对小农经济保有历史耐心。

对土地经营权来说，无论怎么改革，都要守住“耕地红线不突破”这个底线。土地经营权的价值，主要在于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此，需要赋予经营权更加平等的法律地位，为农业投资者和农业经营者提供稳定预期，打通土地经营权流转难的堵点。我们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土地金融、激活农地的金融和资本属性并提高其可交易性，促进农地流转、经营权转让，最终实现广东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南方》杂志：推进普惠金融改革创新，是帮助贫困人群脱贫增收的关键举措，是以金融服务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起点。打造长效脱贫的广东模式，应该如何把握农村金融这一关键环节？

米运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广东乡村产业发展快速，城乡融合发展加速，接下来完全可以农村金融作为重要抓手撬动进一步发展。目前，广东“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态势红火，依托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发展的区域品牌农业、汇集各类创新要素的农业产业园方兴未艾。近年来，广东各地探索出了“整村（园区）授信”模式，探索出“陈皮贷”“生蚝贷”等各类依托于某一区域品牌的特色金融产品。为解决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产品难以二手处置、质量难以监督、交易难以监控等问题，广东还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在全国首创了生猪活体抵押贷款等新型金融产品。

可以说，广东在市场、产品、组织、业态等农村金融的各方面，都成功探索出许多有效模式，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进一步发展农村金融，未来需要重点做好如下几个方面工作：第一，加强对农村金融政策的顶层设计，把农村金融纳入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第二，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需要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继续鼓励农村金融创新，不断掀起农村金融创新的高潮，将农村金融作为推动小农融入现代农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抓手。第三，需要广泛吸收其他省份在农村金融创新方面的做法，特别是大力鼓励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使数字技术成为打造多层次综合性金融体系的有效手段，使数字金融成为打通城乡物理隔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渠道。

”。而无数个精彩的蝶变样本中，正是第一书记用汗水和智慧，在田间地头勾勒着所有情节的每一条主线。

以创业为着力点，凝聚扶贫济困合力

文／左伟（广东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10年至今，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依靠1000多家社会组织、近万家企业、100多万志愿者、2000多万爱心人士，广东省率先创建了凝聚社会合力的“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平台，形成了独具广东特色的“345”广东社会扶贫新模式，推动广东社会扶贫由萌芽、初创、发展逐步走向成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如何坚持内生动力与外力相结合，如何实现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广东以驱动农民创业为着力点，形成稳固持久的脱贫动力，为全国社会扶贫改革探索提供了广东经验和广东智慧，也体现了广东担当。

扶贫济困为农民与农村要素相结合实施创业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就业、真正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盘活农村要素，激活要素动能，不是使农民仅仅成为要素的供给者和要素租金的分成者，而是要成为要素价值增值的创造者。

以“输血”促“造血”，形成持续动力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广东省将202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主题确定为“决战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力图通过建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长效衔接机制，以巩固现有脱贫攻坚的成果，激发乡村活力。稳定脱贫与乡村振兴要以乡村产业发展为基础，其主要途径就是鼓励支持乡村创业，把农民引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当中来。

扶贫对象是农民，济困的目标是农民生活富裕，农民“自我造血能力”是稳定脱贫的内生力量，扶贫济困一直注重借助外部力量对贫困人口心理赋能，培育农民的内源性力量，推进农民主体意识、责权意识、自我发展能力，以农民“自我造血”培育为主线，共建“外来输血”与“自我造血”双驱动力系统。

针对贫困地区地处偏远，交通和通信不便，人们对外界信息了解不及时，对新事物接受度较低，个体创业意识因而相对不强的特点，广东省在扶贫济困中形成了区域协作帮扶、定点帮扶、大企业帮扶、干部挂职帮扶、农业特派员制度、产业帮扶、电商扶贫、消费扶贫以及教育扶贫等相应帮扶机制。这些扶贫济困的制度安排调动优势资源，注重培育农民创业的主体意识，提升农民主体能力，提高“自我造血”的信心和动力。

扶贫济困通过农民的创业实践，加强创业相关知识学习，不断拓展知识储备和视野，转变保守的思想观念，开阔眼界，提高脱贫致富的自信心，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农民创业的主体主要集中在返乡农民工和乡贤群体，他们通过在外务工经商，形成了创业资金、技术、信息、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快速激活自身的创富创新意识，从而激活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从根本上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农民创业不仅使自己的原生家庭脱贫致富，同时也通过创业示范带动其他农民脱贫致富。

目前，创业型经济正逐步发展成为广东农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等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农民创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生机。农民创业催生了农业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一人创业、带动致富”的农民创业景象正在形成，农民创业正成为减贫脱贫的活力新引擎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力量。

完善农民创业帮扶政策，形成制度合力

马克思辩证关系论认为，制度和技术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二者同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注重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作用：制度的改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技术的进步则可以减少生产成本，而由制度和技术相互促进形成的技术决定或制度决定所产生的技术路线依赖性或制度路线依赖性，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农民创业政策是指导、支持、保障农民创业规范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有关部门针对当前农民创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实际，完善农民创业减贫的专项支持政策，把促进农民创业减贫的保障机制融入扶贫开发政策、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中。

一是通过农民组织化的方式引导农民创业者积极组建行业协会或跨行业、跨地区的行业协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搭建农民创业能力的资源共享平台，加快推进农民工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等就业创业平台建设，完善创业平台服务功能和扶持政策，引入专业化创业服务机构进行运营。

二是拓宽农民创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门槛，简化审批流程，调整担保基金放贷比例，缓解农民工创业过程中贷款难、贷款慢、程序繁多等问题。

三是完善助力农民创业的精准培训。引导培训机构根据市场和创业者需求实施精准培训，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整合培训资金和师资资源，围绕精准脱贫、产业扶贫开展实用技术和创业培训，将培训工作与创业园区用工、技工院校培训、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大赛相结合，提高返乡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有效整合各类培训优势资源，结合国家最新政策和市场导向，采取联合培训、定向培训、项目培训、委托培训、建立培训基地等方式开展农民创业实际需求和实用技术培训，不断增强培训实效和农民创业能力。

扶贫济困通过吸引农民以创业者身份参与农村产业发展的扶贫济困，使农民与乡村产业的联结最直接、利益关系最深。因此要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力量，从而实现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目标。根据农村自身资源禀赋，结合市场需求，发展适应性强的产业扶贫模式，培育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高、适合自身发展的主导产业。鼓励将科技、文化、创意、特色、生态等元素融入农产品中，发展特色种养业、精深加工业、乡村旅游业、休闲农业、城郊创意农业、有机农业、农村电子商务等，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价值链。

用技术做星火，提升农民创业能力

贫困地区群众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劳动技能相对单一，层次不高，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这是制约乡村内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扶贫济困通过从不同层面培养农民的内源性力量，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提升农民的经济地位，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民的科学素质和劳动素质，通过开展先进文化教育提升农民的精神文化水平，通过培养发展农民人才队伍提升农民治理乡村的能力。

扶贫济困通过集聚各类创新资源要素，大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大胆引进新技术、新操作、新要求，开发适用于自身发展的技术操作。深入调研，认真剖析，有针对性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经济化。

目前，广东农村在互联网技术、高铁捷运体系、快递物流系统的支持下，具备良好的创业基础与条件，用“互联网+”催生乡村创业。扶贫济困充分利用数字化具有高效、便捷、普惠等一般特征，与贫困地区的基础条件差、资源相对缺乏、扶贫路径受限等发展实际之间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一方面能够打破时空限制实时回溯，并展现特色农产品生产现状，提升顾客消费欲望，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可以打开老百姓的视野，提升农民数字化意识和销售技能。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客观的见证者。10年来，“6•30”活动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群众优势三大优势，建设了整合、动员、运转、监督四大机制，让“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成为现实，成为广东省委、省政府推进扶贫开发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成为推动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平台。

面向“十四五”， 聚焦“再发力”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思路研究

文／广东省扶贫办、南方党建智库调研组

一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扶贫开发作为破解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机遇，接续推进扶贫开发体制机制改革探索，率先解决国家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率先开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探索，率先创建了凝聚社会合力的“6•30”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以下简称“6•30”活动）平台，推动社会扶贫由萌芽、初创、发展逐步走向成熟。10年来，“6•30”活动共吸引1000多家社会组织、近万家企业、100多万志愿者、2000多万爱心人士参与，累计募集社会资金超300亿元，对接帮扶4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成为广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依靠力量。

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对以“6•30”活动为代表的广东社会扶贫进行继续探索和总结，进一步研究广东社会扶贫如何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完善减贫治理体系、助力广东乡村振兴、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6•30”活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调研组认为，“6•30”活动面临新形势、新目标、新对象，由此形成了新的课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一）面临新的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全会还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要求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形势下，谋划下一阶段“6•30”活动，需要充分理解新形势的内在要求。

（二）面临新的目标。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广东视察，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总定位总目标，进一步明确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广东责任广东使命。在这一总定位总目标之下，广东社会扶贫和“6•30”活动如何精准发力，为实现总定位总目标贡献力量，需要深入研究。

（三）面临新的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当前，我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绝对贫困户脱贫之后，相对贫困户仍然存在，如何解决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问题，这是广东社会扶贫和“6•30”活动的新课题。

实现四个“再发力”

调研组认为，面向“十四五”，面对贫困变化新形势和减贫治理新要求，“6•30”活动需要重整行装再出发，在巩固脱贫成果上再发力、在完善减贫治理体系上再发力、在助力乡村振兴上再发力、在平台建设上再发力，推动广东社会扶贫干出新作为，实现新跨越，迈上新台阶。

（一）加强统筹兼顾，在巩固脱贫成果上再发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减贫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此，“6•30”活动需要在巩固广东脱贫成果上再发力，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

一是保持定力，坚持平台定位不动摇。扶贫济困，是“6•30”活动的初衷和使命。在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后，由于相对贫困人口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存在，扶贫济困这个使命仍然光荣而重要。平台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坚持这个定位不动摇。

二是保持张力，及时适应贫困变化新形势。在坚持平台定位基础上，“6•30”活动要保持张力、与时俱进，根据贫困变化新形势调整相应的工作策略，将活动的主要服务对象，瞄准为相对贫困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问题等。

三是形成合力，巩固广东脱贫成果。“6•30”活动要坚持全党动员，党政军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工会团委等群众团体、各类慈善机构、公民个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全社会参与的组织动员机制，继续形成强大合力，在巩固广东脱贫攻坚成果上下功夫。做好相对贫困认定、帮扶标准手段的提前谋划，更加重视激活相对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把产业、就业、金融、消费等相关扶贫政策逐步稳定下来，形成常规举措。

（二）狠抓制度创新，在完善减贫治理体系上再发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定了任务目标。减贫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方面。在10年经验基础上，“6•30”活动可以为完善广度减贫治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

一是在完善减贫责任体系上下功夫。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要求，广东要进一步强化各级党委领导责任，促进“全党动员抓减贫”。在新形势下，“6•30”活动需要进一步探索明晰各方责任，继续探索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为广东减贫责任体系的完善作出应有贡献。

二是在完善减贫动员体系上下功夫。“6•30”活动要继续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持续激发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参与减贫事业的热情，不断拓展社会动员的深度和广度，为新形势下的减贫事业凝聚强大动力。

（三）加强机制衔接，在助力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行动上再发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是我省“1+1+9”工作部署的重要内容。中共广东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带动农业全面升级，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农村面貌全面提升，以提升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中共广东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强调，要着力提高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抓住城乡区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与自然等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精准聚焦、持续用力，把短板变为潜力板。开展扶贫济困活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在脱贫攻坚收官后，面对新的扶贫开发目标、不断变化提升的乡村振兴任务，“6•30”活动应该与时俱进，立足新形势新要求，不断提高自身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

一是实现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6•30”活动作为广东社会扶贫的重要抓手，可以在实现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作出表率。围绕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思想认识衔接、政策保障衔接、规划引领衔接、工作落实衔接等重点，“6•30”活动大有可为。

二是大力促进广东乡村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振兴处于基础位置，它一头连着农民群众的“钱袋子”，一头连着乡村振兴的动力后劲。启动产业振兴引擎，夯实经济基础，乡村振兴就将驶向快车道，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就能加快发展。“6•30”活动对促进广东乡村产业振兴有着天然的优势。“6•30”活动募集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到农业产业中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产业振兴经验。在打下良好基础的前提下，有必要及时总结相关经验，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围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等方面，为广东乡村产业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是大力促进广东乡村生态振兴。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6•30”活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立足广东实际，扎扎实实推进广东乡村生态振兴，通过有效引导相关项目和资金，在实现广东乡村“绿化”“美化”“规划”上贡献力量，在把广东乡村建设成为生态宜居、富裕繁荣、和谐发展的美丽家园上贡献力量，让广东乡亲们都能生活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舒适环境中。

（四）推动思想解放，在平台建设上再发力。面向“十四五”新阶段，“6•30”活动大有可为。同时，新形势新任务对“6•30”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打铁必须自身硬，加强平台建设，是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是加强“6•30”活动管理机构的建设。目前，在省一级层面，“6•30”活动管理机构为临时设置，极大制约了相关活动的开展，影响了对相关活动的指导；在地市一级，“6•30”活动管理机构的设置更加失范，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和风险。需要统筹考虑，加强对“6•30”活动管理机构的建设，定岗定责、专人专责，更好地推动“6•30”活动创造新的辉煌。

二是加强平台监督机制的建设。“6•30”活动涉及金额较大、涉及项目较多、涉及人群较广，社会公众和舆论较为关注，必须加强平台监督机制的建设。首先是完善监督网络。强化财政、扶贫、审计等部门对“6•30”活动的监督，强化省级对地市一级“6•30”活动的监督，强化管理机构对接受捐赠单位的监督。其次是拓展监督渠道。充分实行政务公开，打造阳光“6•30”活动。将涉及“6•30”活动的一些工作动态、处理案件定期不定期向群众通报。发动群众参与监督，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民主评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群众对“6•30”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前沿话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价值

文／荆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把创新摆在重要位置并贯穿其中，时时浸透着创新精神，处处彰显着创新气质，推动当代中国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可以说，创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鲜明特质，其所蕴含的价值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神内核，为我们认识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打开了全新视野，提供了根本遵循。

创造性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问题。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方式，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优劣程度，影响着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理念，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应把人与自然有机统一起来，促进二者之间的和谐、共生、互动，摒弃割裂、对立、错位的做法。

这一重大理念，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又对中国传统优秀生态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自然是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的、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改造和利用自然，但首先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不能盲目地凌驾于自然之上。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纠正了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将自然作为人类附属品，一味地索取、开发、利用、征服的错误思想，深刻体现了人与自然平等友好、相互依存、共生共赢的本质要求，为新时代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创造性回答生态和发展的关系

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既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发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经常会出现不同的观点，如有人为了保护环境，不加区分反对一切改造自然行为；有人认为为了加快发展，牺牲一些环境是难免的、必须的。这两种观点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把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统一起来，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后劲。绿水青山还是金山银山的前提，没有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也存之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还首次把生态文明纳入生产力范畴，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推进发展过程中，应始终坚持绿色发展、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阐明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跳出了生物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片面的生态主义思潮悖论，破解了发展与保护的重大理论难题，成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原则。

创造性回答生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无数历史和事实均已证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承载一定的人类文明的基础。古今中外，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类文明没落甚至灭绝的案例不胜枚举。在我国，生态文明恶化的教训亦十分深刻，像我国的楼兰古城就是因为屯垦开荒、盲目灌溉，导致孔雀河改道而衰落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只有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建设好，人类文明才能够实现健康、永续发展。脆弱的生态文明，不可能支撑起人类文明的繁荣兴盛。良好的生态文明，不但可以为物质文明提供可持续发展保障，也能够深刻、持久地促进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实践证明，在人类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生态文明进步，整个社会的文明素养和人的精神境界也会相应提高，这充分说明生态与文明之间是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物质文明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真正重视生态文明，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生态领域积存了大量问题，使之成为中华文明整体发展的短板。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条件，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一同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机结合，把生态保护理念熔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实现了生态文明理念的质的飞跃。

创造性回答生态与民生的关系

生态环境保护从来不是单一的环境问题，在本质上直接关系着党的使命宗旨、直接影响着社会民生。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生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民生的关系如此密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环境同样也是民生，而且，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因此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中心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打赢蓝天保卫战、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改善农村环境，这一系列环境攻坚战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都是党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体现，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高度负责的使命担当。

创造性回答生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关乎世界绿色发展和全球生态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也是人类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家园。因此我们应该共同呵护好地球家园，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

在美丽世界建设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阔视野，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动承担责任、发挥作用。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打破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必须走先污染后发展道路的魔咒，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和经验，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我们这个13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经验

文／洪志雄（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发展的顽瘴痼疾，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的政治决心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时代课题，统筹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作风建设特别是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气象、新作为，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积累了新经验。

解决突出问题和探索治理规律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始终坚持把解决突出问题和探索治理规律结合起来，呈现出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鲜明特色。

在治标方面。一是立足问题导向，聚焦突出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强调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二是坚持精准发力，开展靶向治疗。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新时代改头换面的新表现，特别是在贯彻落实、召开会议、工作实效、调查研究、服务群众、责任担当等方面的新情况、新动向、新问题，提出了包括“让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改进督查检查考核方式方法”“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等务实管用的整治举措和具体要求。

在治本方面。一是深入认识，透过现象看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二是立足政治高度，探索治理规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审视，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没有解决好，强调必须从理想信念、工作流程、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整治，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来破解。

强调抓“关键少数”，注重以上率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一些久拖难解的问题，病症在下面，病根却在上头。坚持“抓少数、带多数”“抓关键、带全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又一特色。一是要从中央做起。“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中央政治局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党内高层作风问题的制度，中央领导以“向我看齐”的坚定政治勇气，自觉履行“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号召，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出了良好的表率。二是要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从中央领导到省部级干部，再到基层领导干部，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做表率，发扬求真务实、清正廉洁之风，敢于拿自己开刀，以向我看齐的姿态听意见、摆问题、管自身、抓督查，发挥示范作用，形成“头雁效应”，是近年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取得成效的关键。三是要落实一级抓一级的主体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过硬，还要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履行好自己负责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变化新问题，党中央强调要突出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以问责为抓手，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责任落到实处，实现掌握情况不迟钝、解决问题不拖延、化解矛盾不积压。

决心、韧劲、耐心，三者缺一不可

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鉴于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要下坚定的决心，还需要常抓的韧劲和久抓的耐心。一是严抓落实的政治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然作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作风问题抓和不抓大不一样，小抓大抓也大不一样，只有动真格打硬仗，才能扫除顽瘴痼疾，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作风建设上严抓责任挂空挡、整改走过场、承诺放空炮，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上出实招、动真格，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处理，坚持露头就打，有多少处理多少，绝不姑息纵容。二是百折不挠的韧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生存空间虽被大大挤压，但却尚未根除，一些老问题改头换面还在出现，一些新问题又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必须时刻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动向，以百折不挠的韧劲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久久为功，一刻不可放缓，绝不允许出现回潮复燃和烂尾工程。三是持之以恒的耐心。作风建设并不是一阵运动的风，或是一阵紧绷的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上，坚持先以“治标为主”，持之以恒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越往后标准越严，然后过渡到“标本兼治”，待到治标完成最后再转变为治本为主，体现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恒心与耐心。

“六大建设”一体推进

立足根本，为求长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这成为新时代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本之策。一是在政治建设上，通过加强党性修养来解决作风问题，做到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党对干部的要求，使各级领导干部在严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将党中央的精神和要求落到实处。二是在思想建设上，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集中学习解决好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做到端正思想认识，打牢思想基础。三是在组织建设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委担负好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担负好第一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履职尽责，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四是作风建设上，将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当前作风建设的重点来抓，以点带面，为转变党内风气和党内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创造更好的条件。五是纪律建设上，结合干部考察、工作检查、专项巡视、重点督查、强力问责等方式，严明党的纪律，提升全党的规矩意识，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使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为时刻紧绷的弦。六是在制度建设上，完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进督察检查考核的方式方法，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和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等，使品德端正、清正廉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的干部受到鼓励、褒奖和重用，通过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解决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提供制度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观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18ZDA002）的阶段性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如何破题

记者／史成雷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新阶段，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怎么走？在接受《南方》杂志记者采访时，相关专家学者提出了多项建议。

以产业协同发展破解要素自由流通受阻等挑战

《南方》杂志：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未来应该怎么走？

张仁寿：产业协同发展在实现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价值链整合产业布局、以整体效应规范产业有序发展的目标上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面临人员双向流动难、要素自由流通受阻，各城市发展差异大、产业同构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承载力或达上限、生态问题突显，产业协同发展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人才培养能力与经济发展地位不匹配等挑战，亟须通过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破解。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成立大湾区发展协调机构，该机构的成立和运作，应坚持三条原则：服从中央及有关部门领导，在“一国两制”框架内，不代替各市政府体制，主要承担跨市协调的职能。负责大湾区的规划、产业布局等宏观发展问题，明确“2+9”各市具体的合作重点和各自的产业分工与发展定位。

二是研究签署城市间相关协约，解决开放共同市场、统一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生态保护、利益协调兼顾和补偿、打破地区封锁等瓶颈问题。

三是弱化行政界限，使生产要素流动更加自由，可以推动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方便全要素的自由流动，让各城市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现对接，促进湾区内产业链、贸易链和价值链的互补耦合，最终实现大湾区内产业协同发展。

四是借鉴国际经验和香港经验，将现有的自贸区广州南沙、深圳前海蛇口、珠海横琴片区扩大到整个大湾区11个城市，全面提高大湾区金融、产业、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整个大湾区内全部或大部分进出口商品豁免关税，实行贸易自由、金融自由、投资自由和物流自由等政策。

五是因应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以更大的力度解决长期以来粤港澳合作的最大痛点问题“要素流动不畅”等。

六是提升自贸区南沙片区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能力，将之打造成“大湾区创新中心”，在南沙创办“湾区斯坦福大学”和“湾区现代产业学院”，推动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

七是提高对人才、创新等的激励，补齐高等教育和人才短板，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

八是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

强化大湾区会展产业协同发展

《南方》杂志：从具体的细分行业来看，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如何落地？

顾涧清：以会展产业为例。会展产业是衡量大湾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不仅是当代先导型服务业、大都市发展的助推器，更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动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促进就业和消费升级的晴雨表，具有高效带动性、集聚综合性、科技创新性、互动启发性等多重效应。对大湾区会展产业协同发展建议如下：

一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各地会展业错位发展。积极探索建立大湾区会展业协商机制，推动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会展联盟。前期可从推动同主题会展错位入手，加强合作，形成良性竞争，进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会展产业分工，在展期、会展主题等方面实现错位发展。借助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会议展览及采购中心的地位和澳门的会议展览品牌优势，加强大湾区会展产业合作，实现差异化竞争，形成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城市会展业多轮驱动的市场格局。根据大湾区发展定位，通过各取所长，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会展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二是推动城市相关产业与会展经济有机融合。进一步梳理大湾区会展资源与产业规划，培育、壮大一批新型会展。在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一代技术等领域，引进有先进办展经验和能力的优秀市场主体承办承接政府展会。利用一批品牌化的创新型会展项目，助力本地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推动会展业与其他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格局。积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会展业龙头企业的作用，有针对性地举办一些特色大型会展，实现会展业发展反哺产业和城市发展。

三是推动会展经济与城市形象营销的有机融合。坚持展、会、奖、节全链条协同发展，积极探索会商旅文信息互联、资源互用、渠道共享的整合联动发展的城市营销模式，增强公共资源对会展业的支持，营造城市会展经济的浓厚氛围，共塑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国际会展之都的新形象。进一步用好广交会的客商资源，推介宣传大湾区。

四是推动会展经济中展览与会议的有机融合。推动展览与会议融合，做到展中有会、会中有展，通过会议为展览释放行业新思想、新技术、新风向，通过展览推动会议更接地气、更加务实，延伸会展价值链，推动会展业向质量内涵型发展。对接国家、国际组织，积极承接大型高规格国际组织会议。借鉴进博会经验，在广交会期间组织形式多样的专题论坛、衍生展等。面向全球，吸引民间学术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商会等各类组织在大湾区举办学术研讨、行业交流等论坛会议活动。

同时，还要积极深化会展业的国际交流合作，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会展产业的国际化水平。

把广州培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引导者

《南方》杂志：大湾区城市如何发挥自身在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中的作用？

陈池：以广州为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之一，广州应该紧紧抓住实施双循环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主要抓手，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产业先导区”的建设目标，着力提升产业协同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产业方面，广州具有一些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广州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达71.7%，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服务业及机场货邮吞吐量和机场旅客吞吐量处于引领大湾区发展的地位。汽车制造、石油化工、数控、精品钢铁、核电和船舶及海洋工程产业的专业化水平都比较高，尤其是汽车制造业支柱产业领先地位明显。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家具制造业在广州处于领跑地位。广州还是国家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具备产业引领潜力。

广州产业的短板主要有几点：产业结构偏离度高、抗风险能力弱，第二产业结构过分依赖汽车制造等三大支柱产业；先进制造业滞后于经济整体的发展，目前在大湾区还不具备引领能力；金融业与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等产业发展还不够匹配。

提升广州产业协同的能力，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将广州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产业先导区”。牵头整合大湾区城市群的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携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二是瞄准未来广州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部分行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制造业和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力。

三是促进金融服务业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重点加大力度发展数字金融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

四是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技术储备力量，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的科技含量。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支持在广州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创新中心等重大协同创新平台项目。

理论学人

黎显衡：一生守候那抹红

记者／刘艳辉 黄曦

黎显衡，1935年2月出生，广东广州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1960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广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曾兼任广州秦汉造船遗址发掘和博物馆筹建办公室主任。曾任《广州大百科》《广州市文物志》编委，参加编辑出版《广州起义》《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等近百万字史料，发表《萧楚女》《张太雷》（合著）和《陈延年》（合著）等著作。1995年获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满头白发，一身布衣，手拎纸袋……今年85岁的黎显衡仍奔波于文博一线。

看似寻常的纸袋里，装的是一份份发黄变脆的文献资料。从事文博工作半个多世纪，黎显衡曾主持中共三大会址调查、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等工作，编辑出版百万字史料和著作，屡获殊荣。农讲所、南越国宫署遗址、北京路步行街“千年古道”、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许多广东人耳熟能详的文物古迹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为了让陈列在南粤大地上的文物活起来，使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这位“老文博”深藏功与名，一生忙碌，初心未改。透过他的讲述，一段段历史记忆便鲜活起来。

走街串巷，调查中共三大会址

1971年，经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一个以黎显衡为组长的五人调查小组成立。特殊的年代里，他们千方百计展开对中共三大会址的调查。

“据史料记载，中共三大在东山召开，但没写具体在什么地方，这一直是个谜团。”黎显衡当年用过的笔记本和形成的调查报告，至今完整保留。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秘密召开。这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在广东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广东来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48年过去了，东山已从昔日的遍地荷池蕉林，变得人来人往、商铺林立，揭开会址之谜绝非易事。

调查小组首先走访了15位革命老人和19位老东山区居民，基本弄清1923年广州党组织活动地点和恤孤院路等地的历史地理环境，顺利迈出第一步。

多方努力之下，调查小组争取到几位在世的中共三大代表协助，对会址的确定起到了关键作用。1972年10月，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中共三大代表、时任国务院参事徐梅坤飞抵广州参与调查。黎显衡陪徐老走遍新河浦、瓦窑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街巷，并与当地老居民多次座谈，终于找到记忆中的春园、逵园、简园。凭着这些地理坐标，结合地图档案和附近居民说法，三大会址渐渐浮出水面。

随后，黎显衡与同事多次到武汉、北京，访问中共三大代表罗章龙、刘仁静，为会址认定提供了有力佐证。

黎显衡还透露了调查中的一个小插曲。会址原是一栋两层小楼，中共三大究竟是在楼上开的还是楼下开的？两位代表说法不一：徐梅坤说是楼下，罗章龙说在楼上。为此，调查人员前前后后五访罗章龙，最终得出一致结论。

其间，经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批准，调查小组在中央档案馆复印中共三大文件12份共64页，这些当年尚未公开的绝密档案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调查结束后，黎显衡继续围绕“中央局谁任秘书”“中共中央机关迁穗”等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中共“三大”若干问题的探讨》等文章，引发学界热议。

近50年过去，如今恤孤院路上这处绿树浓荫中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已成为南粤党员群众最“心水”的红色打卡地。仅2019年一年，参观人次就达到了52万。

一砖一瓦，重建黄埔军校校本部

黎显衡半个多世纪的文博生涯中，能与中共三大会址调查相提并论的“大件事”，还有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

黄埔军校旧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校本部在1938年日军轰炸中被夷为平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海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黄埔军校旧址备受关注，重建问题被提上日程。

1996年6月16日，广州举行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项目奠基仪式。按照要求，当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前必须竣工。1.0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留给重建工作的时间只有100天。

“中央要求按照‘原位、原尺度、原面貌’进行重建。”黎显衡带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提供考古资料、历史资料和筹办室内复原陈列等工作。他们不仅跑遍了长洲岛的山山水水，还曾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查阅资料。

100天，既要进行考古调查、复原设计，还要报建、施工，工期紧、任务重。重建工程特事特办，边设计、边认定、边施工，24小时连轴转。

正当建设加班加点推进时，设计却出现问题。“过去是木板楼，改成钢筋混凝土后，建筑高度和空间都发生了变化。”黎显衡回忆道，当时是晚上6点钟，他没顾上吃饭就立马进了工地，等处理妥当已近半夜11点了，肚子还空空如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博物馆后来发现部分地基的承载力存在问题，黎显衡第一时间请来土木工程及建筑结构建筑材料方面的专家到施工现场“会诊”，通过加强上部结构的钢筋、改用轻质砖等方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重建工程规模大，需要砖砂石等建筑材料多。为节约经费，年逾六旬的黎显衡先后到番禺、南沙、四会、高要等地考察，不辞劳苦，终于物色到合格产品。

1996年11月12日凌晨1点多，油漆施工仍未完成。几小时后纪念活动即将开始，领导和外宾都将到场，是继续抢工还是暂停？“安全第一！”黎显衡果断下令全部停工，让所有工作人员退场，由保卫人员进行安检，确保纪念活动平稳进行。

当天，国家及省市相关领导，黄埔同学会校友和港澳台人士300多人出席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暨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竣工典礼，军校昔日风采重现世人面前。

不怠不忘，毕生心系革命文物

1956年，正读高中的黎显衡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这一年，也是新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鼓励年轻人读大学。

黎显衡积极响应，当年就考进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广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担任助教。暑假期间，他经常带学生到广宁、高要等老区做农民运动调查，没有公共交通，他们就背着蚊帐、水桶、草席，徒步几十公里，晚上就在小学教室的课桌上凑合一宿。

1964年，广东高等院校进行调整，黎显衡被安排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自此在文博系统工作到退休。“从毕业到退休，就是做了这一件事，搞革命文物。”半个多世纪来，身边很多人陆陆续续出国“吃牛扒”，黎显衡依然在原地，与文物相伴，和历史为伍。

他以文博工作实践为主线，干到哪里，就研究到哪里，曾参加编辑出版《广州起义》《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等近百万字史料，发表《萧楚女》《陈延年》（合著）和《张太雷》（合著）等多部著作。为方便《南方》杂志记者查阅，黎显衡按照作品名称、出版单位等细细列出表格，打印出来竟有11页之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文物普查共进行三次，黎显衡两次参与其中。对广东尤其是广州的很多文物遗迹，他如数家珍，个中历史掌故都能侃侃而谈，堪称 “活词典”。2002年，因为他的爆料，北京路步行街“千年古道”才得以重见天日。

作为一名“老文博”，黎显衡不仅曾访问聂荣臻、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还与周总理有过一面之缘。1971年11月，周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瞻仰胡志明在广州举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旧址。黎显衡是工作人员之一，言谈之间周总理曾两次问他中共广东区委旧址在附近什么地方等问题，黎显衡一一作出回应。每每回忆，黎显衡十分感慨：“总理非常谦逊，对广州的文物工作十分关心。”

不偏不倚，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是黎显衡一生的追求。

1971年，黎显衡被调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筹备恢复三元里古庙内的抗英斗争展览。此前，有关三元里“平英团”组织群众抗英斗争的事迹流传广泛。黎显衡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三元里群众中没人能说出这个组织的起源和活动。黎显衡向中山大学陈锡祺等著名近代史专家请教，陈锡祺回复认为，“平英团”这个名词是后人强加于古人的。

“平英团”的名字究竟从何而来？黎显衡多方查证，原来“平英团”一词最早出自日本相关文献，后来才被翻译成中文。黎显衡以此得出结论：三元里抗英斗争是一场群众自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没有组织成建制的“平英团”。

与此同时，黎显衡围绕“韦绍光是不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等问题进行论证，为正确认识和评价三元里抗英斗争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党史研究中，黎显衡坚持“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即使遇到敏感问题，也不回避不掩饰。

上世纪80年代，黎显衡和同事整理广州起义史料，其中关于广州起义若干个问题的考证，被认为过于敏感，有出版社不敢出版。“有个老同志提出要修改，不改的话，就不能出。”黎显衡拒绝修改，经历一番周折后，研究成果才得以面世。

对于有争议的学术话题，黎显衡始终坚持两“不”：不熟悉不写，不准确不写。如关于秦汉造船遗址的定性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形成了“船台说”和“宫殿说”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问黎显衡，他未置可否：待将来考古全面揭开，自然会有正确的结论。

黎显衡治学之“老派”与严谨，从他与徐梅坤的交往可见一斑。调查中共三大会址时，黎显衡拿出一份坊间流传未具署名的《访问徐梅坤记录》给徐梅坤过目，徐梅坤看完后面色凝重：“‘中共三大’是重大历史事件，此材料未经本人核对，错漏百出，贻误后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黎显衡当面将材料付之一炬。

就连看到当下一些“抗战神剧”，黎显衡也不忘“老本行”。有一次剧情实在看不下去，他便亲自把相关历史材料寄给了负责审片的专家。

有喜有忧，为子孙后代谋

黎显衡从不以文物守护者自居，却时时处处把文物放在心上。

南越国宫署遗址被誉为广州考古重大发现之一。1995年，兼任广州秦汉造船遗址发掘和博物馆筹建办公室主任的黎显衡，因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问题，在工地上与建设方讲理，却险些被打。“当时挖出了‘万岁’瓦当等珍贵文物，我们要求他们停止施工，他们不停。”黎显衡说。

广东是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也是革命文物延续年代最长、序列最完整、种类最齐全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革命文物的保护任务更重，难度更大。

“文物保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为了子孙后代。”黎显衡锲而不舍地为文物保护发声、奔走，退而不休。

2010年，广州市某文保单位摇身一变成了酒吧，地基被挖，结构被改变，历史面貌遭到严重破坏。“这是目前为止广州发现的最严重的破坏文物建筑事件！”黎显衡通过媒体对此公开谴责，引发舆论广泛关注。那段时间，老伴一直为他担心。

以黎显衡为组长的专家组，对现场进行勘查，与建设方当面摆事实、讲道理。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黎显衡代表专家组向社会公布文物建筑被损坏的情况。

“这些宝贵文物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损失。”黎显衡始终严守底线—发展和利用必须以保护为前提。

最近，某区邀请黎显衡去就文物保护工作提意见，黎显衡如实提出后，对方并未改动。一次会议上，黎显衡开门见山：“我就当着市长的面，再讲一次。”

时光马上迈入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荣光时刻即将到来，广东各地纷纷开展百年党史文物、文献、档案、史料调查征集等活动，85岁的黎显衡更加忙碌起来。

在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南粤大地上，正是黎显衡这样脚踏实地的文博人，才使得红色文化走得更远、传得更广。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他一生守护宝藏、研究宝藏，最终成为“宝藏”。

对话黎显衡：党史工作者要坚守初心使命

谈到广东党史和革命史研究，黎显衡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广东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知名老专家，亲历了广东党史和革命史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关于历史研究，他充满真知灼见。对于广东党史，他满怀展望和期待。和黎老对话，仿佛是在挖掘广东党史研究的“宝藏”。

一手材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

《南方》杂志：您的很多研究都填补了历史空白，您是怎么挖掘到这些重要史料的？

黎显衡：历史研究尤其是党史研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向群众学习。我掌握的材料，很多都是从群众那里得来的。比如1964年我到农讲所工作后，就开始对当年的学员一人一档地建档立案。当时没有什么档案材料，我们就到全省各地农村搞调查、搞征集。还有黄埔军校里面有个东征军史料展，都是我们下去，把群众捡到的信件、行军水壶等一件一件争取回来的。

还有，我们挖掘史材始终要抱有紧迫感。比如大元帅府，我们就找到孙中山当年的几个卫士，让他们画内部结构，听他们介绍情况，做了一些录音。等到开始搞大元帅府保护建设时，这些人都走了，幸好我们留了录音、留了手稿。现在有很多东西，你不抓紧去调查，以后很重要的材料都没了。

《南方》杂志：您采访过许多党史重要人物，您对人物访谈有哪些心得体会？

黎显衡：一是重视细节。1977年我们带着一份聂荣臻元帅回忆广州起义的稿子到北京找聂帅。里面说周总理离开后，由聂荣臻任广东区委军委书记。聂帅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不能叫军委书记，就是讲军委负责人，当时没有正式任命书记。

一是要充分尊重对方意愿。当年徐老形容那份由其他人整理的访谈稿是“错漏百出，贻误后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当场点火把材料烧掉，徐老这才高兴起来。我做过的所有人物访谈，都要请本人审定签名，最大程度确保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

二是要注意，同一个人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回忆，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在调查研究中，我们还必须收集多重证据，站在客观的立场去还原历史真相。

《南方》杂志：在研究历史过程中，您认为要着重注意哪些问题？

黎显衡：一是要有第一手材料。现在网络发达，但没有一手材料，抄来抄去很容易出问题。二是观点要新。写文章要么观点新，要么材料新。材料不新，观点不新，文章质量就比较差。现在很多文章是快，一下就写出来了，但基本上都不很扎实。

还有一条，要善于抓住矛盾。比如“平英团”，有没有这个组织？经过一番调查请教，才弄清楚“平英团”源于鸦片战争后几十年，日本人写的一本书《英人强卖鸦片记》，由康有为的学生翻译为中文。我再翻阅中国和英国当时所有文件，确实没有出现过“平英团”这个提法，于是我就写文章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

党史工作者要坚守初心使命

《南方》杂志：党史研究既是严谨的学术问题，又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您是怎么理解的？

黎显衡：作为研究，还是要根据事实，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当年我们搞了一套广州起义史料，书后附有关于广州起义的8个问题考证。前面6个都是我写的，其中最重要一条是1927年12月11日凌晨叶剑英有没有参与起义誓师。很多书都说叶帅参与了，但我根据叶挺等人的回忆考证叶帅没有参加誓师。有位老同志坚决不同意，说不写这个书就不能出。但书最后还是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分别出了两版。后来军事科学院写叶剑英的传记，作者来请教，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他也把那个说法去掉了。

党史是比较严肃的。一方面很多档案还没解密；另一方面涉及宣传纪律，尤其是涉及对外宣传时，我们一定要更加谨慎。

《南方》杂志：从事文博工作半个多世纪，是什么支撑您不断坚持？

黎显衡：还是党的教育，要坚守一颗初心，搞研究做工作，都是为党工作。

组织派我到农讲所后，有一段时间我不适应。我说我搞教学搞了8年，还是想回学校教书。但组织说你是这里唯一的大学生，不能走。你是党员，还得服从组织不是？我就留了下来，留下来以后慢慢就有兴趣了。

到后来，我当了馆长，组织又让我去兼任秦汉造船遗址和南越国宫署博物馆筹建办主任。根据工作需要，我马上买了几本中国古代造船史的书学习。

退休后，大家还经常找我鉴定文物。我从公职上是退了，但我永远都是党员，党的工作永远还得要做。当然自己能力有限，但是有多少能力做多少工作。

《南方》杂志：现在研究条件和过去大不一样，对后辈学人您有什么话要说？

黎显衡：我在广东师范学院时，到肇庆搞农民运动调查，要先坐船，然后背着水桶、蚊帐、草席徒步24公里，资料都是用纸一张一张记。今天上网一粘贴就来了，这个确实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现在年轻人很少有下去搞调查的，很少深入基层，访问群众。年轻人做研究，网站的东西要看，但还要多下去搞调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都在人的脑袋里面，非得你去挖出来不可。

《南方》杂志：如何评价广东在党史和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黎显衡：广东是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在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成立的六个早期组织，广东占一个。陈独秀等在广州创立党组织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另一个就是大革命时期，广州成为全国革命中心。这个时期发生在广州的各种事件，不单是影响本地，而且影响全国革命形势。

《南方》杂志：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您对广东党史研究有哪些期待？

黎显衡：还是要把具有全国意义的历史事件讲透、讲好。

一个是讲好广东党组织成立的故事。要用好位于广州市第十中学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旧址。这是我们广东党组织成立的缘起，广东团组织最早也在这里办公。当年，我在广东师院时的同事贺正寰在河源档案馆查阅一份他父亲留下的养成所同学录，详细记载了学员的资料及课程等，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历史材料。这个题目我感觉还可以继续深化研究，我们要抓住这个大事，搞出成果的话影响力就很大。

另一个是讲好广东区委对革命的重要影响。广东区委，也叫两广区委，当时全国有六个大区，广东是最大的一个区，党员人数最多，影响范围不仅是广东、广西，还有福建南部、香港等等。周恩来当过广东区委委员长，很多省的党组织当时都受这个区委管辖。它还有两个第一：第一个建立军事委员会，第一个建立监察委员会。这个研究出来，影响会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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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欧文恒

审校：胡海

来源：南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