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向中央提出了这个要求

党史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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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北京京西宾馆春意浓浓。正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三个多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在会议上郑重地提出,希望中共中央充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交往早的优势,赋予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的权力。这是一个顺应世界潮流、合乎党心人心的正当要求,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1979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1979〕50号文件,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从此,广东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发挥了先驱和排头兵的作用。

广东“先走一步”得到中央支持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4月3日,习仲勋等带着广东省委和广东5000万人民的殷切期望,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在讨论李先念在开幕会上的报告时,广东省委书记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4月8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在发言中,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

1978年12月,习仲勋列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习仲勋汇报了广东的情况,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并且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的汇报时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

会议期间,邓小平在怀仁堂听取了习仲勋的专题汇报,他非常赞同广东关于请求下放若干权力和搞“贸易合作区”等富有新意的设想。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立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解决基础建设资金问题时,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刚结束,习仲勋还在北京时,就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给广东省委,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

中央对广东(还有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出口特区原则上定下来后,5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到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剑英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福建省委准备报中央的文件。

1979年7月15日,中央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也就是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两省报告所建议的经济管理体制,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办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关于出口特区,可先行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经过长期思考探索下定决心“要权”

广东之所以果断地向中央“要权”,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连续思考探索定下决心的。

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广东,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众多,早在2000多年前出现海上丝绸之路时就与国外建立了频繁的交往,在香港、澳门生活的同胞绝大多数也是广东人。这种与港澳和海外交往、互补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给砍断了,恢复过去对外的交往,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四次广东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材料。其中就讲到广东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希望中央能改变经济管理体制,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

与此同时,党中央也正在考虑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积极探索如何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学习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经济发展。广东省委代表也参加了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考察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瑞士、丹麦5国。中央的积极意向和国外先进经验,对正在探索前进之路的广东,增加了强大的推动力量。

1978年习仲勋(前排右)在广东省视察农田水利建设。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开始时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习仲勋在会上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广东省委代表在中南组作联合发言时,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以更大的权力,使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习仲勋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吹拂南粤大地。习仲勋等人带领八个工作组,共三百多人,下到各地区和县、市帮助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理清思路、制订规划。经过广东省委八个工作组将近一个月的调查后,习仲勋召开汇报会,听取汇报,共同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广东省委常委经过认真调查和充分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根本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1979年4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习仲勋很快赶回广东,立即向广东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在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下发后,广东省委决定由刘田夫等三位书记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文件的落实;建立广东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具体协调。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巨的历程。

【资料来源】

张汉青:《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要“权”的省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编:《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率先(政治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1978—2018)》,第37~46页。

【栏目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记者】王聪

【党史精读栏目主持人】王聪 张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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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辜继漫
校对 居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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