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印度的农民走在落日的余晖下。(新华社/西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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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法案目的是为了对深受压抑的农业进行改革。我们要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去除‘中间剥削’,让农民可自由进入市场推销自己的产品。”
“莫迪政府正让农民成为资本家的‘奴隶’,这在印度是永远行不通的。”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于冬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汤迎露
责任编辑 | 姚忆江
南亚地区又迎来收获的季节,一种不满情绪却在农民和工人等群体中滋长。
2020年11月27日,数千名农民在首都新德里的郊区参与抗议游行,他们手执棍棒、挥舞旗帜、冲击路障,一些人还愤怒地向警察投掷石块,当地警方则以水炮和催泪弹阻止农民进入新德里市中心。
“印度政府不关心农民,它正在帮助大公司摧毁我们。”苏赫德夫·辛格(Sukhdev Singh)是农民运动的带头人,他呼吁农民“继续向首都进发”。
超过2.5亿名印度工人也在举行大罢工。印度中央工会发布消息称,喀拉拉邦、奥迪沙邦、阿萨姆邦等多个地方出现全面的停工。农民示威、工人罢工的矛头,直指印度政府通过的新农业法和新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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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贱伤农?
2020年9月20日,一片喧闹争吵声中,印度国会通过了《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和《2020农民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
“两项法案目的是为了对深受压抑的农业进行改革。我们要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去除‘中间剥削’,让农民可自由进入市场推销自己的产品。”印度农业部长拉达莫汗·辛格(Narendra Singh Tomar)表示。
据莫迪政府稍早前发布的声明,以两项农业法案为核心的大型农业支持计划,将使印度农民在2022年以前收入倍增。不过,国大党以及莫迪总理的部分盟友也坚持认为两项法案“反农民”。
“莫迪政府正让农民成为资本家的‘奴隶’,这在印度是永远行不通的。”印度主要反对党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在大约13.24亿的总人口中,大约66%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印度政府一直实施“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制度(MSP)。但是,莫迪政府极力推行的农业改革,放宽对农产品的销售、定价和仓储等方面的限制,将该国农业进一步市场化。
这让不少农民担忧,倘若没有了国家“托底”,分散的农户根本无力与公司化的大买家议价,很容易受到大公司的摆布和压榨。
“按照莫迪政府的新政策,那些私人采购商将提供一至两年的优惠价格。那么,此后怎么办呢?”《印度斯坦时报》援引一名农民的话,大约有85%的贫困农民拥有不到两公顷土地,新法案实施后,他们仅有的土地很容易遭到兼并。
数以万计的印度农民愤怒地走上街头,还用卡车、牵引机和联合收割机等封锁通往新德里的铁路和高速公路。2020年9月28日,在新德里地标式建筑“印度门”附近,他们用卡车运来一台拖拉机,当街焚毁。
这被印度媒体称之为“印度门纵火案”,执政的人民党指责隶属于国大党的“青年会”要对多起暴力案负责,该组织头目布林德·迪隆也被警方收押。
面对大规模的农民抗议浪潮,莫迪政府软硬兼施。先是作出口头承诺又立下字据,许诺暂时不会修改“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MSP),第一轮抗议浪潮由此停歇。印度农民却在不足两个月后发现,莫迪政府公布的秋季作物与明年春季作物收购价明显偏低。
小麦是印度仅次于水稻的主粮。2019年,印度联邦政府制定的小麦最低保证收购价大约为每百公斤1080卢比(约合人民币96元)。2020年,政府保护价上涨到1975卢比。但是,这并没有让多数印度农民满意。
“今年,我们遭受了水灾、旱灾和严重的蝗灾,还有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化肥等农资价格上涨,粮食的收购价格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多少。”苏拉吉·辛格(Sooraj Singh)在电话中抱怨。
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治权。这一轮农民抗议浪潮中,一些北方邦、比哈尔邦、贾坎德邦和恰蒂斯加尔邦等“农业大邦”也与新德里展开了“权力的游戏”,纷纷施压莫迪政府要求提高最低收购价,以避免“谷贱伤农”。
“农业大邦”还纷纷出台补贴政策,制定了比莫迪政府更高的粮食收购价格。在贾坎德邦,每一百公斤小麦的最低保证收购价为4254卢比,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价格分别为2583卢比和2750卢比,远高于联邦政府1975卢比的收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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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弃盘
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一向被视为莫迪政府的政治基本盘。
现年70岁的莫迪出身低种姓家庭,年轻时做过卖茶小贩,他上台后多次推出惠农政策。2019年3月,面对谷贱伤农和农民自杀风波,莫迪的支持率一度跌至46%的历史最低水平。
这时,他及时推出“农民收入支持计划”,首批调拨了7500亿卢比的财政资金,向1.2亿名耕地不足两公顷的小农每年发放6000卢比的补贴。
莫迪还在同年4月的竞选宣言中作出承诺,到2022年,印度农民的收入将翻一番。最终,政治许诺和经济“红包”成功地扭转了他在大选前的颓局。
这一次,成功连任的莫迪政府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采取“护盘”行动,而是“政治弃盘”。各邦多次以粮食安全、农户租佃、劳动力成本、农民贷款利息和农资运输成本提高为由,要求新德里以救济方式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但莫迪政府仍不为所动。
“这场改革无疑是印度农业史上的分水岭时刻。”2020年9月20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上议院坚持,新的改革法案将有助于农业部门的完全转型,有助于印度农业走出越保护越落后的恶性循环。
当天,来自国大党等反对派议员则愤怒地抢夺话筒,并成功抢走法案文件并当场撕碎。印度议会一时间陷入混乱,被迫宣布休会15分钟。
“这就是‘莫迪模式’,先掏空房子的地基,再重新粉刷,对世界说这房子闪闪发亮。”国大党副主席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批评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外贸出口困难以及产业结构落后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印度经济已陷入“技术性衰退”,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度出现23%的负增长,印度政府已无力支付庞大的农业补贴。
按照推行多年的“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制度(MSP),印度政府往往要按照农民种植成本的150%采购农产品。据印度财政部门的统计,2017年,印度政府支出的农业补贴高达4.13万亿卢比,相当于印度GDP的2%。
在给国家财政减负的同时,莫迪政府的农业市场化、产业化改革还被印度主流经济学家寄予厚望。平原大约占印度国土面积的40%,土地平整、肥沃。但是,70%的耕地无灌溉设施,依靠雨水灌溉,不少劳作仍离不开耕牛。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并不能适应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的需求。一些支持者还认为,莫迪政府的农业改革法案将为印度农业打造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农民和贸易商可以自由选择出售和购买农产品,从而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利润。
改革前,农产品交易要在全国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的监管下进行,农民必须与有执照的“中间商”交易,这种“卡特尔”市场不仅降低了必要的市场竞争,还导致寻租等腐败现象频频发生。
改革后,农产品的市场渠道被大幅拓宽,交易不再被限制在特定的“交易区”,农场、仓库、冷库等场所都可以交易,新的《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还允许在指定区域内以电子商务的方式进行交易。
新法案可能带来诸多利好,但反对党则指出其弊端:它将削减农民的议价能力,进而让大型零售商获得操纵农产品价格的权力,最终出现大规模垄断;农民破产后,他们的土地将落入大财阀之手,进而加剧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
“莫迪正在让农民成为资本家的奴隶。”拉胡尔还指责称,莫迪政府与古吉拉特邦和孟买的大财阀走得很近,并在大选前得到财阀集团数百亿卢比的政治现金或借款,“现在莫迪要怎么还钱?他只能剥削农民,把土地送给他的财阀朋友们……农民最终将完全被大资本所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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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与人祸
印度农民频频受到各种天灾与人祸的袭扰。过去30年间,累计超过6万名印度农民自杀。
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公开数据,仅2019年,印度就有10281名农民和农场工人自杀,平均每小时有1人自杀,作物歉收、农场破产或背负高利贷是三大直接原因。
印度农业对气候变化极其敏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农作物生长期间,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就可能新增67人自杀。《美国科学院院报》稍早前的一篇学术论文也揭示,气温每上升5摄氏度,就可能会增加335名自杀的农民。
“全球变暖不只是让夏天更漫长、更难熬,它还带来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58岁的吉尔·沙萨(Nigel Shasa)是斋浦尔(Japur)一名棉花种植者,他经营着一家小型纺织作坊。
他记得,三十多年前,拉贾斯坦邦还能够种植水稻,随着降水越来越少,农民开始改种需水量较少的小麦、玉米和豇豆。如今,多数的土地更适合种植旱涝保收的棉花。
印度拥有超过13亿人口,它的水资源只占全球的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还显示,印度有一半的人口面临着“极端用水困难”。
历届印度政府一直在推动农业用水改革。但是,兴修水利设施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上世纪80年代的“内河联网计划”试图“北水南调”,但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印度政府主要工作是说服印度农民改种需水量更少的农作物。
“让农民改种其它作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名格尔纳尔官员阿迪蒂亚·普拉塔普·达巴斯对美国彭博新闻社表示,“我们必须谨慎应对。”
主粮的价格稳定并且受到国家购买的保障。因此,在严重缺水的北方邦,农民更愿意通过抽取地下水来种植水稻和小麦。
但是,当地农民已消耗了可用地下水的近90%,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0.7米。
2020年6月,当哈里亚纳邦政府试图强行限制水稻种植面积时,引发当地农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也得到国大党的支持。
庞大的印度农民群体,是各大政党不敢轻易得罪的“票仓”。2019年,农业对GDP的贡献率接近15%。但是,印度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却在逐渐缩减。
印度每年花费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预算不足GDP的2%,大约四分之一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52%的农民负债累累。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的数据,超过一半的自杀农民原因是负债。
“没钱购买化肥、农药和种子,正规银行又不愿贷款,我们只能选择民间的高利贷。”41岁的桑贾伊·帕拉哈(Sanjay Palaha)说,高利贷大多允许以土地和房屋为抵押,一旦遇上旱灾、水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还不上欠债就会失去土地,甚至被逼上绝境。
桑贾伊是生活在旁遮普省的一名锡克族人。为父亲治病和丧礼所欠下高利贷后,他失去了四公顷的土地,只好到拉合尔一家汽车修理店工作。
2020年4月,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封锁令”期间,桑贾伊只好徒步150多公里返回家乡,他在电话里自嘲说,“现在,我又从农民变成了工人。更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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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加剧,粮食分配不均
小农经济的破产以及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土地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1985年,印度联邦政府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大约占农民总数1.3%的富农阶层,占有印度耕地的14%,超过农民总数50%的贫农只有1%的耕地。当前,印度农民户均土地为1.15公顷,85%的农户家庭土地少于2公顷。
“现有的土地很难养活家人。”桑贾伊·帕拉哈一家只剩下1公顷的土地,种植小麦或水稻只能带来大约3000卢比(约合人民币268元)的纯收入,而到城里打工每月可赚得1000多卢比,更不用忍受饥饿的威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总人口为13.24亿的印度已有1.2亿人失业,他们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
据联合国粮食署调查统计,大约有21%的印度人口、超过2.3亿人长期处于营养不足状态,15至49岁的育龄妇女中有51.4%贫血,占全球饥饿总人口的27%。2019年,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发布的全球饥饿指数榜上,印度在117个国家中位居第102名,属于“严重”级别。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唐代诗人李绅在《悯农》一诗中所揭示的怪相,正在印度复现。据统计,印度每年大约有2100万吨小麦,因为存储能力不足或国营印度粮食公司(FCI)管理不善而烂掉,或被虫子吃掉。
印度还是全球粮食主要出口国。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来看, 2018年,印度就已经超过泰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稻米出口国。2019年,印度的农产品和加工食品出口总额高达384.9亿美元。
那么,印度为何要忍饥挨饿对外出口粮食?在《贫穷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的随笔》(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一文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饥荒的原因往往不只是粮食短缺,而是粮食分配制度出现了问题。
印度的土地分配和粮食分配机制都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印度拥有189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占国土总面积的57%,远高于11.6%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多数耕地处于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光照充足……印度无疑是发展农业的“天选之国”。
但印度长期以来一直为饥饿问题所困扰。1943年的大饥荒夺去了400万人的生命。1947年,印度遭遇独立后的第一次粮荒,时任总理尼赫鲁亲自制定发展农业、增粮增产量的国策,但是依旧要依赖粮食进口。1966年和1967年,印度又连续两年遭遇干旱歉收。
直到尼赫鲁去世后,其女英迪拉·甘地接任总理职位。她一改其父重工轻农的政策,实施“绿色革命”,推广科学种田,加强对农业水利灌溉系统的投资,设立各种奖项鼓励农民种田,迅速解决了饥荒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印度人口暴涨等多种因素导致粮食供应再度出现危机。不久,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成功实施第二次“绿色革命”,基本解决了印度人的温饱问题。
当前,莫迪政府的农业改革试图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历史痼疾,因此也被支持者称为“第三次绿色革命”,寻求“把印度农民变成富裕的商人”。但是,多数印度农民并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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