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专业护长城

长城是建筑还是遗址？长城保护是复原还是抢险？长城修缮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合理的……走过了9300多公里长城的汤羽扬感触很深。

作为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汤羽扬为编制北京、宁夏、内蒙古三地长城保护规划，15年走过了我国境内长城总长度的44%。

箭扣长城。

15年间，汤羽扬不仅见证了长城资源调查从用尺子测量到无人机测绘的巨大变化，也深刻认识到长城保护不单单是技术问题，其背后还有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经济考量。

“这之间存在着博弈和选择。”正如今年9月刚刚开放的九眼楼长城，甲方接受了汤羽扬团队的建议，按照山下道路和登山道路适量减小了路幅宽度。

长城保护是一个历时渐进，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与社会发展、保护理念与技术方法进步密切相关。2008年，汤羽扬曾带领团队为北京八达岭长城做保护规划，当时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在今天再深入完成保护规划时已经成为共识，譬如降低或是拆除一些不利于长城景观的建筑物，展现入口区域与长城历史风貌的协调。

汤羽扬说，长城是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尽全力把真实的长城保护下来，正是为给世世代代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不久前闭幕的北京长城文化节上，汤羽扬被评为了“最美长城守护人”。但她并未停下脚步，12月11日，结束了对北京市延庆区长城一天的考察后，她又在为去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的汉代烽燧遗址考察准备行囊。

带着尺子量长城

1954年出生的汤羽扬籍贯是湖南，生长在北京。但儿时的她对长城却只有懵懂的印象：“只记得八达岭长城很远，路坑坑洼洼，车也很慢，要很久才能到。”

15岁时，汤羽扬就响应党的号召成为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的一员，之后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她，在那里与大自然有了亲密接触。后来又来到父母所在的三线湖南大庸，汤羽扬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湖南大学，后留校任校。

年轻的汤羽扬，硕士阶段攻读了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师从杨慎初先生。硕士期间跑遍了湖南各地区的书院建筑，深感传统的、地方的建筑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底蕴。1992年，汤羽扬来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前身），一方面授课中国建筑史，一方面随臧尔忠先生参加了三峡库区地面文物保护工作，这一做持续了13年。

沿河城现场。

虽然在高校工作，但汤羽扬并非一个“办公室”学者。田野调查、选址踏勘、项目评审、民众走访……在家人的记忆中，汤羽扬寒暑假都不在家，有时候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外地出差。13年跑三峡的经历，让汤羽扬积攒了田野调查的经验，也练好了长途跋涉的脚力。

2005年起，国家文物局组织了数千名文物和测绘工作人员，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为长城“做体检”“摸家底”。也在那一年，汤羽扬开始与长城保护结下不解缘分：主要参与负责完成了北京市延庆区整体和密云区部分段落的长城资源调查。

“当时条件比较艰苦，技术手段比较落后，主要是用尺子量、纸笔记录。”汤羽扬回忆，即使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对长城有了相当的了解，但调查过程仍被长城及其环境深深震撼：看到了不少城段墙体开裂、敌楼坍塌，已不是史书记载的完整高大；甚至部分城段只剩一片乱石、土堆……但同时也被长城选址与自然山势的巧妙结合和登高望远的畅快所感动。

国家文物局2012年6月发布的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以及长城保护总体规划都明确长城墙体留存比例为1/4以下的占比已接近70%。受长期以来的地震、洪灾、风雨侵蚀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我国长城遗存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以明长城为例，人工墙体只有8.2%保存状况较好，74.1%的保存状况较差或者差，甚至只剩下地下基础部分。有大量长城遗存存在坍塌、倾斜等重大险情，抢救保护这些有代表性的长城遗存刻不容缓。

为长城保护奔走了15年，如今汤羽扬已不再仅仅用尺子和纸笔测量记录脚下的长城。诸如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测绘等新技术的运用，使得长城资源整体状况更加清晰。

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长城保护和修缮的理念。汤羽扬说，过去长城修缮经常一上手就做“过”了，但如今大家基本都接受了“最小干预”的原则。譬如对能否采用新材料的问题，判断标准在于，是否会对原来的结构和材料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敌台的某一部分面临坍塌风险，如果用外部支撑的方法能够使其稳定，就不应拆解后重砌，如果采用的新材料会对现存部分产生后患，就应杜绝使用。

保护规划细化到点段

从2009年起，汤羽扬带领团队陆续承担了北京市、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三个地区的长城保护规划编制和长城保护修缮技术课题研究工作，也成为各地政府信赖的专家。

为使得保护规划能更加切合实际、指导各地长城保护实践，汤羽扬和她的团队在长城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研读各种长城资料，重新走访各地长城遗迹遗存，也加深了对长城及其面临问题的了解。

九眼楼长城的内部道路，接受汤羽扬的建议，按照山下道路和登山道路适量减小了路幅宽度。

北京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六个区的上百处长城城堡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长城的主要点段……资料显示，汤羽扬带领的团队编制保护规划的区域，涉及长城总长度达到9300多公里，占我国境内长城总长度的44%。这些区域长城的周边，几乎都留下过汤羽扬的足迹。

博士生刘昭祎、袁淋溪参与了大部分长城的调研和规划编制。在她们的印象中，无论环境多么复杂，汤羽扬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现场踏勘、照片拍摄、民众访谈，以及到后期的文献查阅、数据整理录入等，都亲力亲为。

在不断走访的过程中，汤羽扬眼中的长城不再只是砖石土的墙体，而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气质——有的险峻、有的秀美、有的巍峨依旧、有的在衰败中透出沧桑……

在汤羽扬看来，文物和建筑遗产的保护不单单是专业性的技术问题，其背后还有着复杂的人群问题、社会问题，同样会影响决策。这在长城保护中表现尤甚。

以内蒙古区域7000多公里的长城为例，东部地势平缓，金界壕特点比较突出；西部最有特点的是居延遗址，这里是沙漠地貌区；中部长城建依阴山山脉和黄河展开，涵盖了多个朝代建造的长城，面貌更加丰富。

从建造材质上讲，一般砖石长城遗存的保存状态相对好些，黄土夯筑的长城遗存保存状态较差，很多段落已经消失。汤羽扬还感受到在各个地区，长城和现代人生活区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

在北京，长城距离特大城市和人群更近，长城周边村庄密集；在内蒙古、宁夏，更多的长城区段距离大城市和人的生活区比较远，“长城离人的聚居地越远，受到的人为干扰会更少一些。”

汤羽扬说，根据长城不同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建筑材料和年代，要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保护方式和管理方式，这是长城保护的重要原则之一。

仅以内蒙古区域的长城为例，从东到西2000多公里跨越了好几个气候和地貌带，并涵盖了多个朝代的长城段落，每段长城的保存状态都不相同。为此，汤羽扬带领团队在对内蒙古长城保护规划的编制中将保护区划细化到了每一个旗县，大比尺的保护区划图能够为地方管控提供较强的依据作用。

为降低一堵墙而“博弈”

2016年9月21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一条“野长城被砂浆抹平，700年历史的国宝面目全非”的帖子出现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帖子中提及的长城位于绥中县永安堡乡小河口村，曾被驴友誉为“最美野长城”。

自此开始，关于长城保护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激进者认为，长城修复应该要尽力还原，主张采用现代手段重现长城当年风采；保守者认为，长城修复应该尽量保持现状，干预非必要就不做。

汤羽扬在居延遗址调研。

汤羽扬说，辽宁小河口长城修缮出现问题只是一个爆发点。近些年，国家文物局对长城修缮工程批复得很少，原因就在于各方认识不统一，技术方法研究不到位，长城修缮经常一上手就做“过”了。

此前，汤羽扬曾接受国家文物局委托，承担了《明代砖石质长城保护修缮技术指导文件》的研究课题。长城应该如何修缮？汤羽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原点：长城到底是现实状态保存还是完整形象保存。

“常规思维是：按照建筑考虑，往往更注重形象，维修难免追求形态完整好看；如果是现实状态保存，就要承认现有的残缺形象，维修以保证安全为主要目的，保持现实状态，保存历史留存的信息就可以。”汤羽扬解释说。

2019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对上述问题给予了明确答复：长城是古建筑与古遗址两种遗存形态并存、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并具有突出的文化景观特征。

汤羽扬认为，长城作为国家重要遗产，在必须实施维修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防止危险产生的结构安全的措施，对于没有安全性问题的部位仅需要维护。“将真实的历史信息留存的最好方式是日常的维护，而不是干预。”

汤羽扬说，在为各地编写长城保护规划时，一些地方政府希望长城发挥高大形象的展示作用，充分利用长城，想把长城墙体做得更高大一点。但墙体是长城保护的主体对象，是文物本体，从保护的角度是不能轻易改动的，这就需要和地方进行反复的沟通。

“这之间存在着博弈。”汤羽扬说，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最终选择的点是在长城历史信息能够得到更充分保护的前提下，能够得以利用和传承。不过，这些年与地方政府和文物管理者的接触过程中，汤羽扬也发现，大家对长城保护的态度在逐步转变，逐渐接受文物保护界的理念和想法。

汤羽扬带领团队在长城调研。

2008年，汤羽扬带领团队为北京八达岭长城做保护规划，“当时提了很多意见，比如八达岭长城周边有熊乐园和野生动物园，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还有一些建筑物的高度过高，和长城的风貌不协调，应该降低等。”

当时，这些建议并没有被接纳。如今十几年过去，八达岭长城管理方再次找到汤羽扬，希望继续深化保护规划。在这次沟通中，地方主动提出：周边部分违规建筑已经被拆除，此前的一些意见可以被采纳，一些过高的建筑也可以仔细研究降层的方法，入口处也会做得风貌更为协调。

在与各地政府和文物管理者的不断沟通中，汤羽扬也对地方和管理者的立场有所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诉求，也更了解游客；另外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不是一天就能够改变的，需要在统一规划下逐步实施。”但她也强调，“长城及其环境景观的保护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不能将错就错”。

保留数千年风雨印记

在内蒙古明长城凉城县十二沟段，无人机从上方掠过，从长城墙体的豁口转到长城以内，即为山西属地。远眺长城内平缓开阔的地势和海子湾水库，她看到 “川原平衍，无山设险”的形势。

在北京平谷长城，将军关至红石门段长城，所用的石材天然岩层肌理清晰，石块大而方整，分层整齐码砌，碎石填塞缝隙。她猜测，这或许与将军关黄松峪一带古时曾为火山口的岩层特点有关。

在门头沟沿河城现场，汤羽扬发现，东门的城台在原来留存不多的遗存上进行了重建，“非常好的是维修时保留了南城墙上一段块石砌筑的垛口墙，外面抹灰的苔藓记录了历史的沧桑”。

……

夕阳下的古北长城，异常壮美。

在不断走访的过程中，汤羽扬与长城的感情链接愈发紧密——她说，长城是特殊的建筑遗产，其修筑历史延续逾两千年，分布范围跨越中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几百个县区，对所在地的人地关系、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长城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保护长城就是保护那段历史记忆和故事。

“长城留下来的内容，有些现在无法理解，后代可能有更好的解读。”汤羽扬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最真实的东西保留下来。没有真实的东西，传承就没有意义。”

如何把最真实的长城保留下来？汤羽扬说，不能仅仅把长城保护修缮看成是一项工程技术工作，而要将其当作一项文化活动，没有统一的技术方法能够解决分布在上万公里地域范围内长城面临的残损和破坏，每个案例都需要仔细的研究和对待。

目前，我国的文物保护维修工作还较多停留在工程性思维阶段，以减小干预、排除险情、安全稳定为目的，较少考虑修缮工程本身的艺术性和修缮艺术的情感传达。

这种工程性思维也导致在修缮工程之初，对长城遗存状态勘查不足不细，“比如勾缝是怎样的手法、凹凸的维度是多少，都要详细记录，并纳入工程实施中，才能把历史带来的这种美感传达出来。”

汤羽扬希望，在文物修缮的过程，工匠们不仅仅是完成工程项目，而要把自己的工作当作艺术创作，“以前的匠人，做民宅都要雕花刻纹，这是匠人通过高超技艺传达自己对美的理解”。

“长城维修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那就是修好了和没修一样。”汤羽扬说，假如文物是徽派建筑的一面白墙，经过数千年风吹雨打，白墙上遗留很多雨渍、灰尘、苔藓等，那维修就不应该简单把墙面重新刷白，而是通过仔细的勘查、设计、施工后，保留那些历史的印迹和信息，供后人欣赏和解读。

让汤羽扬感到欣慰的是，近几年北京箭扣长城保护修缮工程以及延庆、怀柔、密云的长城抢险工程开启了对长城维修工程理念与技术方法的有益探索，修缮后的长城保存了现状的形态和安全的结构，为长城修缮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有益样板。后续他们还将继续探索如何将研究性、将考古、结构、设计、施工等多专业全程合作贯穿于长城保护修缮工程之中。

对一位学者而言，走得越远，才越有发言权。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赵晓娜

【统筹】何雪峰

图片均来自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