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疫苗越早接种，越早获益，在性生活开始之前接种更好。目前我国已批准上市的四种HPV疫苗，都可预防大多数的宫颈癌，无需过度的担心疫苗价数的问题”。

未来作为宫颈癌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要积极推动适龄女性，尤其是女童的疫苗接种工作。“相信通过各界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达成消除宫颈癌这一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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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简真

群山环绕的小城靖安，始终带着一丝山城特有的静谧与凉意。在江西省宜春市北部的小县城里，有一幢略显陈旧的小楼，这里是全国首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针对宫颈癌单个肿瘤而建立的防治研究所，也是靖安县妇女熟悉的地方。

45年间，数以万计的靖安农村妇女在这里接受过宫颈癌筛查防治。这幢小楼完整地保留了20世纪70年代中末期至今、近40年间靖安县宫颈癌的防治及筛查现场资料。这些资料客观地记录着该地区妇女宫颈癌患病的变化情况——

1974年，靖安县的宫颈癌死亡率为31.26/10万，远高于当时全国农村的平均死亡率（9.98/10万）。到了2005年，靖安县宫颈癌死亡率已经下降至2.67/10万，接近全国农村平均水平（2.01/10万）。

从当住院医生开始，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李隆玉就致力于宫颈癌防治。20世纪90年代，她接过老一辈专家的接力棒，开始对江西省宫颈癌高发现场进行攻坚克难。作为全国知名的妇瘤专家，她的“处方”是宫颈癌筛查和疫苗接种，终极目标只有一个——让人们不得宫颈癌。

翻山越岭做筛查

20世纪70年代，靖安县的宫颈癌死亡率高居全国第三，是当时全国平均死亡率的3倍多，这引起了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

197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和原卫生部肿瘤办的指导下，江西省妇幼保健院首任院长杨学志教授带领的团队，在靖安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宫颈癌防治基地，由此开启了我国农村地区宫颈癌普查普治的篇章。

江西靖安宫颈癌防治研究所第一批医护人员合影

李隆玉介绍，当时宫颈癌防治项目还选取了上海纺织女工，作为城市对照组。杨学志和团队调研发现，靖安县农村妇女在18岁之前结婚的占到约80%，而在上海地区妇女中，这一比例仅为36%。杨学志教授由此总结出，“早婚早育、多产多育、女性生殖道卫生健康和健康教育知识匮乏，可能是靖安县宫颈癌高发的协同因素”。

1980年，在杨学志教授的领导筹建下，我国第一个宫颈癌防治研究所（下称靖安宫防所）成立。每年4月-10月，所里就会租一辆车，组织十多人的筛查队伍，带上筛查用的设备如显微镜、检验材料、药物、登记表等，到乡镇给农村妇女做筛查。在这之前，村支书、村长、妇女主任等村干部通过户口摸底35岁-60岁的已婚妇女，下发农村妇女宫颈癌自愿免费检查知情同意书，动员她们来做检查，并告诉她们筛查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起初，宫颈癌筛查工作进行很困难，并没有得到群众的理解。“我吃得香、睡得好，浑身没有任何疼痛，为什么要做筛查？”这是工作人员们最常听到的回答。早期的宫颈癌和癌前病变患者确实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很多女性都是到了中晚期才发现，此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村里每户人家居住分散，山路崎岖，自行车也派不上用场。工作人员斜挎着军用水壶、带上两个白馒头，背着酒精、输液瓶和固定液，爬山一爬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远远望见妇女坐在屋前，走近后却发现人消失的无影无踪。

“问家属就是装糊涂，说你们去屋后找找？”李隆玉回忆，房屋背后是一片树林，人影都找不到，这时，只能绞尽脑汁“做工作”，请丈夫或父亲把人找回来。有的甚至上门好几趟，说尽了好话，劝她们来筛查。

很多时候，即便人找回来了，依然不愿意做筛查——女医生翻山越岭体力跟不上，经常会派男医生上山做筛查，妇女坚决拒绝男医生做妇科检查取样。

“你很难体会那是一种怎样的沮丧。”李隆玉感叹，爬山一整天却遭拒绝，男医生只能无奈折返。第二天，换成女医生“全副武装”，依原路再去检查取样。

这些筛查对村民来说是陌生的，顾虑重重。宫颈活检病理是诊断宫颈癌的金标准，医生需要将器械伸入阴道暴露宫颈，取下可疑的病变组织后进行病理学诊断。“有风险吗？会不会很疼？”类似的担忧萦绕在很多人的心头。

靖安宫防所的工作人员心生一计。每年农闲时节或是暑假，他们就会进村，征用公社或学校教室作为宫颈癌筛查的场地。每年的第一堂课，便是召集所有农妇，由工作人员进行宣传。一幅幅宣传画上，近乎口语化的语言向村民们介绍宫颈癌相关的科普知识——“宫颈活检就像挠挠头皮”“同样的疾病，不一样的命运”，以此渐渐的打消了妇女们的顾虑。

村民们认真阅读宫防所贴出的宣传画

1974年-1985年，通过12年的六轮定期连续性宫颈癌普查早治，靖安县宫防所共计筛查9万多人次，共查出宫颈浸润癌415例，癌前病变550例。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和靖安宫防所的努力下，靖安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农村地区群防群治的“低成本、广覆盖”的四联早期诊断法——通过巴氏涂片、宫颈多点活检、诊断性锥切和连续切片病理，来诊断是否发生癌前病变。

李隆玉回忆，这种方法看上去有些笨拙，有创操作相对较多，但确实降低了靖安县的宫颈癌发病率。1985年，靖安县甩掉了宫颈癌高发区“帽子”。

20世纪90年代后，尽管承担的国家“六五”“七五”卫生部科研项目课题研究相继结束，但靖安宫防所仍秉承两年一轮的宫颈癌普查早治工作。1991-2004年，该所累计完成宫颈癌筛查13644例，共筛查出宫颈癌54例，癌前病变153例。

甩掉宫颈癌高发区的“帽子”

每隔一段时间，李隆玉便会带领一支团队前往靖安指导工作、分析讨论病例或进行筛查的经验交流。一次清晨六点，一群专家到林间散步，偶遇靖安当地村民。“看上去你们不像是本地人，是来干什么的呢？”专家回答：来靖安县参加子宫颈癌的相关会议。

“我们每年都会做筛查，不光我们，我们的女儿也会去。”村民的反应让专家们颇感欣慰。

2019年11月，全国农村宫颈癌防治45周年总结交流大会在靖安县召开。李隆玉评价，“靖安模式”的最大创新之处就在于，率先在国内提出并实施了以现场、临床、科研三结合的宫颈癌防治体系。这就是后来被学界广为接受的宫颈癌一、二、三级预防的前身。

李隆玉介绍，根据WHO宫颈癌三级预防措施，“一级预防”建议在首要目标人群（9-14岁女生）和次要目标人群（15岁及以上）中开展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接种，越早接种越早保护。“二级预防”针对30岁以上的女性，开展宫颈癌筛查和治疗；而“三级预防”针对有需要的女性，进行宫颈浸润癌的治疗。

李隆玉在靖安为当地村民筛查宫颈癌

靖安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对宫颈癌防治工作都非常重视，靖安宫防所一直保持着独立建制、全额拨款。县里还成立了宫颈癌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各单位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制定筛查实施方案，加上财政、卫生、民政、妇联等部门密切配合，已形成了宫颈癌县、乡、村三级查治网络。

每年县里筛查文件一出台，镇长和书记就亲自参加动员大会，县里还把宫颈癌筛查纳入对乡镇的年终考核，乡镇会对筛查进度进行督查。

而作为业务执行单位，靖安宫防所负责完成筛查工作。靖安宫防所有20人编制，队伍虽小，却涵盖筛查、临床治疗、检验等完整链条。最难得可贵的是，在这个小县城里，宫防所确有自己病理医生！筛查出来的所有疑难病例，包括后续宫颈癌的治疗，由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完成。作为三级预防单位，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与靖安县宫防所结成紧密型医联体，定期派专家到靖安县，对相关工作进行督导和质量控制检查。

近十年来，我国整体宫颈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并年轻化趋势，靖安县也不例外。2015年，靖安县的宫颈癌标化死亡率为6.37/10万，相比2005年略有攀升，但也已接近同期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李隆玉所在的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每年都会对住院患者进行统计分析。进入21世纪，她和同事们发现，收治的宫颈癌患者中，来自九江市修水县的中晚期患者比较多，有些患者母亲住院治疗宫颈癌时，陪护的女儿也同时查出宫颈癌。

“既然靖安县已经成为宫颈癌筛查的示范基地，是否将他们的防治经验投入到这些发病率较高的地区？”李隆玉回忆。她数十次前往修水、铜鼓、武宁等农村宫颈癌高发区进行摸底调研，掌握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为江西省争取到了第一个国际合作的“比尔盖茨项目”，第一次在江西农村地区采用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筛查方法和理念，同时使用6种筛查策略对当地妇女进行早诊早治。

“HPV疫苗接种率太低了”

2019年全国农村宫颈癌防治45周年总结交流大会期间，李隆玉还专程拜访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上世纪70年代，她就是通过杨学志教授的检查发现宫颈癌的，当时的她才30岁不到。杨学志通过筛查发现病变，准确诊断癌症分期并及时采取治疗，不但治愈了她的早期宫颈癌，还保留了她的生育能力。

治疗后，她顺利地生下了儿子。如今她身体硬朗，在自家屋后耕种一片菜地，还将蔬菜挑到小镇上摆摊，日子过得相当舒心。听说当地也有HPV疫苗了，她忙带着13岁的孙女前来接种。“宫防所把我的病治好了，现在还有（预防）针可以防这个病，我得让孩子打，从小预防。”谈起宫颈癌防治，老人怀着感激的心态。

宫颈癌是目前唯一一个病因明确的癌症，约99%的宫颈癌是高危型HPV持续感染所致。虽然HPV有一百多种，但在全球范围内，约70%的宫颈癌由HPV16型和18型引起。HPV疫苗是唯一可以有效预防、降低宫颈癌和癌前病变发病率的疫苗。

“国内宫颈癌的筛查技术已很成熟并和国际接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未来最关键的是要提升HPV疫苗的接种率和提高筛查的覆盖率。”李隆玉说。

疫苗接种是消除疾病公认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方法。2020年11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提出到2030年要实现三大目标，其中就包括90%的女孩在15岁前完成HPV疫苗接种。

“小年龄段HPV疫苗的接种率太低了。”李隆玉感叹，在我们医院，9-15岁年龄段的女孩中，粗略统计仅不到10%接种了HPV疫苗；接种率最高的是27-45岁人群，约为60%，“这意味着，往往母亲接种了，但孩子没有接种。”

在日常诊疗中，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母亲要求接种HPV疫苗，李隆玉建议给孩子也接种，母亲反问，“我的女儿现在还没有性生活，为什么需要接种？”

李隆玉多年在一线门诊，和患者面对面交流

“HPV疫苗越早接种，越早获益，在性生活开始之前接种更好。在疫苗的选择上，目前我国已批准上市的四种HPV疫苗，都可预防大多数的宫颈癌，无需过度的担心疫苗价数的问题”，李隆玉解释。

在国内，HPV疫苗为二类疫苗，自费自愿接种。“但二类疫苗并不像很多家长理解的那样，可打可不打。”李隆玉说。目前，宫颈癌已位居中国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的第一位，且近年来发病年轻化的趋势也让人担忧。虽然现阶段HPV疫苗尚未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小年龄段的女童也要积极加入疫苗接种的队伍。

HPV疫苗在中国已经迟到了十年，在李隆玉看来，未来作为宫颈癌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要积极推动适龄女性，尤其是女童的疫苗接种工作，“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面临的下一个挑战，相信通过各界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达成消除宫颈癌这一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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