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创办于2012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起和组织，在香港（或澳门）召开的年度高层国际学术论坛，是面向港澳地区和海外宣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平台。2019年、2020年论坛在广州举行。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2020”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并得到冯氏集团李丰研究中心（香港）支持。论坛于11月27日在中国大酒店（广州）举行。论坛以“迈向‘十四五’的新发展格局与大湾区融合”为主题，来自联合国人居署、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澳门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代表汇聚一堂，深入探讨“十四五”期间构建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宏观战略、宏观政策和大湾区“双循环”枢纽的融合发展等问题。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广州市直属部门代表、民营企业、中央省市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徐咏虹分别致辞。

高培勇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对广州市委、市政府对论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同时也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参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表示，举办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旨在向境外的朋友讲述中国经济发展故事，重点阐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及明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经济政策的布局。

高培勇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迈向“十四五”的新发展格局和大湾区的融合发展，这是当前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首先要明确本次论坛讨论的逻辑起点，即弄清我们是在怎样一个背景条件下展开，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的讨论。他建议以时间为轴进行分析。过去一年多来，特别是上半年，“六保”“六稳”是经济工作主线，今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10月末举行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新的部署，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的新发展格局。可以发现，从“六稳”到“六保+六稳”再到构建新发展格局，大体上就是过去一年以来在经济形势判断和经济政策的布局上所走出的一个基本的轨迹。在中国的经济形势的判断和经济布局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六保”和“六稳”。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迈向“十四五”经济工作的一个主线，经济政策布局的一个主线索。不管是“六保”“六稳”，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贯穿的一条主线索，或者说能够他们看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过去一年中，从“六稳”到“六保+六稳”再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变的是周期性、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相交织，不变的是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不变的是供给侧改革这条线，同时改变的是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最后，他强调，为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到更加重要位置，要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考量。

徐咏虹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致辞。她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高培勇副院长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州发展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位专家学者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她认为，这次论坛以迈向“‘十四五’的新发展格局与大湾区融合”为主题，非常有意义，将对广州在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发挥核心引擎作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徐咏虹指出，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和省会城市，广州正在紧紧把握着这一历史性战略性机遇，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充分释放“双区”建设，在全省“一核一带一区”新格局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体现广州的担当。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大湾区融合，广州可以发挥好在全省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支撑作用。她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大湾区融合，广州要持之以恒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两年来，广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不移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城市门户枢纽功能显著提升，文化发展活力空前活跃，以扎实有力的双统筹，夺取双胜利，以“四个出新出彩”推动老城市新活力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大湾区融合，广州将更加积极有为，加快建设开放大平台、交通大体系、经贸大网络、湾区大市场，以建设广州都市圈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关键，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主攻方向，扩大内需，共建人文湾区休闲湾区，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分别做了精彩的报告。

何德旭：面向“十四五”新发展格局：建立现代金融体制

他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金融体制，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面向“十四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金融体制意味着富有活力的金融机构、高效配置的金融市场、严格有序的金融监管、成熟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灵活协调的金融宏观调控。建立现代金融体制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建设现代资本市场、建设开放型现代金融体系、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他提出，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体制”，要重点关注三方面：一要坚持创新引领。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避免伪创新特别是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创新、超越监管能力和水平的创新、处理好创新过程中的风险。二要坚持安全发展。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注重堵漏洞、强弱项，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三要夯实基础——金融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完善金融法律法规，规范金融会计统计制度，提高金融业信息化水平（重点是征信体系、社会信用环境），建设金融人才队伍，统筹规划金融业综合统计、反洗钱以及金融市场登记托管、清算结算、支付、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境内外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要保障金融制度、金融体系安全高效运行。

他预计，到2050年，中国将建成世界重要的金融强国，拥有发达的现代金融体制。

张跃国：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愿景与广州使命

张跃国首先讨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品牌塑造。他提出要塑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湾区”品牌。大湾区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须聚焦三个领域：一是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客观上存在障碍。破解之道就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优化营商环境，从市场准入、投资建设、融资信贷、生产运营、退出市场五阶段全过程提升办事便利度。二是科技创新。关键是建设开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搭建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形成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三是治理创新。要最大限度消除人员身份差别造成的融合障碍，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为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关于新发展格局下大湾区发展中广州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张跃国提出，广州的历史使命是做好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如何履行这一使命？他建议：一是充分发挥广州的比较优势，包括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基础设施、较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和顶级流量、较高的开放程度、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二是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作用是战略要求。强化规划战略引领，进一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增强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三是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携手港澳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畅通大湾区“四面八方、四通八达”的战略通道。四是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广州要在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下功夫，大力推动教育合作发展，推动文化交流交融，共同塑造湾区人文精神。总而言之，在积极推进和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广州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

最后，他分享了关于“十四五”时期广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考。一是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新征程上，广州要把新的坐标方位和历史使命，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重新考量，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准确定位。二是明确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使命和战略行动。广州的战略使命是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超级链接。战略指向是全面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提高对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的区域带动力和全球影响力。战略重点是打造优强项、补短板，建设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际商贸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全球新经济策源地。战略支撑是重大平台（“一区三城”、广州期货交易所）、重大项目（白云机场三期、广交会场馆扩建）、重大政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三是扎实推进十大重点任务。 包括提升科技和产业双策源能力、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率先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升世界级门户枢纽能级、推进城市更新九项重点工作、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城市范例、打造美丽中国广州样本、建设高水平公共服务体系等。

论坛共设置3个主题演讲：

主题1 “十四五”期间构建中国经济新格局的宏观战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泓、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副院长洪风、联合国人居署高级经济学家马尔科.卡米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汪红驹等做了精彩演讲。

张晓晶：新发展格局下的债务灰犀牛

“十四五”期间中国发展既有美好前景，也面临重大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债务灰犀牛。疫情冲击下，全球范围内债务攀升。截至2020年3季度，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估算，全球实体经济债务规模达206万亿美元，其中，政府债务攀升最快。困难或危机时期，公共部门杠杆率（公共部门债务/GDP）的攀升是常态。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杠杆率超过了100%。中国显性的政府杠杆率只有40%多。如果仅从这个数字来认识中国的债务结构和风险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在中国实体经济总债务中，企业债务占六成；企业债务中，国有企业债务占六到七成；国有企业债务中，近一半为融资平台债务。据此，我们可以重新“解构”中国的债务灰犀牛：即私人部门（居民+非国企）杠杆率与公共部门（国企+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杠杆率。中国公共部门杠杆率大大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而这一点是与世界其它国家（除日本）有着显著的差异：就全球而言，公共部门杠杆率高于私人部门杠杆率达60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的债务风险向公共部门集中。引发的思考是：我们在杠杆率的配置、信贷资源配置方面是否出了问题？如何化解这个问题？最近市场出现了国企债务违约情况，引发广泛关注。这实际上是打破刚兑，以市场化方式化解公共债务风险的重要途径。如何应对新发展格局下的债务风险？一是创新驱动，创新会带来效率提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稳（去）杠杆。二是消费驱动。在国民收入基本格局不能大动的情况下，消费驱动只能依赖信贷扩张，从而带来债务攀升。这是发达经济体一直在做的事情。因此，要在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第一是要真正推进收入分配的改善，因为收入差距是信贷扩张冲动的重要诱因。第二是金融科技要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当前的金融科技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杠杆率攀升得更快了）。第三是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法为继，这样才能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宋泓：新旧发展格局的转换与“双循环”

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以优质廉价的生产要素、积极务实的国内政策为基础，结合外部的技术、资本和市场，在国际竞争中劈荆斩刺，以外促内、深入融入到东亚、甚至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发展格局，并成长为充满活力的世界工厂。这样的发展格局不仅促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且，将我国推入到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

国内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减缓甚至逆转、中西方之间的战略竞争加剧、尤其是仍在肆虐的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促使我国逐渐向新发展格局转化。未来我国将形成以自主可控、且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以与美欧等发达国家“近似对等”的国内大市场等为基础的、以内促外的新发展格局。短期来看、尤其是“十四五”期间，影响我国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序是这样的，即：全球疫情—全球化放缓——中美中欧之间的战略博弈——结构升级转型等。而中长期来看，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则正好逆转。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新发展格局塑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以新基建推动的国内投资需求和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分配不断改进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激发的消费需求等内循环，将会一定程度上弥补外部疫情所造成的外需疲软状况。同时，在危及国家重要产业安全的关键环节关键领域所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创新活动也会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这一时期，相比而言，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更加重要；之后，随着国际市场的恢复，我国可以再次入场。比如，5G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应用和开发。疫情期间，很多国家的建设都推迟了，而我们可以加快建设，优先建成国内5G网络。疫情之后，则可以转向供应国外需求了。

总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我国（更多地）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并参与和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是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接受者、跟随者；将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是以国内循环为主导，并影响、甚至塑造新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粤港澳大湾区曾经挺立潮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和开拓者；在未来国家新发展格局塑造中，希望粤港澳大湾区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洪风：东南亚怎么看中国“十四五”规划

作为华人学者，他认为，中国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治国方略，具有重大意义。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过程中，产业转移，环境治理，民生工程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十四五”规划受到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具有国际示范意义，是大国崛起的不二法宝，更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的使命。中国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比任何时候都重视外部的环境，中国加强东盟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合作，不断加强开放力度，分享制度、经验形成的中国东盟“10+1”，中国东盟“10+3”，形成了长期良性互动机制。“十四五”规划是集思广益的规划，中国和东盟是伙伴关系，中泰一家亲，泰国有无数的卓越的华人，对中国的发展抱以极大的热情，比方泰国正大集团，是作为泰国最大的企业，在董事长的领导之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经过几十年中国的发展，正大在中国建立了诸多深受中国人民喜欢的品牌，正大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见证者。中国“十四五”规划不仅是中国国内的发展蓝图，更是世界众望所归。今天是全世界危机重重，各国人民都陷入经济危机与疫情危机的双重打击之下，这个世界更需要一座东方的灯塔，为全球人民带来光明。世界需要有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担当的大国。

马尔科.卡米亚：宏观经济趋势、竞争力及地方政府

他分析了全球经济增长格局、趋势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比较了近三年全球经济增长趋势，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4%，2021年则反弹至5.2%，其中，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1.9%。他比较了2000年以来世界各地劳动力生产率增长趋势，发现亚洲地区劳动增长率快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以后超过世界其他区域。他表示，城市和地区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具体影响因素包括城市化，城市中非正式经济、不平等和住房市场，人与货物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本等。

在论及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全球行动时，他建议，短期内，通过维持社会安全网络、财政政策等措施维持城市经济平稳运作，通过保障供应能源及水、处理垃圾的能力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长期而言，坚持贸易开放，强化区域性和全球性价值链稳定性，提高城市竞争力，城市要培育出生产型、高效的、一致的社会环境，良好的城市化运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他认为，即便近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区域和全球在价值链方面的协作与分工依然是主要趋势。

汪红驹：“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均衡发展新格局

他认为，只要保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存在一些确定性趋势因素：第一是我国人口总量仍在上升，人口老龄化继续发展；第二是四个方面结构性优化因素，一是城市化比率继续上升，2025年我国城市化率估计达到65%，二是消费比重呈上升趋势，三是单位GDP碳排放继续下降，四是化石能源消耗比重降低。最后，从国际经济发展比较看，十四五时期我国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在于：疫情冲击对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巨大；去经济全球化加剧，使全球价值链面临断链风险，数字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负面影响；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在下降，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差距很大，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的任务非常艰巨。“十四五”时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是：坚定不移地保中长期财政收支平衡，坚定不移保财政安全；确保国际收支平衡；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社保制度、发展民生事业、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等方面确保结构性均衡发展；通过城市群、大湾区发展战略促进形成新的均衡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的实施需要考虑与与当前宏观政策的衔接，具体要做到：完善跨周期宏观调控，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充分发挥税制的内在稳定器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控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增长；货币政策方面，要控制货币供应过快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稳妥、谨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倪鹏飞：以全国化应对逆全球化

他认为，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需要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理论上看，内外循环都决定着分工促进着经济的增长; 历史地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时期坚持内外“双循环”政策; 从全球看，内外循环是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从容应对。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实施“双循环”战略是短期策略，也是中期战略，更是长期理念。在当前在今后长期的工作中，要坚持两手抓两结合：将内循环做得更大，发挥主体作用；将外循环做得更强，发挥关键作用。既要防止外循环不当而受制于人，也要避免内循环不当而自给自足。他提出，无论是推进“内循环”“外循环”，还是双环互动，既需要抓住要害重点突破，也需要以变应变调整思路，积极探索新的领域、途径与方式。首先，要深化全国经济一体化，以全国化应对全球化出现的波折。其次，培育国际竞争优势。再次，构建双环联动的关键枢纽。从市场需求、要素供给、产业安排和空间布局的角度，进一步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支持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顺应发展规律，将这些区域培育成为“双循环”的战略枢纽。

主题2 “十四五”期间构建中国经济新格局的宏观政策

由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尹涛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原司长唐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部长戴二彪教授等做了演讲。

李善同：“十四五”时期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他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以国内循环为主是大国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制定具体的规划、政策和措施，使新发展格局变为现实落到实处。他认为，要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他认为，中国三大增长极地区，珠三角与长三角和京津冀有较大的差别，珠三角与国内各省的联系小于它与境外国家与地区的联系。他提出，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双循环”中的位置，优势和作用，必须在畅通循环，推动科技创新以及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肖金成：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升区域发展质量

他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升区域发展的质量：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和都市圈；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他认为，要支持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的载体，区域靠城市来带动，城市靠区域来支撑。区域发展水平取决于中心城市对区域的辐射力和带动力。要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推进都市圈同城化。要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唐元：我国经济发展走势及政策选择

他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全球一枝独秀，从更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较高增长发展轨道，“十四五”期间应该保持6%增长速度。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他预测，2025年，我国GDP总量可望达到21万亿美元，人均GDP则达到15000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2035年GDP总量可望达到40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26000美元。他进一步探讨了决定我国未来经济走势的四个关键因素：能否继续与世界各国保持一体化发展格局，长期积累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能否有效规避，未来经济增长动能能否有效挖掘，经济发展能否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未来中国要做到与世界各国一体化发展，他提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承担大国责任，完善治国理政模式，加快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新经济作用，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共享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软实力。他建议尽快启动四项战略举措：加快推广应用改性甲醇燃料，建议加快文博产业改革创新发展，增发基础货币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发展城市立体园林生态建筑。

郭克莎：“十四五”时期推进发展和防范风险的政策思路

他认为，要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宽松的货币政策。坚持“房住不炒”和建立长效机制的政策总基调。更加注重加强和搞好宏观经济的预期管理。总的说，要从国际上预期管理的实践中获得借鉴和启示，要注重与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加强对宏观经济预期管理问题的研究，推进中国特色预期管理政策的完善和发展。各国的预期管理政策实践表明，受制于各国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条件，预期管理政策措施及其有效性必然不尽相同，要注重借鉴经验、获取启示，但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不能“生搬硬套”。美联储的预期管理政策之所以取得较好成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强大的专业研究水平，我国政府部门作为实施预期管理政策的主体，需要在迅速变化的经济形势下加强学习，不断提升加强和搞好预期管理的能力。同时，政府部门要注重发挥各类智库的积极作用，深化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的理论研究，丰富科学管理方法的知识基础，不断提高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

戴二彪：中国三大世界级城市群的功能分工

他从分析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概念切入，分析了城市群在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的确非常快，但是从供给侧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中，对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过度依赖，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贡献偏低。而中国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劳动力增长放慢，过度的投资也难以持续；从需求侧的国外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慢，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显然，过去成功的发展模式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关于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他认为，中国已经做了符合新形势的顶层设计。城市群是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基地，金融服务的中心，扩大就业和引导消费的基地，是国际、国内交流的枢纽地，对推动新型城市化发展、畅通国内循环也有很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因此，城市群以及其中的主要都市圈在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中，责任和作用重大。他认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以及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是世界级的城市群，功能要适当分工、互补。比如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应该是各有特色的国际国内金融中心，在培育科技创新和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要发挥特别重要的功能。北京要考虑国家整体的发展，金融服务应反映国家政经战略；其他金融中心城市应按市场经济机制发展服务。香港以多样的国际金融业务为主体，深圳可以培养创新产业为特色，上海的金融中心功能则可综合一些。

主题3 “十四五”期间大湾区“双循环”枢纽的融合发展

由香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张家敏线上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叶嘉安，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为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梁琦，澳门城市大学协理校长、葡语国家研究院院长叶桂平，澳门科技大学教授刘成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晓玲，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覃剑等做了演讲。

叶嘉安：粤港澳大湾区新经济中香港的挑战

他回顾并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与珠三角的经济合作。1970年香港已经是世界工厂。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制衣等行业转移到内地，香港通过“店”把珠三角生产的东西卖到海外，香港经济从工业聚集发展逐渐转变成生产性服务行业主导。这种经济协作模式到2000年开始出现变化，香港的“店”的功能开始慢慢消失。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优势逐渐降低。珠三角的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很快，广州、深圳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他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除了一国两制之外，香港的竞争力和优势不再像以前这么突出。从工业发展水平看，香港输出的工业是2.0模式，现在东莞、深圳等地方已经是工业4.0。从GDP看，香港GDP的增长率是整个大湾区里面最差的，深圳GDP规模已超越香港。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2019年深圳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已超越了香港。叶嘉安建议，香港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抓住“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关系协议所带来的新全球化机遇，抓住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机遇，尽快寻找一个新的与大湾区经济合作的模式，以免错过这个日渐缩窄的机会。

王为理：要素流动与湾区发展

他认为，全球化与信息化促进全球要素流动，流动性与全球化、信息化共同塑造世界发展格局，世界湾区形成、发展于全球尺度和本地尺度下的要素流动网络之中，流动性和世界湾区构成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孪生关系。他认为流动性主要有物资流、资金流、人才流和信息流四种表现形式。为了促进要素流动，结合对湾区城市要素资源流动总指数和分项指数评价，他建议：粤港澳大湾区要坚定不移地以制造业为中心，深度挖掘服务贸易发展潜力，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其次，在促进人才流动方面，建议粤港澳大湾区不断提升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水平；加快探索新形势下的离岸型“柔性引才”新模式；推动更多有温度的国际化人才政策落地，如试点开展“中国绿卡”申请积分制度，积极争取突破和优化外国人永久居留政策措施等。第三，在资金流动方面，建议采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开展对外投资并举的策略，积极为科技创新和创业家提供融资便利，加快推进跨境金融合作和金融市场深度联通。第四，在信息流动方面，继续强化对全球领先科技的跟踪对接，确保国际科技和信息交流渠道保持畅通，进一步丰富文化多样性。第五，在流动环境方面，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构筑一体化便利化综合交通体系，积极拥抱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坚定不渝地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梁琦：广东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

她认为，广东早就有了内循环和外循环。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广东充分利劳动力及工业生产要素成本低，抓住国际分工的机会，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实际上，这就是“双循环”的发展模式。这种自发的双循环是面向国际市场，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导向实现国内生产要素资源配置。这与我们当前要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同。我们当前要构建的双循环是立足国内市场，以满足本地需求为主，以本国需求为导引来布局全球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吸引全球资源。她提出，广东要落实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并结合自身实际，找准在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定位。她认为，中共广东省委十二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广东要做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广东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要求。她探讨了广东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一些难点和堵点。国际大循环方面，体现在疫情和美国。国内循环方面，包括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关键是市场壁垒。破解国内市场壁垒的办法要靠法治，完善产品标准。  

叶桂平: 粤港澳大湾区中澳门的发展定位及前景

叶教授围绕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国家“十四五”规划背景下，结合国家现在经济运行情况，细谈了澳门特区的功能定位。他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当中，国家对澳门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就是“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希望澳门发挥博彩旅游业的优势，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并成为多元文化共存的合作基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商贸合作的平台，要发挥澳门所长，国家所需。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格局，澳门作为中葡平台担当重要的角色，如果能够通过澳门这个平台把中国跟葡语国家紧密连接在一块，优势互补，意义十分重大。国家“十四五”规划，澳门可以建设成为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和联盟基地，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开发银行和澳门特区政府联合合作成立中葡基金，目前在起步阶段，将紧密拉紧中国和葡语国家的企业还有经贸交流。珠海横琴正在开发，将中葡平台与之紧密结合，将注入新动能。澳门金融地位突出，涉及中葡金融，通过澳门金融平台，实现融资租赁，可以更好地把非洲葡语国家的原材料输入到中国内地，中国内地可以通过澳门的融资平台，或者通过澳门这样债券市场，再把我们内地过剩产能延伸到非洲的葡语国家，或者巴西等国家。中葡金融服务平台还承担人民币结算中心的功能，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国内科研机构或智库对葡语国家市场的研究非常少，通过澳门一些高校和机构，可做关于葡语国家的经济投资或市场的研究报告，实现为决策服务。

刘成昆：产业多元、城市韧性与区域合作

围绕产业多元、城市韧性与区域合作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他指出，“十三五”以来，澳门经济多元化初见成效。他认为，产业结构多元化对大湾区城市整体经济韧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多元化具有自动稳定器的特质，在面对剧烈波动的外部市场环境时，能够促进区域系统实现快速地自我修复。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城市，缺乏分散风险的产业环境和机制，难以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容易在危机后陷入困境并出现失衡的情况。他提出，“十四五”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谋划实现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时期。澳门应把握机遇，主动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在国家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澳门处于两个循环的交汇点。澳门需要准确把握自身的角色和定位，利用特殊的地位，发挥独特的优势，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双循环”。他建议，在产业多元化方面，澳门推进现代金融业发展，促进中医药产业化，推动产品和服务拓展国际市场，会展业发展专业化和市场化，逐步培育跨境电商产业，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加强扶持中小企业等。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他建议澳门要加快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鼓励企业利用横琴空间打造澳门品牌。

张晓玲：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和粤港澳大湾区在不确定性中求增长

她指出，当下的经济，在复苏中充满了很强的变数。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国际环境。“十四五”规划中，要求加强国内国外双循环，实现在不确定性求增长。首先，从全球的产业链上来看，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不仅是供应方，而且是需求方消费支出的减少。第二，生产和消费需求不振，物价上涨。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尽管二三季度GDP同步增长3.2%和6.8%，中国经济是否以及何时可以恢复到疫前水平？她认为，由于疫情的控制，中国的损失主要在2020年，从2021年开始GDP基本可以恢复。疫情对不同的人群，不同行业的冲击不同，服装、住宿、零售、建筑房地产以及服务类的行业，由于未来外需市场诸多不确定性，扩大内需应该成为政府持续努力的方向，旅游、住宿等逐渐开始恢复。中国经济收入在一季度呈现明显下降，二季度上升，短期疫情导致一定意义上收支失衡，增加政府的压力。由于疫情的有效控制，对经济长期的损害相对较弱。各种行业的敏感性不同，因此刺激消费政策应该具有针对性。从内循环的视角，大的城市以及城市群都是最主要的市场。城乡之间不均衡，需要考虑怎样通过长期的协调，通过基础的创新改善，增进效益，提高连通性、可达性和交流性。此外，需要建立更有效的城市治理和其他机制，实现要素便捷流动和资源的协同共享，成为真正世界级的城市群。怎么能够使得湾区在一定意义上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呢？一是要解决公共区域性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共同体和利益体的矛盾，需要协同多元、求同存异的模式，实现市场要素的流动。

覃剑：“十四五”时期广州迈向国际大都市的战略选择

他指出，广州是世界一线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充满活力的城市、幸福宜居的美丽花城。广州要做新型全球化的推动者、区域化的引领者、数字革命的先锋者、高端价值的创造者、人民城市的践行者。广州要在对标纽约、东京、巴黎等城市合作中实现功能升级强化，建设全球联系网络的重要节点，建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圈层空间结构，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和创新走廊，激发老城市新活力，打造科技、教育、文化、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国际创新之都。以科技、数字、文化赋能商业发展，巩固提升广交会品牌影响力，大力发展夜间经济、平台经济、电商经济、消费经济、服务贸易等，更加注重国际服务中心、国际化金融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激发国际商贸中心持久活力。推动形成“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金融”“文化+创意”等“文化+”产业新业态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国际一流文化基础设施，培育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企业，建设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园、文化街区、文化平台，擦亮全球定制之都、广州文交会、广州设计周等品牌活动，打造全球粤剧中心、纪录片之都、国家重要的动漫游戏基地、音乐产业基地、国家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基地、文化金融创新发展基地、文化装备生产基地，全面带动文化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发展，把“文化+”动力培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