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

海丝路漫漫，韩水情悠悠。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早在6000多年前，潮州已有先民居住。而在隋代，潮州便有航运之记载。至宋代已臻全盛，商船满载瓷器、潮糖、绸布等商品，昼夜星驰，通达四方。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又称为“陶瓷之路”。早在1974年，潮州人、国学泰斗饶宗颐教授发表《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一文，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第一人。从多年来世界各地出土和打捞沉船中发现的陶瓷制品中，几乎都有产自古代潮州各窑口的陶瓷，其中尤以宋代笔架山窑为最。凭借地缘和经济、文化优势，潮州成为历史海上丝绸之路绕不开的一环并将在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龙湖古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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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起源

龙湖古寨在历史上曾是潮州府城及兴(宁)梅(州)地区的江河出海口和通商口岸，是旺极一时的对外商埠。

潮州地处海滨之地，早在西汉时期就开始航海。宋代及以后，海运发达，海上贸易应运而生，潮州的瓷器、绸布、红糖及大量工艺品通过海路运往海内外各地。

宋朝时，龙湖乡也因潮州海运的发达得以发展。据志书记载，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塘湖(今龙湖)始建地藏院，说明当时龙湖已经相对兴盛。据《龙湖文化史谭》黄伯群的《塘湖的形成过程及概况》:“未开埠之前，塘湖周围环绕已有十八个小村，称为十八碟，绕着池塘而建，后来大部分人除耕种之外，都到近韩江堤边创置商业，又因韩江的水运，货物流通方便，得生意日旺，人口也聚集更多，才形成市埠”。据说当年龙湖一公里半的长街上，没有一个铺位是空的，而且周边各镇各乡皆到龙湖赶集，甚至九江、芜湖米船也常到此叫卖，每到傍晚江边停靠的商船、货船、渔船数百艘。船灯点亮，星罗棋布，极其壮观。故成为龙湖八景之一，叫“仙庙鱼灯”。这也使龙湖成为韩江中下游的唯一大市镇，成为姓氏繁多的集居地。明、清鼎盛时期多达七十二姓，现尚存二十一姓。商贸的推动，使龙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潮州府志》记载，龙湖“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围寨”，形成了“潮州小城”的格局，在600多年前已是一个富庶滨海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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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和景观

龙湖古寨地处潮汕平原，东有韩江西溪，陆路又是通往府城的要道，其具备水陆交通的特殊位置，也是潮州境内出海的必经地之一。据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总纂的《潮州志》记载，清乾隆初年，海阳县（潮安）的南路驿道总长75华里，由府城总铺经云步角洲、龙湖、南界、鳌头、梅溪至汕头的鮀浦司。由此可见，本次定向大赛的举办地龙湖古寨，正是南粤古驿道的一个节点。

龙湖古码头水利公园

宋代以前，古潮州辖区最重要的商贸港是潮州港，其时潮州港出海主要通道有韩江的支流古潮州溪和古彩塘溪。古彩塘溪分汉于西溪龙湖上游，自南偏西方向流入牛田洋。到北宋后期，古潮州溪逐渐淤积湮废。龙湖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却没有因此而没落，反而，从南宋开始却凸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龙湖古码头水利公园

龙湖古港是潮州境内活跃时间最长的商贸港口之一。大约在明代后期，庵埠的海上贸易，已极为繁荣。到乾隆十四年，“以吴越八闽之舶，时挟资来游，丛聚日众，移通判以驻其地”。庵埠已经发展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商贸港，其出海口溪东港仍保持繁荣景象。而龙湖，从其经贸繁荣程度上看，龙湖古港在南宋以前就开始具备了作为商业港口的迹象；从龙湖的古建上看，清代的部分大件建筑材料是从东南亚一带引进来的，这说明直到清代龙湖，作为潮州的一个通往海外的内陆港的功能并没有衰退。16世纪以后，海运业逐步有所发展，潮州的西港即是龙湖东南方的西溪出口处，故龙湖历史上一直是潮州商业贸易十分活跃的墟市。清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将潮州辟为通商口岸，因潮州民众强烈反对，加上南海滨线逐渐南移，咸丰十一年，中英双方改汕头为通商口岸，西港的海运口岸的功能逐渐退化。目前，从龙湖寨遗存的民居聚落规模，尚可想象出当年望族聚居、富商云集的盛况，是一处正在发育的城市雏形，是可耕可贾的理想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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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征

龙湖古寨是一个有着浓郁的潮汕地区民俗特点的聚落，传统文化的地域性特征非常强烈：古寨民风淳朴，生活生产基本保持原生态，保留了浓郁的传统风俗文化，传统工艺和曲艺都得到良好地传承，展现出浓郁的明清古寨历史风貌和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生活和商贸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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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力及地位

龙湖古寨的传统民居建筑展现出典型的潮州民居特色，能体现与潮州文化母体的联系，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选址、选材和建造因地制宜、因形就势。其建筑用材非常有特点，墙体无论是青砖或三合土砖砌筑，外部一般都再加一层贝灰三合土抹灰，防潮防腐性能甚佳；而建筑大门一般都用厚重的花岗岩砌筑，坚固沉稳，端庄大气。其建筑构件十分精美、建筑工艺精湛，加之规模宏大，保存较完整。龙湖古寨是研究潮汕地区古建筑，特别是明清时期传统民居建筑的重要标本。

明清两代，龙湖人才荟萃，据历代《潮州府志》《海阳县志》记载，仅科举出身的进士举人就有39名。最为著名的有明代的山东道御史许洪宥，广西布政使刘子兴，被誉为潮州明代前七贤之一的太仆寺卿成子学，一代名宦萧廷玉，还有一门三科甲的夏建中、子夏宏、孙夏懋学等。潮州牌坊街39座牌坊中，就有5座是为纪念这里的先贤而建，体现了龙湖古寨重商崇儒的人文特点。这些名人不仅在古寨留下众多碑刻、牌匾，还保留着众多名人故居，供后人瞻仰。

古寨地处韩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沿江一侧地势稍高，周边地势平坦，空间上规整紧凑，错落有致，层次分明；以直街串联“三街六巷”，空间组合严谨有序，主次分明，建筑面向街巷纵向排列，紧凑有序，使得古寨整体建筑肌理清晰，富有闽粤传统村落的地域性建筑空间特点。

建筑类型丰富，形制灵活多变，但民居风格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寨内建筑功能多样，从而以村寨为空间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龙湖古寨的直街与“三街六巷”和广场、祠堂、民居、商铺、宫庙、古井、古树、水塘共同形成了完整的村落体系，对研究潮汕地区乃至岭南地区的建筑文化和传统农业社会商贸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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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

龙湖古寨是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寨，是研究潮州移民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不可多得的大型民居聚落。

龙湖古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有着明显的历史、地缘和文化地标优势，成为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绕不开的一环，并扮演无可替代的角色。

龙湖人崇文重教，处于商埠港口，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区位优势、文化优势与海外频繁交流，也让一些有志之士毅然投向海外天地谋求发展，使得龙湖俨然成为一大侨乡，同时，商贸也兴盛发展，促进龙湖经济走向繁荣，加之文风蔚然，形成了龙湖重商崇文的人文氛围。

龙湖古寨对于全方位展示潮州海丝路上的文化风情，加大对中华文明和潮州文化的传播，不断增进与海外友好关系，树立潮州海丝新形象，提升潮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和南粤古驿道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同大批心系乡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莅临潮州和汕头视察，在听取有关“侨批”历史和潮汕华侨文化介绍时强调，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加强研究，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并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

龙湖古港与侨批文化

古时大宗货物运输多通过水运，龙湖具有水路交通特殊位置，成为历史上潮州的物资集散地之一。16世纪以后，潮州兴起东港、西港、溪东、南陇、东里及汕头港口群，西港即是龙湖东南方的西溪出口处，故龙湖历史上一直是潮州商业贸易十分活跃的墟市。

自古以来，勤劳勇敢的先民们从龙湖古港出发，择水路前往汕头埠搭乘红头船出洋谋生。海外华侨通过源源不断地汇寄钱物与亲属家人保持密切的经济、情感和信息联系，形成了“侨批”这种独特形式的家书。

华侨华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经历者和实践者，侨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存，是潮籍侨领、侨商在海外奋斗拼搏的历史见证，也是他们与家乡亲人相濡以沫、维系情感的特殊纽带。

海邦剩馥——侨批

侨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脊属的汇款连同家书或简短附言的合称，基本特征为“银信合一”。“批”为广东潮汕、梅州等地区对书信的俗称。这些侨批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记载翔实，内容丰富，充分展示了记忆的完整性、真实性，全面记录了华侨在侨居国的生活，完整、真实地再现了华侨家庭生活的历史画卷，是研究近代华侨史、家族史、经济史、社会史、金融史、邮政史、中外交通史、国际关系史等的珍贵档案文献。侨批保留下来的中华民族数千年独特的书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世界意义。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誉之为“海邦剩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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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洋过番

早期移民，多因经济窟迫而出洋谋生。外出交通多却水路乘船前往。潮汕梅州、两地移民因为历史渊源，首选目的地在东南亚一带，俗称“走南洋”。四邑移民则为淘金之梦而赶北美者居多潮汕地处粤东沿海，海运早开。中唐时期，潮州作为“岭南大郡”已有瓷器运销海外。宋、元两朝，随着造船及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和陶瓷之路日渐繁荣，潮州沿海在通往南洋航线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清中叶以后，潮州贸易港口又增多，先后有樟林，庵埠、汕头、达濠、海门、神泉等港口成为私商海上贸易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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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打拼

早期海外华人，历经了种种艰辛，付出了大量血汗，来谋取在异国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大多心怀养家糊口、改善生活的朴素愿望，同时也希冀早日发财致富，衣锦还乡。然而，大多数移民来自社会底层，以契约华工的身份漂洋过海至异国打拼、创业，主要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采矿、修路、垦荒、种植是最为常见的谋生手段。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备受歧视的严峻现实，使得他们的海外闯荡之路，从开始就布满荆棘坎坷，洒下了无数先行者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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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故里

初抵异地，移民们无暇多顾，迅速全力投入各种营生。通过一段时期的辛勤劳作，节衣缩食，逐渐有了些积蓄。然而，当时的大清国与侨居国尚未通邮，也没有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因此，海外游子与家乡亲友联系的心愿难以实现，更不用说将辛苦挣得的血汗钱寄给亲人、帮助解决生计问题了。

随着海外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递送银两、家书的需求日益强烈。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委托回国的亲友和同乡捎带银信。最终，在金融邮讯机构尚未正式建立或极不完善的年代，“银信合一”的特殊寄汇方式——侨批应运而生。一封薄批，几句瞩言，再加若干辛苦钱，为家乡亲人送上异国游子的深深思念和拳拳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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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传递

侨批的产生和广泛使用，催生了一个新兴行业——水客业，风行一时，并进一步演变成更为完善的侨批业。广东侨批业自清代初兴以来，历经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演变。20世纪70年代，侨批业归口银行管理，标志着其特定历史使命的最终完成。

水客递送

侨批诞生之前，已经出现了为海外华侨递带“人、信、财、物”的特殊人群，就是原始的水客。随着近代交通、金融业的发展，这些水客由原来递带“人、信、财、物”并重，逐渐转变成主要为海外华侨递送“银信合一”的侨批。于是，水客业日渐兴旺，成为侨批传递的重要形式之一。

水客，就是经常往来于国内外，专为侨胞带送侨批或物件的人，是一种以收揽和解付批款为主的特殊职业。他们经常远渡重洋，四海为家，倚水而生，故名“水客”。水客常分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国内水客，他们往来于国内的城乡之间，潮汕称之为“吃淡水”，五邑地区称之为“巡城马”。第二种是专门往来于香港、澳门地区与内地城乡之间的水客。这一类以“走单帮”的带货客为主，也有受港澳一些同乡社团的委托代带侨汇的。第三种是国外水客，潮汕称之为“溜粗水”，或“洋水客”，客家一带则称之为“走水”。就整个水客业而言，以往来于海内外的洋水客居多。

水客递送侨批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批信和批款亲手交给侨眷；二是先用所托批款采购货物回乡，待出售后再将原款额及批信交给侨眷。

水客般凭个人信用经营业务，常为父传子、兄传弟的家族事业。许多水客在海外既无店号，又无分支机构，纯属流动性的个人经营。他们停留海外期间，常以租住地为据点，接收侨批。国内收揽时，沿固定线路进行。此外，还利用广告刊登水客启事，声明某月某日在某地收揽批信，方便侨眷侨属上门交寄。

批局承办

为适应不断增长的侨批递送需要，19世纪30年代左右，以批局、银号、商号等承办机构为代表的侨批业正式出现并迅速发展，受到华侨及侨脊的普遍欢迎。虽然侨批业与水客业还同时并存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批局承办逐渐发展为侨批业的主流，在潮汕及南洋尤为盛行。

侨批局是一种民间自发兴起、专门办理侨批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也称批局、批信局、银信局等。

批局的创办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由水客直接递变而成，“致成批局”就是典型一例。1829年，新加坡致成染坊的黄继英为解决同乡寄递侨批的需要，决定自派水客带批回乡，并在故里设“致成批馆”，作为水客行馆。后又受古代邮驿启发，于1835年正式创办致成信局”(批局前身)，专营侨批业务。

第二种是由精明商人适时创办，如“振盛兴批局”。1899年，澄海籍商人曾仰梅和蔡永盛在秦国曼谷合伙创办了“振盛兴批局”，就是抓住了潮人大量入秦、奇递银信需求急增的商机。

第三种是由部分民信局兼营侨批或改营侨批业务而来。如汕头的钱昌仁、全秦治、茂昌等民信局。

银行统管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对侨批业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鼓励拓展民间侨汇业务。其时，侨批业作为争取外汇的主要渠道，深受中央重视。随着国家银行侨汇业务的不断发展，侨批业的性质也发生变化，转变成为国家银行吸收外汇的一种代理机构。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明确要求“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业务统归中国银行专门办理。至此，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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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遗产

最近，习近平在潮州和汕头视察时还说：“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

侨批记录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国际移民向亚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迁移的历程，记录了外来文化在中国华南乡村碰撞与融合的历程。同时它还是记录侨居国历史文化变化的国际性文献。因而，侨批档案具有原始性、民间性、完整性、不可再生性；在近代国际移民记忆遗产中更具有唯一性和突出的世界意义。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推动潮州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潮安区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和助力潮州建设沿海经济带上的特色精品城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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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发布”编辑部

编审：李仲昕

执行总编辑：许森鸿

责编：黄植敏

编辑：陈溢

来源：启慧文化参考文献：《潮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地理坐标》《侨批大观——民间档案文献展》《海邦剩馥——广东侨批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