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和深圳都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量超过两万亿元、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万人的中心城市，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长期以来，有关广深之争的议题总是会不时引发热议，两地孰为区域发展龙头的争论也备受关注。然而，从大都市圈与城市连绵带的实践经验来看，相邻大城市发展的零和博弈思维既不可取，也无必要。无论是国外的东京-横滨、首尔-仁川，还是国内的北京-天津、成都-重庆，都是双城联动发展的典型。  

事实上，基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双城联动，对于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格局、形成有影响力的经济增长极至关重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广州和深圳加强双城联动，共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风险，是立足双区建设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以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广深两地在2019年就签署了《广州市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更好地通过双城联动实现“1+1＞2”的协同发展效果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和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两个核心引擎，除了在基础设施互通、产业体系共建等方面大有可为之外，协同打造亚太知识创造中心也是实现双城联动的重要突破口。从世界一流湾区的经验来看，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往往也是全球知识创造中心。例如，在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中，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上榜机构数量分列世界前两位。两大湾区均拥有先进实验室集群、知名高校与科研机构集群、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集群，原始创新和知识创造能力领跑全球。  

广深两地联动共建亚太知识创造中心，既是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也符合双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广州作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知识创造平台多、人才强、技术好，集聚了众多在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成果突出的高校、科研院所与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但是，广州在知识创造后端的知识产权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等领域还存在不足。与此相反，深圳高技术产业发展基础雄厚，成果转化效率高、知识产权交易活跃，而在知识创造前端的高层次人才储备、重大平台载体等方面仍有短板。因此，立足双城联动打造亚太知识创造中心，是广深两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必然选择。  

参照世界一流湾区的实践经验，以及结合广深两地的资源禀赋与合作基础，广深双城联动打造亚太知识创造中心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协同培育知识创造主体。以广深港澳科创走廊为载体，采取合作共建、联合申报等方式，建设多层级、跨区域协同的大科学装置与实验室体系和云矩阵。同时，可以依托广州大学城、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和中新广州知识城科教创新区的高校集群和研究院所集群，建立广深知识创造联盟，为更好地进行人才培养、知识孵化与学科融合创造条件。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广州的高校集群优势和深圳的科技集聚优势，推动两地在紧缺型人才引进与培养、技术合作攻关与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打造包容开放、交叉融合的知识创造生态系统。  

二是联手打造知识创造平台。建议以中新广州知识城、南沙科学城、深圳高新区、光明科学城等重大发展平台为支撑，开展知识创造基础设施的协同共建、共享、共用。在此基础上，应当鼓励广深两地各类知识创造平台采取合作建设的方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知识创造中心或是分支机构，为广深借力“外脑”快速发展与扩大辐射影响力创造条件，从而夯实广深在亚太地区的知识创造中心地位。此外，还可以鼓励高水平大学、研发机构和创新团队采取“双城布局、双驱联动”模式，对广深两地的知识创造资源进行整合。立足上述知识创造平台和载体，加快打通广深两地从原始创新到中试验证再到应用推广的知识价值链条，为知识创造活动注入新的活力。  

三是共同优化知识创造环境。在深圳前海与广州开发区签订《改革创新协同发展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广深两地重大知识创造平台和载体建立制度创新协同机制，共同探索知识创造环境优化的路径和政策。可以联手打造若干知识创造协同示范区，在原始创新孵化、科技成果应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先行先试。同时，要充分发挥广深两地的智库集群优势与政策落地优势，探索建立多元导向、效果显著的知识创造激励新机制，为吸引人才、资金、产业、技术、平台等知识创造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集聚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杨永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