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汉平，今年85岁。1953年4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入朝，成为一名防化兵，驻守在上甘岭后面的大山里。

当时，我们每天都要用防毒面具训练，要求6秒钟做好准备。因为戴防毒面具速度快的话，吸入毒气的几率就低。和现在相比，当时防化兵的装备很简陋，完全靠人走路去侦察，靠鼻子判断异样……

虽然各种条件都“落后得不能再落后了”，但我们还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国的“面包加大炮”，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志愿军老战士陈汉平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防化

“上甘岭”其实不是岭，而是一个朝鲜山村的名字，双方就是在“上甘岭战役”中争夺两个高地附近的一个山洼。当时我们的驻地就在上甘岭的后面、五圣山以北。

最开始，我们每个人发了1支苏联步枪、50发子弹、4枚手榴弹，还有1个防毒面具。防毒面具上有一个大象鼻子一样的东西，是橡胶做的。我们每天都要用这套防毒面具来训练，当时要求要6秒钟拿出来、打开、戴好。因为戴得速度快的话，吸入毒气的几率就低。

我们防化排有四十多个士兵，分为侦察班和消毒班。侦察班的任务是轮流出动，侦察这个地区有没有毒气。消毒班，顾名思义就是根据侦察班的反馈，发现有情况就立即背着液体消毒剂进行消毒。

当时防化兵的条件很简陋，现在的防化部队有汽车、直升机，而在七十年前，完完全全靠人工去做侦察。比如觉得某个地方好像不太对头、有味道，侦察班就出动，去判断是不是毒气。也没有什么很精确的检测仪器。当时消毒班要喷多久、一个地方用什么药，都要靠鼻子闻。

在朝鲜战场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防化知识。美国用毒气弹、细菌弹来攻打我们，比用大炮攻打我们还厉害。我们部队也有战友接触到美国的毒气或者细菌被感染，有的志愿军将士接触了这些物质，尤其是芥子气等有毒物质，身体就会从皮肤开始扩散到全身，最后全身皮肤糜烂。

受国际公约限制，当时美国军队不敢大规模地使用生化武器和细菌武器。但这些武器通过空气传播、河流流动，当时在国内也发现了美国使用的细菌武器。

从军时的陈汉平 （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街退役军人服务站供图/图）

参军

我是广东宝安县（深圳市前身）人，1935年出生。我小的时候赶上抗日战争，家乡被日本人占领过。

当时我只有六七岁，印象特别深，日本鬼子一来，老百姓就逃到惠州博罗去了。我妈在前面挑着行李，我就在后面追。小时候也没有吃的，有时候把树根挖出来磨成粉，然后拿水冲一下喝掉充饥，跟现在冲奶粉一样。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正上初中，十五六岁。当时学校里、报纸上天天宣传战斗英雄。像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王海、杨根思……这些人的英雄故事我都耳熟能详，很受鼓舞。

初中毕业后，广州市公安学校到我家乡招生，我和十多名同学都被录取了。结果，没上多久，学校突然停办，宣布解散了。那学生们的后续分配怎么办呢？那时学校就号召大家到工厂、到机关或者参军入伍，学校让学生自己选择。当时我和六七个同学，就选择了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3年初，广州地区的志愿军，先集中在江村（今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部队通知我们说，“明天就能实现你们的愿望了。”集体开完动员大会后，我们一行约400人从广州乘火车出发到东北。

当时的运兵车一节车厢运二十多人，大家一起在车厢里打地铺，吃、喝、拉、撒都在车厢里，遇到火车大站时就停下。大家下车，每人拿几个馒头就上车吃，不可能让你在站里慢慢吃的。就这样一路坐火车到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

到了安东后，我被分到了志愿军16军32师95团，全团就我一个是广州来的。分配完之后就直接出发，当时我们被告知，目的地就是朝鲜的上甘岭。

行军

1952年底，志愿军刚打完上甘岭战役，一共打了43天，交战双方损失都非常大。当时我们没有经过大场面，没有经历过战争。一开始听说要开去上甘岭，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

渡过鸭绿江，我们坐着卡车朝上甘岭出发，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残垣断壁，没有一间好房子。满眼看到的都是破汽车、破坦克，还有美军飞机在路面上炸出的大坑。

朝鲜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当时很多男性都被征召当兵上前线了。我们一路上也见不到一个男性青壮年，路上指挥交通的警察都是女的。很多老百姓就住在山沟里，房子是用泥巴和草做的，非常简陋。

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战友在朝鲜老乡的家里过夜，家里只有一个阿妈妮（老奶奶）、阿爸吉（老爷爷），没有一个年轻人。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启程时，老乡们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给我们，让我们吃个早餐再走，像苞米饼、地瓜、苹果、馒头都拿给我们吃。我们不要，朝鲜老百姓就追过来，把地瓜、苹果扔到车上……他们如此热情，可见当时中朝人民一家亲的观念是多么深入人心。

朝鲜大约四分之三土地是崇山峻岭。我们的卡车从北向南，很多时候行驶在山路上，车子距离悬崖也就1米多，透过窗户能看得万丈深渊。我们在路上还看到了大片的志愿军的坟墓。那不是几十个几百个，而是山上一整片一整片的都是坟墓，这些坟墓很简陋，很多还是无名墓，有的墓碑只是一块木板。

一路上看到的朝鲜情况，让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更加坚定了来朝鲜的信心。

陈汉平获得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街退役军人服务站供图/图）

停战

虽然执行的是消毒任务，但是危险依然时刻存在。

我们在日常训练时，有几次美军飞机突然飞来狂轰滥炸，我们马上全部疏散到防空洞里，待到美军飞离之后再出来。美军的飞机一般都是白天来侦察的，刚开始飞机来的时候，防空警报不分昼夜地响，后来时间长了便习以为常，一响起来就条件反射躲到防空洞里面了。

到了晚上，美军会发射照明弹，我们把照明弹叫做“小太阳”，一亮起来，整个天空亮如白昼，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分钟，很影响志愿军休息。这种紧张的氛围一直持续到停战协议生效，也就是1953年7月27日。

停战之前，我们一线士兵也知道双方在谈判，大家都很希望谈判成功。后来上级传达信息说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了，大家都很欢欣鼓舞，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人休息。停战前的那一刻，美军阵地上就开始乱打炮弹，但是只是朝天开炮，就像要在最后一刻把炮弹打完一样。

停战之后，我们也没有放松警惕。

因为驻地靠近上甘岭，而上甘岭离三八线又很近，所以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能听到美军的飞机坦克发动机的声音。看着他们打空枪空炮训练，就担心他们可能随时违反停战协定，再次挑起战争。

我决定去朝鲜的时候，家里人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我们几个同学私下商量一下，就决定去了。家里当时也没电话，写封信给家里也要来回两个星期。所以，也顾不上和家里人商量。直到我去了朝鲜战场，稳定下来以后，我的父母才知道我去抗美援朝。我有个老乡兼同学在相邻的32师94团当炮兵，我们两家挨得比较近，在朝鲜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和他母亲见面，问问有没有寄信回来，互相打听儿子的安全情况。

想想过去就会感慨，现在的生活和过去相比，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们这代人经历艰难困苦，也更珍惜和平，热爱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和平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