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南亚华人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涉及作为个体的“华人”，复杂的身份感受都映现在叙事者的书写当中。梳理东南亚华人群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变迁历程与多样的实现方式，从中可见，不存在固定、单一、纯粹的族裔身份，离散族裔群体总是需要通过不断改变以适应差异来调整自身的身份。

一、东南亚华人群体

东南亚社会具有多族裔混合血统的人口结构，这使得东南亚在文化上呈现多元差异化的特点。“多元文化”不是对某一族裔文化、文学的认同，而是对所有族裔文化、文学的定义。差异性才是构成多元文化独特结构不可或缺的部分。早期移民东南亚的华人多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华人与当地民族人婚嫁相通、融为一体，但他们仍保留了浓厚的中国汉民族生活习惯和风格，保持着华人祖先的文化传统：尊重长辈、虔诚祭祖、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等等。以泰国为例，泰国华人分别生活在各大城市，并主要集中在湄南河附近，他们世世代代同泰国人和睦相处，婚嫁相通。今天的泰国华人多为中泰混血，华裔已完全融入泰人族群，正如泰国国王拉玛七世曾言：“华人与泰人可称亲族，泰国国内人民血统已与华人混合到不可分的程度。尤其是行政官吏，不论在职，不在职或已故的，都有华人血统，即连本人也有华人血统。”可见，华人与泰人的关系十分融洽。随着移居泰国的中国人增多，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及风俗习惯不断被带入泰国，并在泰国社会中与泰文化逐渐融合，慢慢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泰国华人文化。

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同化政策具有不合理性，而这种政策不仅要消灭华人的民族特性，而且还对华人实行种族歧视，把国民分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华人作为非原住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都受到低人一等的对待，不能享受与原住民同等的权利。对于这种歧视政策，华人则利用自身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等优势，反对同化，为保存民族特色和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东南亚华人生活的境遇和文化思考，在华文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二、身份界定与文化身份认同

在全球化的大潮冲击下，在多元种族的混杂中，身份认同（identity）无疑是身居其间的人们密切关注乃至是感同身受的关键词。身份认同涉及个体与族群的主体建构意识，也涉及个人与族群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与社会历史变迁相关，文化身份认同指的是从精神方面来讲，一个种群对自身文化的回归或在不同的环境中对该环境文化的一种心理确认，因此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姿态。目前“身份认同”这一译本概念界定被学界所广泛认可，其类别主要涉及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身份认同。而广义的研究范畴主要指某文化主体在面对强势与弱势或者多重势力文化之下的身份选择，以及在选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剧烈的思想焦虑与强大的情感冲击。有学者称此独特的身份认同状态为“混合身份认同”（Hybrid Identity）。东南亚华人研究专家王赓武在谈到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东南亚华人具有多重的身份认同。”“现代的东南亚华人，与当今的大多数人民一样，并不仅有单一的认同，而是倾向于多重认同”。

由于文化主体之间的不同所以需要主体的身份认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嬗变。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问题，主要由主体的个体属性、历史文化和发展前景组成。以东南亚华人文学作品为例，可以从文本层面完整地映现这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第一，对于早期的移民和老一辈的华人来说，多年根植在心的中国文化惯势己形成定性，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和民族，他们生活在“唐人街”式的小型的半封闭的“中国”社会中，坚持着中国的生活方式，保留着原乡的生活习俗，有些习俗甚至比中国本土坚持得还深厚。在泰华作家黄东平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街边商铺都是以自己家乡特色为主题装饰的店面，随处可见有着浓郁的中国风的建筑，我们可以感受到春节来临前的亲情气氛，对联、福字、大红灯笼、舞龙舞狮等等，一样都不少，年味十足。这类华人至始至终保持在他国做客的心态，以自己是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几乎独立地客居在所在国文化环境当中。

第二，由于离散族裔者的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国等特征，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性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体现着某种“双重（多重）身份”与“双重（多重）意识”；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的“危机”、“恐慌”与“焦虑”的意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大部分作品中呈现出游走在“是与不是”的双重的“边缘身份”。新加坡华裔诗人梁钺对新加坡华族族性和传统文化的思考，以新加坡国家标志“半狮半鱼”的“鱼尾狮”为意象，创作了《鱼尾狮》。诗中蕴含着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满腔的悲苦情怀。“鱼尾狮”非狮非鱼，不中不西，既不属于西方文明，也自绝于中华文化，变成了“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像”，因而被排挤在两种文化的边缘。诗人感叹这种失去了原有文化根基的“鱼尾狮”如何受到人们的赞赏和崇拜，诗人认为它是“荒谬的组合”，鱼狮交配的“怪胎”。这首诗的意象正符合了这种“边缘身份”。

人们出于主动或被动状态离开家园故土，散居异国他乡，这种集体迁徙导致的社会地位边缘化给原有身份带来一定的冲击，异质的生活空间给他们带来双重或多重的生存经验。这些移民既不肯或不能回到祖居国，又不能被现居国完全接受，这就造成了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群体归属感变得模糊，对自己所处的边缘化地位产生或多或少的痛苦与焦虑感。

第三，渐进式接受同化阶段。人类学家将同化分为三种：生物同化、结构同化和文化同化。文化同化指一个族裔群体对另一个族裔群体文化特质的接受，包括价值观、语言、信仰、历史习惯延续和新信念等。当解决了基本生存落脚问题之后，华人与当地民族人关系逐渐融洽，婚嫁相通、渐渐融为一体，促使移民对于族裔身份的进一步追寻，他们开始产生了对所在国的归附感，对所在国有了“家国意识”。

司马攻先生的《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描写水仙在故乡长得那么茁壮, 它的花开得那么美丽, 那么快乐, 但它被移植到异国时, 作者的女儿却将它当成蒜头。而令人失望的是, 虽然它的花蕾含苞欲放, 但就是开不了花。作者本来是想让水仙开花以后证明给女儿看这不是蒜头, 但最终还是没有如愿。作品表面上是借水仙花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但实际上却表现了年轻一代与中华文化的隔膜，也侧面暗示着新生代华人落地生根，张开双臂拥抱这块土地，逐渐融入到居住地的文化当中。

怀鹰的小说《移民》也体现了这种心态。新加坡知识分子杜修文，认为在新加坡不会有更大的发展，便想要移居法国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我们这个地方，是移民的国家，我们是没有根的……”而作为好友的李扬坚决反对他的观点，他说:“我不会忘记，恰恰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如果他有灾难我绝不会吝惜我这副书生的臭皮囊。”而杜修文的妻子同样反对丈夫的想法，她同样也将新加坡视为自己的祖国，当杜修文一意孤行地坚持出国的时候，她带着孩子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李扬和杜修文的妻子代表着有了主人身份意识得新加坡华人。

结语

一个族裔群体是共享一个历史、一种文化，或有共同祖先的人的集合。族裔性建立在语言、道德、信仰等后天习得的多种非物质精神层面之上，因此族裔性并非简单的生理传承。正因为文化身份的可建构性特点，离散族裔作家通过离散文学叙事作品构建属于自己的历史，并通过逐步改变它而改变文化身份认同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与时代相符的身份认同态度。就东南亚华人作家自身来说，在经历了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社会的风云变迁之后，他们对现实政治面的身份已经不再动摇，而其文化身份则表现出既对祖籍国文化和传统深深眷恋，又同样热爱自己为之挥洒血汗的本国土地，体现出其文化认同的双重性。从中可见，不存在固定、单一、纯粹的族裔身份，离散族裔群体总是需要通过不断改变以适应差异来调整自身的身份。

本文作者：杨兆雯，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现为研究院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东亚东南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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