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5日，江西进贤县，近27年后回家的张玉环和两个儿子坐在垮塌的老房子门口谈心。（视觉中国/图）

聂树斌案的平反用了22年，呼格案用了18年，佘祥林案时间短一点，11年，那是因为有“亡者归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同一代人的时间里解决呢？

张玉环案得到纠正，这26年中，司法系统内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在推动？他们是谁？面临哪些压力？怎么纠正的？

司法权与司法机关内部行政权的矛盾，其实是司法改革的主要矛盾，也是冤假错案“隔代纠正”现象不能根除的真正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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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背负故意杀人罪名26载，现年53岁的张玉环终于等来了无罪判决。自1993年10月27日失去自由起，张玉环被错误羁押9778天，刷新了冤狱羁押和冤案纠正的时间纪录。

为什么平反一起冤案要花这么长时间？

“除了‘亡者归来’可以加快时间，很多冤假错案的纠正都需要十几二十年，几乎隔了一代人……相当于这一代人纠正上一代人的错误。但是这个现象正常吗，为什么同一代人解决不了同一代人的问题？”当公众目光被张玉环案的悲剧元素吸引时，一篇来自司法系统内部的反思文章提出冤假错案的“隔代纠正”现象。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曾出版《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法治无禁区》等个人文集。

2020年8月7日，刘哲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详细解释了冤假错案“隔代纠正”现象出现的原因及解决思路。他谈道，把以前的冤案拿到今天来纠正，把今天的冤案放到未来去纠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真正的司法进步，“一个人的人生有几个26年？”

以下是刘哲的自述：

1

当年的人失分，现在的人得分

张玉环刚被羁押的时候，他的儿子才几岁，等他出来都有孙子了。这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聂树斌案的平反用了22年，呼格案用了18年，佘祥林案时间短一点，11年，那是因为有“亡者归来”。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同一代人的时间里解决（冤假错案平反）呢？或者说，案子出现问题了，为什么不能及时解决？最好在诉讼之内解决，如果不行，诉讼之后稍微过几年能不能快速启动（重审）？普遍没有，普遍要隔很久才能启动。

这里面就存在敢不敢触碰现实利益的问题。

假设你是一个法官，如果你要触碰近期判决的案件，那这个案件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作出原来判决的下级法官，包括他们的领导，都还在位。你如果形成一个决定，把之前的判决推翻，他们的利益马上受损。并不是说他们与案件本身有多少利益纠葛，而是他们会被追究责任，可能被处分。那你自己的利益也可能受到影响。

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例子，有司法人员发现了近期的一些冤假错案，纠正以后，处理很多人。不但是处理人，那个地方的司法机关整体荣誉也受损。相关领导即使没有被处分，但政治生涯会受到影响，这里面就有这个司法人员的直属领导。那可以想见，这个司法人员的前途如何。

这些很现实的东西，决定了冤假错案为什么在同一代人的时间里很难被纠正。我们的司法体系还没有树立从根源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导向，也就是说，我们的司法政绩观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应该得到褒奖、鼓励甚至提拔的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但我们还得往前走，司法要进步，不能让案子永远错下去。于是就产生一个畸形的现象，就是隔代纠错。二十年以后再去追究现在的问题，或者说现在去追究上一代人的问题，能减少很多阻力。当时司法官和决策者都退下来了，你身边的同僚也不会过多干扰。

整体上，纠正冤假错案对司法系统而言是一件加分的事。虽然承认司法机关搞错了，这要减分，但考虑到公众对司法勇气的肯定，还是会加分的，而且加的分比减的分要多。没有哪个国家的司法体系不会犯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而隔代纠错，失分是当年的人失分，得分是现在的人得分，动力也比较大。

2

让司法官从纠错中获得收益

隔代纠错也算是一种努力，虽然分量没有那么重，但从现实来说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只纠正陈年旧案，并不是说明现在没有冤假错案或者质量差的案件。有些案件眼睁睁看着有问题，就是得不到纠正。

因为纠正当下的问题，更需要突破重围的勇气，不惜得罪人也要追求公平正义。

光有勇气还不够，还要有激发勇气的环境。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我们不能完全违背人性，不能只寄希望于个人的勇气。我们应建立一种利益激励机制，要让司法官能从纠正冤假错案的正义之路中获得收益，而且收益要大到让他敢于面对可能的风险。要让纠正冤假错案的司法官成为一个伟大的司法官，被历史所铭记，让他看到往这个方向努力是有价值的。

这些年，因为纠正冤假错案而得到褒奖的司法人员，张氏叔侄案里面的检察官张飚算一个。其他能想到的不多。现在张玉环案得到纠正，这26年中，司法系统内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在推动？他们是谁？面临哪些压力？怎么纠正的……

纠正冤假错案的司法官得不到荣誉，对于他们自身而言是一种埋没，同时也难以激励后来者。大家是寒心也好，明哲保身也好，就会干脆不再去推动了。反正也不是自己办的错案，自己只是没有推一把，推感觉也推不动，就不要做愚公了。但如果说形成冤假错案的链条是一座大山的话，我们就是需要一个一个愚公过来推一把，推的人多了，山可能就塌了。

3

松开司法行政化的手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司法责任制必须落实。司法责任制现在有某种趋势，表现在以加强案件质量为名，要领导对案件把关。把关实际上就是审批，而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减少审批——谁判案谁做决定，法官如果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内心确定要判无罪，他能够有决定权。

但现在，案件的决定权可能远远不在法官手里，甚至有时候都不在本院手里，还要向上级院请示汇报。这种层层的请示汇报，也就是司法的行政化，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纠正冤假错案机制的发挥，使得即使有利益激励机制也发挥不了作用。

司法权与司法机关内部行政权的矛盾，其实是司法改革的主要矛盾，也是冤假错案“隔代纠正”现象不能根除的真正障碍。

要想让冤假错案得到及时纠正，从根本上就是要依靠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依靠庭审实质化，让冤假错案一个一个都被当场发现、当时解决，不留遗憾。而实现庭审实质化就要给法官松绑，把司法行政化的手松开，让司法者敢于裁判，能够裁判，也愿意裁判。

我们不希望永远是这个局面：以前的冤案拿到今天来纠正，今天的冤案放到未来去纠正。这不是真正的司法进步，这是正义没有及时到来。虽然有种说法是“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有些人就是没有活着等到，比如聂树斌。张玉环看起来是等到了，但用了这么久的时间，给人的观感真的好吗？一个人的人生有几个26年？迟到的正义其实是非正义。

所以，冤假错案的“隔代纠正”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现象。它是一个畸形的产物，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能力直接触碰现有的既得利益，只好隔一代人再去触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