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共在南方党组织和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的工作，对中共广东组织的建设和抗日武装斗争，开展统战工作，抢救被困于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等，作了大量的指示，给予了正确的指导，为广东抗战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指导中共广东组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中共广东组织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与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分不开的。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阳大亚湾登陆，大举向广州等地进攻。周恩来即派巡视员黄文杰到广东，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开展前线和沦陷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省委领导人分赴各地加强领导。翌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一成立，他即派组织部长博古到广东出席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广东党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在战争的过程中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

在1940年4月29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报告省委的工作后指出：从广东的环境看，“我们党与群众工作有发展的极大可能，也有更坏转的可能”。今后的中心工作要放到武装斗争上，要到敌后去活动，否则不能发展。要建立政权。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干部要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中。省委的工作中心，第一是在敌后建立政权和武装，第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第三是香港、广州等敌人中心城市工作。

同年春，国民党顽军3000多人围攻东江抗日前线的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曾、王部的领导机关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和估计，决定部队向东转移到海丰、陆丰，结果沿途遭顽军拦截追击，部队损失严重，处境困难。为此，周恩来于5月8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发出指示，指出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队；曾、王部应回到东莞、宝安、惠阳地区，决不可在后方停留。周恩来还指示广东省委加强对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动员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人民抗日游击队。省委随即派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担任曾、王两部政治委员，后又任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曾、王部接到指示后，返回惠、东、宝地区，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并开辟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广东共产党组织也面临着遭受巨大破坏的危险。周恩来及时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部署防范措施，保证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为广东抗战保存和输送了骨干力量。

在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广东党组织积极动员和发动群众，使广东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区、根据地得到了大发展，1937年抗战开始时，广东全省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仅有不足100人，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展到近3万人。不但“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游击队活动的范围达70多个县，在东江、琼崖、珠江、粤中、北江、南路、韩江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余人。

积极促进广东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代表，对包括广东省在内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了争取与国民党琼崖当局合作抗日，中共琼崖特委主动派代表与琼崖当局谈判。但当局却无诚意，竟将指导谈判的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逮捕。周恩来闻讯，当即亲自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并提出抗议。同时指示中共南方工委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在多方面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下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随后，琼崖国共双方谈判达成了合作的协议。

周恩来还在汉口争取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支持，使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得以成立。并指示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与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在香港大力开展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经过他们的努力，华侨和港澳同胞也为广东抗战捐赠了大批钱物，并组织各种团队直接到全省各地参加抗战活动。此外，周恩来等为争取粤军将领张发奎、余汉谋等坚持团结抗战做了许多工作，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抗战时期，周恩来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桂林行将沦陷之时，周恩来对李济深的安全十分关注，派人与他联系，建议他撤离桂林，回到家乡苍梧组织民众武装，与中共武装相配合，共同抗日。同年7月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尹林平，指出：据确息，蒋已布置特务将李济深骗至重庆改组政府，如李拒来，拟刺杀。望速告李绝不要来渝，并防备暗害。不久，周恩来又指示中共广东省临委：“一旦粤汉路被敌打通，应坚持广东半独立的局面，以影响李任潮（即李济深——作者注）的民主运动，能为此，我们必予以赞助，并切实合作，”广东省临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与李济琛取得了联系，建立起合作关系，并酝酿建立抗日民主的军队与政权。中共西江党组织领导的郁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还邀请李济琛到所部视察并发表演说。在中共的支持下，李济深积极联络和影响张发奎、蔡廷锴、张炎等爱国将领，推动华南抗日民主局面。

指挥抢救被困于香港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

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坚持政治上积极引导，生活上无微不至关怀的方针，团结、教育、保护了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周恩来和南方局将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人士疏散到香港。1941年12月，当日军侵占香港、九龙时，数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在香港，周恩来亲自部署在广东、港九地区开展的抢救文化人士活动，促进了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犯香港。在日军向港九发动进攻当天，中共中央就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撤出港九到东江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去。为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于12月9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千方百计地、迅速地将文化界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保护起来。接着，周恩来还就香港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如何安置，在港各界朋友怎样安全撤出电询廖承志，关心抢救文化人士工作的开展情况。

12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开展抢救文化人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遵照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在香港、宝安、惠阳先后召集中共香港组织和广东党组织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对营救工作进行研究和布置。经有关各方前后6个多月的紧张斗争，冲破日军的严密搜查封锁，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终于胜利地从港九地区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余人，连同其他人士共800余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回到大后方。

周恩来对获救文化人周密安排，多次发出指示。1942年3月12日，致函郭沫若，请郭约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17日，电示方方、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本人去苏北转华北。

周恩来在4月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江头村。七八月间，周恩来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不久，邹韬奋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对于周恩来亲自部署的这场营救工作，茅盾评价称“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真正是一场秘密大营救”。它有效地保护了中华民族一批精英，它对进一步密切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患难与共的关系，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促进了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内容来源】

陈弘君、官丽珍：《周恩来与广东抗战》，《广东社会科学》1998 年第1期。

【栏目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内容整理】王聪

【党史精读栏目主持人】王聪 张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