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深圳科技创新做对了什么？

利用先进的病毒示踪技术和光纤记录方法，科研人员观察到在毒品记忆形成、提取和持续的过程中，小鼠大脑中PVT到中央杏仁核（CeA），以及PVT到伏隔核（NAC）的两条神经通路被激活了……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下简称“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内尔神经可塑性诺奖实验室联合国际团队找到了毒品成瘾记忆的关键通路，并通过抑制通路“擦除”了小鼠的关联记忆，从而阻止了复吸行为的发生。该项研究成果被发表于神经生物学著名期刊《神经元》（Neuron）上。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

在樊建平看来，经过40年的发展，深圳从一个边陲农业县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繁华都市，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成就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下一个40年，深圳要怎么保持发展优势？“我认为，深圳应当继续在方方面面进行体制机制的突破，继续引领这座城市更好地发展。”他说。

在具体的体制机制突破方面，樊建平举例说，可以为科研机构立法，授予科研机构足够的自主权，为科研机构“松绑”，让困扰科研机构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成果收益分配方面的问题迎刃而解，充分释放科研机构的能量。同时，还可以为新型大学立法，在深圳尝试通过社会和政府力量共同建设国际化大学，吸引国际一流大师的同时也解决中国留学生回国培养的问题。

南方日报：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常被称为深圳“四不像”研究机构的代表，即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业，也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您在参与筹建这一新型科研机构时，遇到哪些挑战？又是如何解决的？

樊建平：2006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学友好协商，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在南山区西丽学苑大道1068号诞生。

来到深圳最初的半月时间里，我们在对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华为、航盛、迈瑞、安科等10多家单位进行调研之后，参考台湾工研院的定位与运行模式，果断地确定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定位为“工业研究院”，并且确立了院所的文化理念。学习台湾工研院强调产业接轨的特征外，我们还强调与国际学术接轨。

要办一流的工业研究院，必须吸引一流的人才，因为一流的人才才能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是三方共建，当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派出了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徐扬生教授担任筹建组副组长。徐扬生开始每周在香港、深圳两地奔忙，他把香港中文大学的许多管理制度带给筹建中的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提供制度规范的参照体系。他还带来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五位教授，后来他们在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牵头组建了最早的5个研究中心。这些教授为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的筹备做了很大的贡献，包括把握学术方向和吸引国际人才，也为后来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招聘国际一流人才打开了局面。

作为新型科研机构，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从最初的5人团队发展到今天3000余人规模，从早期以集成技术为主，到今天布局人工智能、脑科学、合成生物学、材料学等前沿科学领域，截至今年7月底，合作孵化企业近千家，专利申请总量达9152件，累计输出人才1.3万。

在管理模式上，高校和传统机构大多实行学术PI制，强调自由探索，而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则实行中心制，强调团队攻关。面对大型的战略研究课题，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组织多个研究中心同时攻关，形成学科交叉、集成创新的优势。

深圳先进院举办“创新知行荟”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创新体制机制，实行理事会管理，发挥共建三方的积极性，实现“共建、共管、共享”，逐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科研、教育、产业、资本“四位一体”的“微创新体系”，在源头创新、产业合作、科技服务、成果孵化等探索中不断释放出科研力量，迸发创新活力。

南方日报：扎根深圳十余年，您也见证了深圳创新创业的发展历程。您认为特区建立40年来，深圳取得创新发展的成就，在很多科技领域异军突起主要是做对了什么？

樊建平：深圳这座城市只有四十余年的基础，所以一开始它的科技创新发展并不是依靠大学起步。在没有太多大学资源支撑的前提下，深圳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无论是上市公司的个数、上市公司产值和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影响力，深圳上升的势头比传统城市还要强。

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发展到一定阶段逐渐涉及核心技术的研发，然后近几年开始陆续推进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发展，加强科学研究，深圳遵循的是从“E（engineering，工程）——T（technology，技术）——S（science，科学）”路径。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

我认为从“Ｅ”到“Ｔ”再到“Ｓ”就是深圳模式，这是一座城市不断向源头技术进发、不断提高自身创新力的表现。

无论是从“S”还是从“实验室经济”来看，源头创新都是需要补上的短板。因此，深圳未来还要不断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完善基础研究实验室和相关基础装置，以及加速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对于源头创新赛道上的竞争，深圳“补短板”应与“辟新域”同步进行。在IT上我们要加强“补短板”，如：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及上游材料；核心系统软件包括操作系统、EDA软件等。BT方面则侧重“辟新域”：在高端医疗器械、大分子药 、基因工程和脑科学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深圳必须向国际尖端创新发力，未来在核心技术和核心价值创造上占得先机，掌握市场的话语权。

南方日报：作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旗帜”，深圳科技未来应走向何方？您对深圳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之都有何建议？

樊建平：改革开放前40年，许多城市都大力兴建产业园区；后40年，科学园区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深圳正在建设光明科学城，实际上就是建科学园区，里面有大量的研究机构、大量的科学基础设施，而核心是高水平的基础性研究大学，它将是科学园区人才供给的核心承载区。

从产业园区、技术园区慢慢向科学园区阶段转变，我觉得深圳的路径是对的。

解决从无到有的基础研究问题，我刚才也提到了，“辟新域”也是接下来深圳要花大功夫去做的。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机械革命，它解决我们人类的体力问题；第二个是信息电子革命，解决我们脑力的问题；接下来是生命健康革命，它最终会促使人类的进化。

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前两个阶段，即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一点”的东西，对细胞等这种“软一点”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损失，远比汽车工业停摆等大得多，人们对健康关注程度日益增高。所以，要重视三个阶段的平衡发展，生命健康领域，应当会成为深圳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深圳要把“IBT”交叉产业作为重点，抓住前沿产业领域的发展，吸引人才、优势资本，在体制机制上寻求创新突破。下一个阶段，深圳依然能领航科技创新的发展。

南方日报：您刚才提到了深圳要推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目前，依托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筹建的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当中，与同类理工大学相比，中科院深理工的办学特色在哪里？学校将秉持何种办学、育人理念？有哪些优劣势？建成后，将对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深圳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樊建平：现在谈的源头创新其实是一个追赶过程的概念。过去，显示器技术在日本人手上，芯片研发在美国人、德国人手上。我们在发展技术的时代，培养的是工程师。现在到了“S”阶段，我们要去培养科学家。这就要从高等教育，乃至中学的教育系统进行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下简称“中科院深理工”）应运而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提到，希望深圳充分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快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2018年11月，中科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双方依托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合作共建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去年10月，广东省教育厅致函深圳政府，同意将中科院深理工纳入省高校设置“十三五”规划，标志着中科院深理工正式进入筹建阶段。

中科院深理工选址深圳光明科学城，将由中科院和深圳市共同举办、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在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探索“政民共建、科教融合”新型体制机制。

办学特色方面

一是科教融合

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已有的科研力量融合发展，与科学院在粤的科研机构和重大科学装置融合发展，发挥科学院“所系结合”的优势。同时探索建立学院、研究院、书院“三院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科交叉与集成创新，培养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领军人才。

二是产教融合

中科院深理工将坚持和发扬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产业化的基础和优势，如科技企业孵化、院企联合实验室、企业博士后流动站、产业联盟与协会等，加大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

三是体制机制创新

中科院深理工将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办学，计划实行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是粤港澳合作及国际化

学校将面向国内外引进高水平、国际化的教师队伍，提升国际化教学水平。将英文纳入工作语言，专业类课程计划全英文授课，计划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教授为外籍。学生不用出国，在国内就可以享受高质量教育。

未来，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要解决从0到1的基础研究问题，还要解决从1到100，从100到无穷大的产业化问题。比起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中科院深理工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将是5至10倍的贡献。

【采写】张秀娟

【摄影】朱洪波

【视频】刘玳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