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转向再创新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要能够有效推动提升和加大企业之间相互的技术创新支持，即实现‘知识外溢’，创新就会不断的持续。”日前，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五届创新经济论坛”在深圳举行，该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等数位经济学专家，针对今年疫情带来的经济承压，探讨政府与企业如何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增长等话题。

刘世锦：

“过去地方竞争的是GDP，未来要竞争创新”

哈工大（深圳）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说，下一步经济要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增长，立足点还是要放到结构性潜能上。“所谓‘结构性潜能’，一是追赶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距的奔跑潜能；二是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技术进步上，并跑和领跑的潜能。而发掘出这些潜能，需要创新。”

如何有效推动创新？刘世锦认为，除了继续利用好并增强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条件好的优势，要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的流动聚集，形成一批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

“创新本身是有规律的，创新最活跃、出产品较多的就是区域创新中心。这不是人为制定的，而是在竞争中通过生产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的流动逐步形成的，近几年表现突出的是深圳、杭州、北京中关村等。但这不够，所以下一步还是要鼓励地方竞争，过去竞争的是GDP，未来要竞争创新，看谁创新能力强，可以成为区域性创新中心或创新型城市。”刘世锦说。

“应放宽高新技术领域市场准入，解决‘卡脖子’问题”

对于如何解决科技创新“卡脖子”问题？刘世锦说，要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进一步放宽高新技术领域的市场准入。“过去搞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但现在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被打破。事实上，往往是市场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或遇到的问题，是科学技术前沿和最需要突破的。”

刘世锦认为，解决办法之一或要适应新的形势变化，由政府牵头，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基础，形成一种新型的政府市场合作新机制。“揭英雄榜，谁有本事谁来干，向全社会开放，国有企业或者行业内外的民营企业都可以干，鼓励大家进入高技术领域。”

同时，他还呼吁加快补上高水平大学教育、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等滞后短板。“尽管近几年有些创新已走到前面，但时间长了，如果这些源头创新能力不足，将后劲不足。”刘世锦建议在创新靠前、科教资源丰富的若干城市，特别是创新活跃的城市，如深圳、杭州等地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

“在里面突破现有机制体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尤其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推生重大科学发展的机制和文化，进而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平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刘世锦说。

白重恩：

“营商环境的‘特惠模式’或不再适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和营商环境有哪些关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白重恩直言，过去我国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实现了高速增长，这实际与地方政府实施的“特惠模式”有关，帮助企业把事做成了，但得不到帮助的企业发展起来可能相对较困难。

“‘特惠’和‘普惠’是相对应的，‘特惠模式’在促进增长中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但前提条件是特惠的对象大都是效率比较高的企业，地方政府提供的帮助也主要是降低制度成本，不是提供廉价的要素。但高质量发展会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特惠模式’不仅不一定能继续起作用，过度支持特惠对象还会造成产能过剩和低效率的投资，也带来不公平问题。”白重恩说。

白重恩表示，高质量发展要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做出较大贡献，也就要求有更高效的投资和不断升级的投资结构。“比如，过去较多依赖于传统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这在经济发展初期很有效。但随着基础建设的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投资将不再能产生较高效率，所以要减少这类投资，增加新基建，以及对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高效投资。”

白重恩还提到，除了普惠型的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也更依赖于创新，更多企业尝试着创新，然后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不是很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将不会继续占用资源。

唐杰：

“政府应采取有效政策推动企业创新和分工发展”

面对疫情带来的压力，哈工大（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认为，危机恰是产生创新的过程，是因为危机具有清场功能，传统产业被淘汰了，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了。下降过程中，新企业、新技术、新思想由企业家组合产生了一种创新。

“创新就是新思想、新技术发现并不断商业化的过程。一个企业家成功，会出现若干企业家的模仿，最后大家竞争，产生一种创新的‘蜂聚’，进而加速了老生产结构的摧毁，也释放了更多的资源，创造出更有效的生产结构。”唐杰说，    深圳在2010至2013年间曾出现过一轮转型衰退，即大量老企业外迁。为此深圳采取了多种措施支持创新产业的发展，最终取得很大成功，恰是形成了“蜂聚”效应。

“政府政策的设计是重要的，政府的政策要跟随市场创新动态，以政府的公共政策来规范市场，引导企业创新行为，并能够有效的推动提升和加大企业之间相互的技术创新支持，即形成‘知识外溢’。”唐杰说，互相的知识溢出不仅提高了创新能力，一个企业也构成了对另一个企业的需求，企业就会出现共同的“蜂聚型”增长状态。

“因此当我们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转向再创新的过程当中，应采取有效的政府政策，推动企业创新和企业发展分工。在一个市场化的导向下，让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推动，相互成为投入产出方，创新就会不断的持续。”唐杰说。

【记者】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