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热议的“大学生偷外卖”事件，可谓一波三折。

据江苏南京市警方最新通报，“偷外卖”男子李某系大学毕业后到南京工作，因在租住小区订的外卖被人拿走，产生报复心理，从而多次偷他人外卖，并非像外界传言的“因饥饿偷外卖”。

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因为嫌疑人李某的大学毕业生身份、贫困家庭背景而一度引发讨论，呼吁网开一面者有之，主张就事论事但同时建议转治安处罚者亦有之，众说纷纭。

首先必须明确，偷外卖而且是多次，是绝对错误的行为，不仅与其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严重不相匹配（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高等教育，应该有更高的规则自省），甚至不论其社会身份、家庭处境如何，都不应该被原谅。

李某因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家庭经济状况不佳而获得舆论较多同情，但本案的被害一方同样可能是忙于工作、饮食不规律的上班族，是因为外卖丢失而被投诉被处罚的外卖骑手，外界对具体个案的讨论要警惕案外因素的不经意代入，而在司法程序已经启动的情况下，对本案的处理更要始终保持足够的专业与理性。

随着外卖经济的兴起，丢外卖也成了不少地方很多上班族的困扰，短视频平台上不乏各种偷外卖被抓包的剧情设计，新的经济、新的支付方式客观上导致传统意义的小偷几乎绝迹的同时，对准当下新兴生活方式下手的新式盗窃行为也在迭代，偷外卖是一种，覆盖并替换店家的收款码也是一种。

但从法律层面来说，盗窃还是盗窃，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到《刑法》都对不同程度的盗窃行为有相对明确的罪与非罪的界定，并匹配相应的处罚手段，而在最高法的相关司法解释中，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就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李某十几次偷外卖的行为，每一次都是将他人的合法财产进行了非法的占有和处分，本案案情所匹配的法律对待事实上并无不妥。当然，即便是在现行刑法的框架中，考虑本案的盗窃金额，法律给出的相应处罚应该也不会太重，“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量刑余地依然很大，足以充分照顾个案的具体情况。

7月14日，江苏省高院发文推进“类案强制检索报告制度”，明确要求对“法律适用问题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应当进行类案检索，以统一法律适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和确保司法公正。

南京此番“大学生偷外卖”案的后续司法处理，不妨进行类案对比，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对个案做出相应处理。即便是后续在立法层面对相对轻微盗窃行为的处罚做调整，也可能无法适用于本案。

有必要再次强调，不能因为舆论的某种同情以及当事人的教育背景、家境情况，而对其进行法律范畴之外的无原则从轻与宽待。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个案当事人的处境、个人发展，还与其他类似案件有所对照。就在几个月前，浙江杭州一起外卖盗窃案宣判，被告人阮某因在一年内五次偷盗他人外卖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有据可查就有十多次的偷外卖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属于《刑法》设定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况，更不能因为其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而做所谓罪错抵扣。最新情况中，当事人被取保候审，也只是具体强制措施的变化，并未涉及对案件定性的改变。

公正且统一的司法处理，应当充分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但同时也必须顾及类案的情况，让司法态度有基本的一致性。无论如何，多次盗窃外卖的法律处理，不应该出现夸张的罪与非罪的差异，这关系到对基本社会规则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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