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牵，福建侯官（即福州）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投身当年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任教于厦门大学。1929年赴日本留学两年。1931年秋，许崇清在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任上创办社会学系，聘朱谦之为教授，因朱谦之已应聘为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未能来校。1932年8月，应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来校任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朱谦之到校后首次公开活动，是参加1932年9月2日下午3时的"二十一年度文学院第一次教授会议"[1]。会上议决：各学系课程，先由各学系主任会同各学系教授编订彙交院长，会同各学系主任复核，再提交本院第二次教授会议决定"。在同年9月5日下午2时文学院各系主任联席会议上，史学系由朱谦之教授报告该系课程编订之要旨：“甲、史学系为社会科学之一种，应多备社会学科课目。乙、注意文化史与近代史之研究。丙、中国各部通史，应定为必修课目。”[2]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2年9月15日刊载校长邹鲁于9月12日在政务会联合纪念周上，报告中大概况，其中谈到，“史学系则改变向日古史家之侧重古籍与古物之研究，而以史学为社会科学之一，注重各种基本学科，注重文化史与近代史，注重理论史学”。

1932年9月15日，中大文学院院长吴康（朱谦之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发出《文学院布告》，公布文学院聘定各系系主任名单，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教授。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2年9月27日公布了《史学系二十一年各年级课目表》，这个课目表，及后又有若干补充，成为史学系的课程总表。该日报又于9月30日发布《本校函聘国学考试委员会委员》的消息，校长邹鲁根据文学院来函，同意成立国学考试委员会，“选任各学院博学长才之教授若干人，组织委员会办理。”史学系受聘的有系主任朱谦之教授和朱希祖教授两人。

1950年代，北大哲学系诸位先生在研讨。右起：冯友兰、汤用彤、朱谦之、黄子通。

朱谦之是民国时期任中山大学史学系（历史系）主任时间最长的系主任，从1932年8月至1942年8月，共10个整年；又是唯一一位任研究院历史学部的主任，从1935年8月至1947年2月。他兼任的文科研究所主任直至1947年2月文科研究所归文学院后，改设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历史学研究所之时；其所兼文学院院长，则在1946年10月聘王力为文学院院长时为止。朱谦之从1945年10月起至1952年10月院系调整时调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7年后，到中大文学院史学系任系主任。从朱谦之任史学系主任时起至任研究院院历史学部主任结束之时，前后共14年半时间，对中大历史学科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其贡献是突出的，其成果也是丰硕的。

图为朱谦之与叶麟、梁漱溟、黄庆（艮庸）合影。

朱谦之每学期都讲授几门课程，前后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能见到的资料计有：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方法论实习、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史学思想及历史哲学、文化史编纂法、专题研究、专门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近代经济学派批评、太平天国革命史、社会学史、两洋学史、中国思想及其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并有专题讲座，如《奋斗廿年》《音乐文学运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所见之中国》《战后文化展望》《现代史学之新倾向》《文化政治学》《文化法律学》《文化经济学》《文化教育学》《从屈原说到诗人的爱》等。

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历史哲学专题、中国思想史专题、中国文化史专题、中国社会经济史专题、近代史专题、经济史分期原理、地方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及方法、中西文化交通史、思忠史、艺术史、宗教史、史学方法实习等。1936年2月，他主持的历史学部“以国难日深，应亟为抗敌准备”，制订了《备战历史教育工作大纲》。

……

除教学外，朱谦之结合教学进行科学研究，在开展学术活动方面，也花很大力气，促进史学系和文学院学术活动的开展。尤其是以原学生学术团体史学研究会为基地，创办了学术刊物《现代史学》，成为饮誉史学界的不可多得的刊物之一。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2年12月21日报道《现代史学月刊创刊号昨已付梓》的消息：“本校史学研究会创办之现代史学月刊，经朱谦之、吴康、朱希袓诸先生之赞助（尤其是朱谦之先生）及该会同学之努力，第一期业已编辑就绪。……已于昨日（十九日）付印。”并刊有栏目及目录等。这份刊物是在朱谦之提议下创办的，创刊号《本刊宣言》是朱谦之撰写的，“标明宗旨是第一从历史哲学上认识历史的现代性，第二从史学方法论上认识现代史学方法的重要性，第三注重现代史与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的研究。”[3]这个刊物成了刊载朱谦之和史学系学生合力倡导的“现代史学运动”的有关成果。

朱谦之常和学生一起参加学术活动。如1933年3月18日，与史学研究会学生往黄婆洞旅行，并举行史学研究会第七届会员大会，朱谦之在会上讲话。又如同年4月4日，朱谦之带领史学系学生，前往中山、澳门等地，作为期三天的史料实地考察；1934年11月25日带史学系学生到白云山一带旅行，“尤注意于古寺石刻等之考察”；后又带学生往罗浮山等处旅行考察等。

……

朱谦之一生出版几十部著作，仅从1932年至1946年在中大史学系任系主任和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期间，所出版专著计有：《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印行）、《孔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民智书局印行）、《历史学派经济学》（商务印书馆出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中国音乐文学史》〔商务印书馆）、《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扶桑国考证》《商务印书馆）、《孔德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中国思想方法问题》(民族文化出版社）、《现代史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部）、《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中华正气出版社）、《文化社会学》(中华正气出版社）、《哥仑布前一千年屮国僧人发现美洲说》（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丛书本）、《中国文化之命运》（广东文化事业公司），共15部。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于1933年4月14日登文介绍《文学院朱谦之教授新著三种出版》：“本校文学院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先生，热心文化事业，生平著述甚多。来粤后，除努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外，并着手著写文化哲学，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等数书。至氏前著之历史学派经济学，已于前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哲学大纲及孔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二书，亦可于本月十五日前由民智书局印行。诸书皆立论新闢，引证详博，诚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之创作也。”

……

朱谦之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3月4日，当日寇侵占我国热河省会承德后，南京国民政府还表示与日本亲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朱谦之与何思敬、邓初民等95位教授，联名发出《本校教授通电反对中日亲善》。同年6月间，卖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后，朱谦之与吴康、高剑父等357位教授、教员，于6月21日联名发出《本大学告全国同胞书》，指责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呼吁全国同胞奋起抗日图存。6月23日，朱谦之又与全校371位教授、教员联名发出《本校全体教师致中央要电》，要求政府当局应立即抗日，以挽救民族危亡。朱谦之与全校师生一道，参加了学校响应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开展的各项活动，并积极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1月，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发生后，朱谦之与中大、岭大、勸大等校42名教授发出《广州各教授联名电请政府释放沈章诸先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的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于1937年9月初成立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国立中山大学工作区指导部时，朱谦之任第二团团长。同年11月底，该工作区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御侮救亡工作团时，朱谦之为文学院第三团团长。1938年"五四" 运动19周年纪念来临之际，朱谦之在4月30日纪念大会上，作了《抗战与五四运动》的长篇讲演，向广大青年学生强调，在当前国难比“五四”时更为严重的情况下，大家更要发扬“五四”时的“反帝抗日”精神，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难，英勇地肩负起发扬和扩展“五四”运动精神的使命！

在坪石艰辛办学期间，朱谦之1941年兼任文学院院长后，注意将学术活动寓于文艺活动之中，以丰富师生的精神生活。如在1941年9月16日晚文学院举办的音乐会上，朱谦之提倡音乐文学运动。当晚节目甚多，有京曲、粤乐、昆曲、歌咏等。“尤以洪深先生之笑话及京剧，黄友棣先牛.小提琴独奏，博得掌声不绝。”[4]

1944年3月至6月，研究院院长崔载阳教授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期间，由朱谦之代理主持研究院工作，朱谦之组织各种活动，在困难环境下活跃学术气氛。

1944年3月18日，朱谦之组织研究院员生讨论蒋介石著《中国经济学说》一书，并邀请法学院王亚南、胡体乾、董家遵，文学院陈安仁、郑师许诸教授参加。讨论题是“一、中国经济学的特质。二、中西经济学说之比较。三、中国经济学说之哲学基础。四、中国经济制度。五、计划经济的原则。六、中国经济思想”。“这次座谈会实为中大罕见的学术座谈会，当时记录,可惜因为原书'暂时禁止发行，以致没有印出罢了 。”[5]

同年5月5日是纪念屈原诗人的节日，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面举办诗歌朗诵大会，文、法、师、农各学院均前来参加大会节目，参加者有李笠、盛成、张为纲等多人，“情况极其热烈”。5月15日，又举行音乐文学演讲会，请黄友棣为研究院员生演讲《歌剧与朗诵》，到会听众70余人，“极一时之盛”。

恢复中国科学史社的活动。朱谦之追忆，1936年，“我发起中国科学史社，并为史学系特设中国科学史奖金规程，于1939年及1941年曾两次由学校公布。此项提倡，旨在发扬中国固有之科学文化，发扬新型历史，并谋历史学者与科学者通力合作，以发扬及推进中国之科学文化。”[6]为此，朱谦之决定继续恢复其活动，于5月16日，在研究院召开原会员大会，宣布开会宗旨后，“即修正本社社章，选出理事何杰、朱谦之、梁伯强、容肇袓、张作人、王亚南、胡体乾、陈定谟、莫绍揆、李白华、黄际遇、吴大基等十五人。并推出常务理事何杰、朱谦之、张作人、王亚南、胡体乾等五人。通过借文科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为科学史专号。”[7]

1944年11月朱谦之受聘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后，11月30日召开所务会议，“议决延聘两学部名誉导师各10名。12月8日起，开始两种学术讲座，一、现代史学思潮十讲。二、文化类型学十讲。”[8]

抗战胜利，中大复员回到广州后，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以朱谦之为院长的文学院，率先于1946年1月15日正式上课。经过抗战期间的多次搬迁，时局动荡不安，学习环境欠佳，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朱谦之为引发学生对读书的兴趣，于2月11日在文学院发起读书运动。为提高学生写作水平，鼓励学生出版富有学术性的壁报，还捐出国币2万元，给中文系出版《现代文学》，外文系出版《The Atck》，历史系出版《历史与文化》，哲学系出版《现代哲学》，师范生出版《文化与教育》。[9]同时从2月开始，朱谦之为主任的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则正常开展学术活动。1946年上半年，研究所定期于每星期一举行一次学术讲演，朱谦之作过两次演讲，题目是《中国史学最近的新趋势》和《经济史分期原理》。

这期间，朱谦之主持的文学院，还与法学院联合举行专题学术讲演，以增进学生研读的兴趣。请著名小说家茅盾(沈雁冰）主讲《和平民主建设阶段之文艺工作》。[10]而文学院本身，朱谦之在发起读书运动的同时，便把各项学术活动开展起来，立即举办学术演讲会，他多次演讲，题目有：《奋斗八年》《音乐与学习》《文艺复兴期欧洲文学中所见之中同》《战后文化之展望》《从屈原说到诗人的爱》《现代史学之新倾向》等。从1946年5月25曰起，文学院又定期举办文化科学讲座，朱谦之带头讲了四个专题：文化政治学、文化法律学、文化经济学、文化教育学。

……

注释：

[1]《二十一年度第-次教授会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2年9月5日。

[2]文学院各系主任联席会议记录》，《国立中山大学时报》1932年9月10日。

[3]朱谦之：《中大二十年》，《朱谦之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4]《号召音乐文学运动,文学院昨举行音乐夜会》，《国立中山大学时报》1941年11月17日。

[5][6][7][8]《奋斗廿年》，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1946年8月出版。

[9]《文学院朱院长慨捐巨款倡导出版学术性壁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6年2月27日。

[10]《文法学院联合学术讲演今日举行》，《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6年3月22日。

（以上图片来源网络，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本文摘抄于黄义祥所写《现代史学的倡导者朱谦之》一文。）

来源：南粤古驿道网编辑：黄叙浩 周妙妙